赞美女酒窝(纤纤十指，胜过十万长缨——记谍战玫瑰沈安娜)

2018-10-31 18:39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王索妮 尹宇晓 通讯员 蒋文栩

1935年初的一天，天空彤云密布，朔风阵阵，冰寒彻骨。

19岁的沈安娜提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离开了上海，直奔杭州。

老式的绿皮火车“轰隆轰隆”缓缓朝前开着。安娜静静地倚在车窗前，看着玻璃窗上一片雾气濛濛，凝眉不语。她的脸因衣着单薄而冻得有些苍白，然而她的心里却分明揣着一团火苗，燃烧着炙烤着，让她的眼神格外清亮，带着一点毅然的绝决。

几天前，沈安娜刚刚接受了党组织的绝密使命，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担任速记员，相机开展情报工作。也就是在那次接受任务的谈话中，她才知道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姐夫、同校学长华明之都是共产党员！尽管时常在他们三人的熏陶下学习革命真理、阅读进步刊物，但乍一听闻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三人都是令人敬佩的共产党，安娜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憾。

一定要参加革命，像姐夫和学长那样救国报国。安娜在心里小声对自己说着，杭州、西子湖，将见证我“白皮红心”的青春岁月……

啼声初试声声脆

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后，姐姐伊娜写了封“暗语信”，暗示安娜回上海汇报工作。安娜就以回家取行李为由，向科长请了假。

安娜所在的议事科，专门负责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的各种重要高层会议的秘书、会务工作，油印和保管机密文件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临走之前，安娜分几次偷偷从印得不是很清楚、尚未销毁的油印机密文件中，抽了几份自认为有用的文件，又带上了几份高层会议的原始速记稿，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大模大样地坐火车回上海了。

到了上海姐姐姐夫住的亭子间里，安娜抑制不住喜悦，得意地对姐姐说：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姐姐伊娜打开小皮箱一看，几份浙江省政府的机密文件赫然在目，不由得吓了一大跳，批评安娜道：你真是个冒失鬼，这么做多危险啊！

安娜觉得很委屈，对姐姐说：你们不是叫我搜集情报么？我拿回来了，还说我！

姐夫舒曰信边翻阅安娜带回来的文件，边鼓励她说：不怪你，你干得很好，回头我再教你一些密藏的方法。

安娜还是第一次听到“密藏”一词，心中不禁打了个激灵，意识到自己真的太大意了，原来秘密情报工作需要步步谨慎，半分也大意不得。

安娜带回来的几份国民党策划“清剿”的情报递交上去后，当时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是安娜他们几人的直接领导）一看，非常高兴地说：这都是重要情报啊，安娜第一炮就打响了！

第二天，王学文约见了安娜。

安娜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却被姐夫舒曰信制止了。

安娜，不要记录。舒曰信说，只能记在心里。

安娜难为情地马上把速记本收了起来。

王学文向安娜详细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概括起来是“五条原则”：第一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绝对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第二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第四要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站稳脚跟，安全隐蔽，做好秘密情报工作。安娜在今后十四年丹心素裹的潜伏生涯中，认真踏实地践行了这“五条原则”。

王学文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和安娜的工作条件，特别布置安娜今后要注意搜集国民党“清剿”的军事情报。

在上海聆听了领导教诲，学习了简单的密写和密藏技术后，安娜又踌躇满志地踏上回杭之路，犹如一只羽翼渐丰的小鹰，向着更高更深远的天际飞去……

危机四伏巧周旋

安娜陆续搜集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对闽浙赣、皖浙赣边区的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的情报计划，内容包括军队建制、军事措施、公路碉堡、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部署和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评估等文件，以及各种“清剿”报告，连同附件、图表等，都摘抄下来，通过交通，陆陆续续安全地送给了王学文。

王学文将派遣安娜打入浙江省政府，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的情况，向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作了报告。王世英在1945年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中提到：“……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即沈安娜）去，能得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1982年，王学文在见到安娜和明之时说：当时有两条线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军事情报，一条是长沙，一条是杭州，就是你，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世上的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像安娜这样的“潜伏者”，危险还是不期而至了。

安娜住的是集体宿舍，同宿舍有个女职员，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气与机关职员不大一样，江湖气很浓，安娜就在心里偷偷称她为“江湖小姐”，并时时对她保持警惕。

有一次，安娜正在宿舍里密写情报，“江湖小姐”突然回来了。门被安娜拴上了，她用钥匙打不开，就疯狂地砸门，并大声叫喊：“开门！开门！”

安娜吃了一惊，连忙把隐形药水和信收好，然后才从容地拉开窗帘，打开门。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江湖小姐”一进屋就盛气凌人地指责道，并用警觉的目光在屋里四下搜寻。

安娜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木箱，里面装着衣服之类的东西，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一些所谓的“细软”，还有刚发的薪水和那瓶白色的隐形药水。小皮箱摞在木箱上面，平时是锁着的，刚才因为匆忙，还没来得及上锁。“江湖小姐”的目光在上面停了一下，然后故意弯腰往床底下看，察看半响才带着怀疑的眼光扬长而去。

安娜以为她没有注意到小皮箱，暗自庆幸刚才是虚惊一场。可是没想到，“江湖小姐”很狡猾，安娜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的第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第二天，安娜下班回到宿舍，发现那个小皮箱被人撬开了！安娜立时感到脑袋“嗡”的一下，急急忙忙察看小皮箱，还好药水和钱都在，而出于防范意外的本能，安娜把那封密信放在自己身上！

安娜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细细揣测，这是什么人干的呢？如果是小偷，不会不偷钱；如果是特务，那不会把药水留下。她再去看门上的锁，也没有发现被撬的痕迹，那么一定是“江湖小姐”干的！

安娜正在思虑着对策，走廊上传来噔噔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江湖小姐”回来了。

X小姐，安娜气愤地迎上前去，质问道：我锁着的箱子被人撬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本以为她会抵赖，没想到她居然很坦然地回答：我撬的。

你凭什么撬我的箱子？！安娜也不示弱，厉声喝道。

我看见你有一瓶白色药水，怀疑你是共党特务！“江湖小姐”信口开河地说道。

安娜的瞳孔骤然紧缩！

西湖边的风一向是暖暖柔柔的，然而安娜此刻只觉得脊背一片冰凉。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吧，但却是安娜第一次面对危机时自我救赎的艰难时刻。

面对“江湖小姐”恶狠狠的眼光，安娜的脸上丝毫不露紧张的神情，只是不动声色地回瞪着她，心思却如同飞轮急转：如果她真的认定我是共产党，那么现在我就不可能在这里，早被抓起来审查了。看她说话的口气，不像是背景复杂的特务机构中人，如今只能以攻为守，先探她的虚实再说！

于是安娜反击道：你说什么？共产特务？笑话！那是一瓶脚气药水。你撬我的皮箱，盗窃私人财物，还要诬陷我是共党！我要禀告上峰，治你的罪！

“江湖小姐”见安娜口气强硬，还要告她偷盗，一下子软了下来，说道：沈小姐，我真的没拿你的东西，我只是想看看，你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你也不能私自撬别人的箱子啊！安娜故意摆出一付得理不让人的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检查一下箱子，看看你的东西少了没有。“江湖小姐”连声道歉。

安娜本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佯装检查小皮箱里的物件，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嗯，东西倒还都在。然后又故意拿出那瓶白色的隐形药水，对“江湖小姐”说：这脚气水很灵的，你要不要试试？“江湖小姐”连忙说：谢谢，谢谢，我没有脚气。

一场危机被安娜巧妙地化解了。事后，安娜迅速把药水处理掉了。经历了这事，安娜意识到集体宿舍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更不能在集体宿舍里写“药水信”，必须改变工作方式。

她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元燕科长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厚道、有学问的好人。经请示上海的领导同意，安娜便经常去科长家串门，很快与科长太太热络起来，认了她作“干娘”。

有一次，安娜看到科长家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就对“干娘”诉苦说：机关女宿舍非常拥挤，男职员老来找女职员出去吃饭、闲逛，真讨厌。干娘家房子宽敞，能不能把放杂物的小房间租给我？这样生活安静些，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科长太太与丈夫一商量，痛快地答应了。安娜很快搬进了科长家楼下的小屋，既可以避免别人的纠缠与干扰，又可以专心摘抄和密藏情报。安娜还利用空闲时间辅导科长孩子的功课，与科长一家相处得非常好。这个老实正派的上司，无形中帮助和掩护了安娜的秘密情报工作。

爱情之花灼灼开

自从白色药水被“江湖小姐”发现后，安娜便不再写“药水信”了。上海王学文指示：安娜是情报员，不宜兼跑交通的。于是组织上派安娜在“南洋高商”的学长华明之定期去杭州，向安娜传达组织意图，具体指导安娜筛选鉴别情报素材，并由他将有用的情报伪装密藏，带回上海。

华明之接受任务后，常在假日乘早班火车到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俩人有时会到西湖边人少的地方谈工作。为了排解安娜在国民党衙门机关工作的烦恼，明之带了口琴和歌谱，教安娜唱《毕业歌》等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

1935年的春天对于安娜和明之来说，在紧张的工作中充满了甜蜜回忆。随着一次次的接头会面，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日俱增，一股莫名的情愫在俩人的心中弥漫开来。后来俩人异口同声说“秘密情报工作”是他们爱情的“催化剂”。

随着他们感情逐渐热烈，于是想走到比西湖更远些、人更少一点的地方去。情侣们总是喜欢在幽静的地方约会，人越少越好，最好这世界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于是，他们去了杭州郊外的“九溪十八涧”。

春日的九溪峡谷十分幽静，连天空也凝成了一片碧蓝澄澈的水晶。天气晴朗，日色若金，涧边吹拂过的一线凉风都带着郁郁青青的水气，令人心旷神怡。有早莺在树上滴沥啼啭，鸣叫得甚是欢畅。

1948年，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

安娜和明之走累了，就在溪边休息。

明之说：听人家讲，这里水好，到了这里一定要用溪水洗洗脚，能洗去晦气，洗来福气。说着就除了鞋袜，将脚伸进水里。

安娜却犹犹豫豫地不肯脱鞋。明之问她为什么，她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小时候缠过脚，有点变形。

明之听了，安慰她说：现在好了，我们一起反封建，闹革命，决不让那些束缚中国妇女的封建礼教再伤害我们的姐妹了。

听他这么一说，安娜就大大方方地脱了鞋，把“解放脚”伸进水里，一边洗，一边孩子气地说：洗去晦气，洗去晦气！

俩人并肩坐在溪边，心里眼里均只有对方，周遭的一切恍若不见。

安娜看到自己有点变形的双脚，羞涩地说：如果当时我不反抗裹脚的话，我就是个小脚女人了，也见不到你这位……好同学了！

明之深深凝视着安娜的眼睛，鼓励她说：反对封建礼教，就是要把广大妇女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你看你现在，不但不用再裹脚了，还到上海念高中。他温柔地靠近安娜，贴着她的耳边悄声说道，还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当公务员。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就像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安娜莞尔一笑，一双小酒窝儿若隐若现。她看到明之的瞳仁里，自己熏然若醉的酡红双颊，只觉得岁月静好，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正在俩人心中悄然绽放。

溪水潺潺从他们脚下流过。安娜感到明之的爱也像这溪水一样，缓缓流进了她的心田。偶有一只流莺“嘀”一声往空中飞翔而去，搅动了漫天流丽灿烂的阳光。

耿耿长夜寻曙光

安娜和明之结婚后，明之考入浙赣铁路局任会计，和安娜一起在杭州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自从有了明之在身边，安娜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像一条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终于靠上了码头，明之就是她坚实的“码头”，从此俩人相濡以沫，走上了充满艰险而又幸福的人生道路。

明之每次自上海回来，总要给安娜细细传达组织指示。先讲形势，再讲搜集要求，安娜听后总感觉心明眼亮。过去获取情报后，安娜要自己整理、密藏，现在她只需把情报素材拿回来，后面的事都由明之接着做。明之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理论水平高，提炼能力强，安娜获取的材料经他归纳整理，就会成为一份要领明确、逻辑严密的情报资料。明之的手指很长，很灵巧，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别人就很难发现。

安娜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按照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自爱自重，从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与别人议论机关里的任何人和事，给人以老实正派本分职员的印象。她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一般人的语速，完全能一句不落地记下，字也写得端正，因此很快取得了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安娜去做速记。

朱家骅

平静的日子没过 多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打进来了。“七七事变”发生后，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上海的上空，新的战事一触即发。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作为速记员的安娜紧张地忙碌在省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给省政府发来不少重要文件，这对于安娜来说，无疑是丰富的情报资源，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省政府的指示，以及在中共游击区遏制共产党活动的措施等，其中很多是原件。明之特地上街买了一筒饼干，把情报放在饼干筒的底部，上面用剪好的硬纸壳挡住，然后再装上饼干，一般很难发现其中的秘密。

1937年8月，党组织派沈伊娜到杭州取情报。伊娜向安娜和明之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如果战事扩大到杭州，就跟着省政府走，等待时机，党组织会与你们联系的。

沈安娜使用过的速记符号

“8·13”事变第二天，十八架日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出击，连续击落6架敌机。据史料记载：此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即以0：6的光荣战果，写下了空军“8·14”光荣历史。第三天，日机两次空袭杭州，第一次被击落3架，第二次被击落1架。两天共击落10架日本飞机，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灭了日本的威风。

安娜在杭州，亲眼目睹了“8·14”、“8·15”杭州空战，她的心随着飞机在翻滚：杭州现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将不知被炸成什么样子。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2月24日，杭州失守。安娜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往金华。

上海、南京、杭州的先后沦陷，让安娜倍感国破家亡之痛。

入夜了，漆黑的夜空新月如眉，寂寂无声。可是在这宁静的夜里，安娜却久久不能入睡。“8·13”事变后，安娜与党组织的联系就中断了，想到茫然的前路，她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可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她和明之反复商议。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也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明之认为，上海沦陷，他们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说不定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迁往武汉了，于是他们做出了一生中重大的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的苦苦地在战乱中寻找党组织，也有一些人就此脱党，无奈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安娜与明之何尝不想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而去武汉、向西走，这意味着离亲人越来越远了。然而这一对红色伴侣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他们的信仰无比坚定，对党的绝对忠诚让他们不退缩、不沉沦，即使在漫漫长夜失去组织的指引时，也依旧执着地追寻着党的足迹，追寻着心中那一片曙光。

1938年春节刚过，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安娜告别明之，只身一人开始了到武汉去找党的艰难历程。她那时未知，她这一走，已经踏上了她生命中最辉煌的舞台，今后的岁月里，她的纤纤十指，将胜过无数猛烈的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