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网(总编胡锡进退了但网红胡锡进未退，总编是主义网红是生意)

壹

胡锡进退休在自媒体上成了一个大热门。

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系的总编辑，一个堂堂正厅级高干，居然活成超级网红，的确是一个异类。

也许我太闭塞，是最近几年才知道此人的存在，而且是通过自媒体。所以网红是我对胡锡进的第一认知，什么环球日报总编，是躲在网红之后的。

从收入结构上也是如此，胡锡进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都是几百万粉丝的大V，流量巨大。有传言说他的年自媒体流量收入在千万以上，远远高于他的总编工资。当然这些收入他不能全要，还要分给把他打理这些账号的公司。

譬如，“胡锡进观察”这个公众号就是由上海已得文化传播公司运营。

这意味着胡锡进实际上有两个身份、两份工作，一个身份和工作是网红，另外一个身份和工作是总编。从收入结构上看，其第一身份和作用是网红，总编只是第二身份、第二工作。

总编是体制内的，有很多清规戒律，要谈主义，且收入不高，但却可以积累人气、撬动国家资源。而网红则可以将人气转化为流量，实现高额变现，尤其是由资本所支持、公司化运营之后。

因此，总编是主义，网红是生意。

总编胡锡进退了，网红胡锡进并未退。不仅未退，而且可能会加油干，因为退了、自由了，可以不谈客套的主义了，而专心做网红生意了。

当然国家高级干部身份的网红，也可能被迫退休，譬如张召忠将军。张召忠是网红将军，胡锡进是网红总编。

作为拥有巨大流量的网红，张召忠为何突然消失，因为违反国家政策，更是违反军纪。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人员，不能兼职、经商，军人、高级将领更是不能兼职、经商，退休了也不能。

张召忠经常无意中在节目中炫耀自己的少将军衔，动辄以将军自居，但却将党纪国法置之脑后。退休后的张召忠居然大摇大摆地开起了公司，而皇之地做起了生意，做起了网红生意、流量生意、爱国生意。

其实在未开公司之前，象胡锡进一样，网红也成为其第二职业，其自媒体账号也是由其他公司来运营。这已经违规了。只不过自媒体是新生事物，尚未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没有引起纪委的注意。

环球日报总编的行政级别应该是正厅，这已经是国家高级干部了。身为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去从事第二职业，而且是收入不菲的第二职业，显然也是违规、违纪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他们都是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同时也都是网红，做着网红生意，其自媒体账号也都有专门的公司来运营。

张维为的公众号由上海观察者信息技术公司运营，金灿荣的则由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公司运营。最近靠揭发联想而大热的司马南则金灿荣同一家公司。

但司马南不是总编，也不是教授，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不存在违规、违纪的问题。

也就是说，张维为、金灿荣和胡锡进一样，都存在双重身份、双重职业的问题。胡锡进第一身份是网红，第二身份是总编。而金灿荣、张维为则是第一身份是网红，第二身份是教授。

仔细梳理这些总编教授们背后的签约公司，最终会聚焦到两个人身上，而这两个人则关系密切，存在交集。这两人就是李世默和饶瑾。胡锡进、张维为的公司属于李世默系，而金灿荣、司马南则是饶瑾系。

可以说，李世默、饶瑾开创了一个行业：爱国流量业，是业界大佬，是金主和老板，而那些总编、教授们则更像签约艺人。

李世默是60后，18岁就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不知何故赚了大钱，并从事投资工作。

饶瑾是85后，清华大学毕业，因2008年创建anti-cnn网站而成名。2008年中国奥运圣火在西方传递期间，西方媒体在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歪曲报道，引发国人愤慨。饶瑾嗅到商机，创建网站专门对外媒进行驳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

随后，饶瑾将anti-cnn改名为四月网，以商业化，并招募风险投资，而李世默则是其投资人。后来，李世默又自己成立了一家网站：观察者网。

作为美国成功的商人，李世默非常熟悉美国规则，并企图将其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特殊的情况相结合。美国的规则是，资本可以决定和操控一切，不仅绝对选举、决定政策，还可以决定学术、决定舆论。中国特殊情况是，巨大的爱国热情，以及基于爱国热情的舆论和流量。

然而，李世默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真正的中国规则、中国逻辑。事实上，不仅很早就移民美国的李世默不了解，即便很多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并了解。

贰

要理解中美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必须理解义利之辨，中美差异也是中西差异。

明白了义利之辨后，就会明白中国文化是二维的，既有利益的维度、利益逻辑，还有义理的维度、义理逻辑。西方文化则是一维的，只有利益这一个维度和逻辑，而缺失义理，缺失义理的维度和逻辑。

我们既承认利、又承认义，只不过认为义是高于利的。更准确地说，义是独立的，而利是不独立的，利必须服从义。

这就是《周易 系辞》说的“利者，义之和也”，利必须去和利，必须与义相合，必须是有义之利。如果利不去与义相合，而违背义，成为无义之利，那么利就是成为不利，就成为恶。

注意，只有“利者，义之和”，而绝无“义者，利之和”，因为义是独立的、高于利的，只有利和义，而无义和利。但是，现在往往偏有“义者，利之和”的说法，意识是利益分配公平就是义。这也是将义看成利的附属品，看成利益的分配状态。完全错误。

利益的分配公平的确合乎义理，但是义理本身是超越利益的，而是本于人心的，甚至说就是人心，或者人心的基本属性，与利益无关。

也理解这一层，就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义理-心性-人民”三位一体的特征。义理、心性、人民三者说的是一回事，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侧面。

宋明理学说“心即理”、“性即理”，就是说心性就是义理。但是，宋明儒家忽略了人心，更完整地说是：义理即心性即人民。

义理是从外在的关系和秩序上说，就是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心性是从内在人心上说，也是人的本质上说，思考判断功能上说；人民则是从人上说、人本上说。

我们的祖先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中人为贵，要以人为本、人为贵，就社会整体来说，就是民为本、民为贵。

而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根源在人会思考，而其他动物则不会思考，他们只会按本能生活，而本能则是固化的程序。思考活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思考是人的本质。由此，我们的祖先抽象出一个概念：心。心是对思考获得抽象，是虚拟的掌管思考活动的器官，就如孟所说“心之官则思”。性则是心之性，即思考功能的属性。什么意思？就是人在思考判断时所依据的基本准则，是非准则、善恶准则等，而这些准则是人生而有之的，内在于人心的，是人心之天然属性。

人在做事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与人和物发生关系的过程，但是我们是以人为本的、重人轻物的，这样，就把物忽略掉，做事的过程就是与人发生关系的过程，或者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同时人做事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物思考判断，和基于思考判断去选择和行动的过程。行动是基于思考的，而思考则是人心所掌管，是人心的发挥和展开，而人心有是基于天然本性去思考和判断的。最终人的行为中是包含着人心、人性的，具体表现为行为和合理、得体，即合乎义理。

具体来说，可以从个人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来看义利之辨，以及“义理-心性-人民”三者关系。

从个人的层面看，人的本质在心性，是一个绝对独立自由的心性主体、思考主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心性成熟，并独立自由地发挥心性。这就是《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遵循本然心性，让本性心性独立自由地发挥、施展，这就是道。

我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也是“义理独立”、“义理自由”。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都是在强调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绝对性，不依赖于任何的外在条件。

三军之帅之所以可夺，因为其帅位是有条件的，要依靠三军的支撑，而再强大的军队都是一定可以被战胜的。匹夫是普通的个人，志是基于思考的判断，匹夫之志不可夺，是因为他如何思考如何判断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如果他自己愿意坚持自己的判断，任何外力都无法改变。外力对他的极限改变就是将其杀死，但是你杀死他并没有改变他的意志。人死了，意志未变。

孟子的话其实是对孔子的扩展诠释，增加了贫贱、富贵、强力三个具体条件，其实包括无穷。实际是说，人的意志是可以不被任何的外在条件改变的，是可以绝对坚定的，至死不移，这就是“大丈夫”。其实这个“大丈夫”，就是意志坚定的“匹夫”。

孟子说的“贫贱、富贵”，其实包括两层，贫富和贵贱，贫富是钱的多少，就是资本的多少，而贵贱则是官位的高低。是在强调，人的意志、品格，不应该受资本的影响、官位的影响，是超越资本和官位的。

到了陶渊明则有一个更场景化的表达：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就是资本，用现代的话说，人不应该屈从和受控于金钱、资本。

这就是义利之辨在个人层面的呈现：意志、人格就是义，贫贱、富贵就是利。

叁

义利之辨表现社会治理上，就是一个行业分工问题。中国已经基于义利之辨的原则，形成深入到社会实践中的行业分工，而不仅仅是价值宣贯、道德宣贯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行业分工式社会，也只有中国是真正的行业分工社会。西方古代是阶级社会，而非行业分工社会。现代的西方标榜和崇尚行业分工，但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行业分工，但与中国相比，并非实现真正的行业分工，仅仅地半行业分工社会。

从根本上来说，心性独立是行业分工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独立的思考判断主体，行业分工是人基于独立的思考判断所自然形成的交易协作的结果。西方至今并未形成中国式的心性和心性独立的概念，西方人至今没有实现心性独立。

具体到行业的表现上，中国真行业分工与西方半行业分工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行业分工的程度不同，中国程度高，而西方低。高低这么来评判？看分工的个人化程度，即是否是个人来独立地承担一向产业功能。在中国的产业分工中，是倾向于个人化的，而西方的份工则是集团化的。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美国的零售业业态以大型超市为主体，譬如线下是沃尔玛，线上则是亚马逊。沃尔玛经营很多商品，内部也分成很多分店和部门。沃尔玛属于零售业，零售业相对其他行业是行业分工的，但是，其分工形式则是一个大集团。集团有很多员工吗，但这些员工的业务都是服从于企业指令，并非独立的决策者。亚马逊也是一样。

中国的零售业业态中，主体并非大型超市，而是线下的小商品城，或线上的淘宝店。在小商品城中，是密密麻麻的摊位，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老板，他们是个人化的独立决策者。线上中国最大的零售商是阿里，其模式就是将线下的小商品城搬到网上，淘宝、天猫只是平台，密密麻麻的淘宝店是个人化的独立决策者。其实拼多多也是如此，只是价格更低。

尽管我很欣赏京东的服务，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以自营为主的京东永远不可能取得美国亚马逊一样的地位，中国最大的线上零售商一定是淘宝模式的。

显然，中国的行业分工是个人化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进行分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交易和协作。而美国的分工则是集团化的，以集团、企业为基本单位，表现为集团之间的交易和协作。

第二个层面是，整体行业分工的结构不同。西方的行业分工仅仅经济领域之内的分工，而中国的分工还有超越经济的政治分工。在中国政治、政府、做官，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叫政治业。对个人而言，从政就是从事做官这个行业，即仕途。从社会整体看，政治业就是“士农工商”四大行业中的“士”。

在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的政治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也唯有中国的行业分工中包含着超越经济、非经济的政治业。现代西方的政治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是依附于经济的、依附于资本的。西方的行业分工中，只有经济类行业，而缺失政治业。

也就是说，西方的行业分工在结构上是残缺的，只有经济，而无政治。同时也说明西方政治是畸形政治，没有实现行业独立，没有独立的政治。

为什么这样？根源就在于西方义理的缺失，只有利这一个维度，而缺失义这个维度。中国的行业分工就是基于义利两个维度的，整个行业就分为两大部类：基于利的是经济业，基于义的是政治业。西方缺失义理，在行业分工上只有一个部类，基于利的经济业。

因此，政治业就是义理业，专业地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维护义理秩序，提供义理教化。政治业与经济业之间是行业协作关系。政治业为经济业提供义理服务，经济业为政治业提供经济保障，即税收。

这就是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力者食于人”。劳心和劳力是指工作方式，劳力就是指经济生产，劳心就是非经济生产。劳力生产产品，劳心不生产产品。“治”非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而是用义理去治。“治人”就是通过义理服务而实现义理化的关系和秩序，就是提供义理服务。“治于人”就是接受义理服务。

孟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阐述分工机制的人，而孟子阐述分工机制的目的就是说政治也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因此，孟子也是第一个阐述政治业的人。

孟子阐述行业分工以及政治业，并非是思想发明，而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二维式的行业分工模式，其雏形是随着义利思想的出现而出现，即随着中国文明的出现而出现。而且，这种分工模式渗透到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层，渗透到中国人心灵和思维的深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核心制度，代代相传、坚不可摧。

这种分工模式的正式形成则是随着政府的出现而出现。政治在中国的出现是在尧舜时期，这种分工模式，也就成为尧舜之道的核心。我们尧舜时期的祖先，基于义利之辨的原则，进行了伟大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政治业和经济业的分离，确保了经济也和政治业的双独立。从此尧舜之道也代代相传，超越朝代的更迭，超越时代的变换，延续至今。

今日之中国，其理念内核和制度内核依然是尧舜之道。

实现这种二元式分工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政治业和经济业的真正分离。只是实现了真正的分离，才能确保二者的政治独立，使得二者成为独立的行业，独立的行业部类。

为了确保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尧舜时期的先人们，在政府形成之初，构想出一个伟大的制度原则：“不与民争业”，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什么意思？就是对于从事政治业的人，对于进入政府做官的人，不能从事任何的以谋求私利为目的的经济生产活动，不能经营任何的经济产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员的经济权被剥夺了。经济权只有人民有、老百姓有，官员不能有。

官员的收入只能来自国家给的俸禄，在俸禄之外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的收入。而国家的俸禄则是来自人民的税收。

官员被剥夺了经济权，但是被赋予了一项新的权力，就是义理权，以保障官员维护义理化的秩序，为社会提供义理服务。

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被剥夺了私权，但被赋予了公权。人民拥有私权，但是不能干预公权。这样就是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实现了公权和私权分离，其基石则是义利的分离。

在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和阐述“不与民争业”的是董仲舒，就在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中。将孟子的分工思想和董仲舒的不与民争业思想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弄清中国政治模式的要义所在。可惜自西汉以来，在学术上尚且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前面说了，这种二元式的分工模式，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实践深层，甚至成为中国的文化本能。不是说，董仲舒不说，大家都不知道了。实际上，西汉之初，刘邦曾做出一个政策规定，禁止商人从政，其实实质就是对“不与民争业”的发展。禁止商人从政的对应面，就是禁止官员经商，实现官商分离，确保官商二者的独立。

此后，禁止商人干政，禁止官员从政，禁止官商勾结，就成为重要政治原则和制度原则，直至今天。

现在，我们要求国家公职人员禁止从商，禁止兼职，其实也是对“不与民争业”这一尧舜之道内核的继承和发展。

肆

在义利之辨中，义是独立的。表现在个人上，人格是独立的、心性是独立的；表现在制度上行业上，政治是独立的。其实还可以表现在学术上，学术也是独立的，学术和核心就是研究心性的独立和义理的独立。

而美国、西方由于缺失义理，缺失义，而只有利益、利，因此，即无法实现人格的独立，也无法实现政治的独立，还无法实现学术的独立。人格、政治、学术都是依附于利益的，依附与资本的。因此，资本可以决定和操控学术、政治政策，也可以操控舆论。这是西方的规则和西方逻辑，是利逻辑，也是资本逻辑。

而中国的舆论、政治政策、学术（真正的）有着独立逻辑，就是义理逻辑、义逻辑。因此，熟悉美国逻辑的李世默，对中国逻辑一定是陌生和无知的。他将美国的利逻辑、资本逻辑引入中国，企图用资本来影响舆论、学术和政治政策，注定是徒劳的。

中国的一流人物是不会屈从于资本的，换句话说，李世默、饶瑾们用资本是不可能招募到中国的一流人物的。同时，用资本招募总编、教授，也是违背“不与民争业”的千古古训和古制的，也是违背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从商和兼职的要求和纪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