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涛(“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些”)

“你确定要强制腾退吗？”

“嗯。”

“这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而且房子中住着两位老人。”

“我知道，但事关申请人和买受人的合法权益，事关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不由得我们裹足不前。”

“你考虑过强制腾退后可能引发的问题吗？”

“考虑过。一方面，房屋拍卖款在清偿债务后有上百万的结余可以发还被执行人保障其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我们要拿出细致的方案，尽可能减少强制腾退对两位老人生活造成的影响。”

这是2023年12月中旬，我和团队在讨论一起强制腾退案件的方案时发生的一段对话。

我叫孙锋，是一名在法院工作近14年的“老”同志，同时也是执行岗位的一名新兵。刚刚调整到执行一庭工作两年不到，我感觉像一块泡在大海里但已经吸满了水的海绵，执行工作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且，执行工作本身也太多了，而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容量有限的磁盘，不断重复着写入、覆盖、再覆盖的操作。虽说临近年底，结案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但我必须还要分身处理一些棘手的案件，其中便包括这件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件强制腾退案件。

案件起因于一笔民间借贷。两位老人为了支持儿子郭某创业，将自己唯一一套住房抵押给了相熟的债权人。结果郭某经营不善，蚀了本钱。债权人找上门来，两位老人一筹莫展，但又不情愿把房子卖掉。债权人无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我在了解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后，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有转圜的余地。考虑到两位老人年纪较大，为了尽量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我多次联系郭某，询问他们的困难和打算，希望尽力协调出能让双方满意的和解方案。

沟通的过程还算顺畅，我似乎看到了和解的曙光，然而令我意外是，郭某只是在用“诚恳”的态度“套路”我：每次谈话，他都信誓旦旦地表示感谢法院的帮助，答应会尽快筹钱，并且承诺了还款的具体时间，但到了下次谈话时，他就会先找出一堆借口解释其为何食言，然后在谈话结束时再信誓旦旦一番。如此循环往复，我隐隐感觉到，案件的发展恐怕将不可避免地走到我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强制拍卖和强制腾退。

郭某的“纸上谈兵”终究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和解失败后，房屋拍卖成交，为了尽可能避免对两位老人采取强制措施，我和助理、书记员多次去往老人的住处进行恳谈，苦口婆心向他们晓以利害，耐心劝导他们尽早寻找房屋并安排搬家事宜，并告知他们，其间如有困难，法院会尽力提供帮助。然而，两位老人回应我的只是一个“拖”字诀。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段对话。

为了确保强制腾退工作的顺利进行，庭里为我临时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我和我的团队认真商讨强制执行方案，最后，我们将强制腾退预案分为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腾退，一部分是安置，二者几乎等量齐观。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两位老人正常生活的影响，我们在充分考虑交通、就医、购物便利等因素的基础上为两位老人租赁了周转房。同时，我们从房屋内物品的分类整理、贵重物品的集中收纳、日常用品特别是药品包装箱的特殊标记、易碎物品的运输、床和衣柜在周转房内的组装、床品的就近摆放、饮用水的保障等具体环节均安排了专人负责，确保两位老人在刚进入周转房之时就可以满足基本生活之需。

即便如此，我们心里还是不踏实，行动当天，两位老人，尤其是郭某的父亲情绪非常激动。我们一边严肃向其释明法律后果，一边尽力安抚两人的情绪，同时还得保证腾退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在团队的齐心协力下，腾退工作顺利完成。刚抵达周转房时，郭某的父亲仍然不依不饶，想从搬来的物品中借题发挥，但在他看到自己精心侍弄的一盆盆花草毫发无伤、各类物品标识清晰、日常药物被摆放在明显位置、床和衣柜已组装完毕后，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郭某的母亲甚至动情地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你们给我们把家搬了也挺好，我自己搬真是怵头。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些。”

从周转房走出，月如银钩，一股清冷的空气猛然进入了我的胸腔，我的头脑也瞬间活跃起来。回到院里，我和我的同事们相视一笑，我们都没想到这次强制腾退，是以被执行人的“谢谢”结尾。

供稿：北京一中院

编辑：何宛珊 汪希

审核：张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