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猎巫”从未远离：厌女是如何成为一项社会工程的？)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差。她们过于情绪化、淫荡、无法管理自己，必须服从男性的管制；她们不可理喻、虚荣、野蛮、浪费；话多的女人值得警惕，她们喋喋不休、桀骜不驯；不生育的女人不仅不是好妻子，而且不是好公民……

虽然如今此类厌女言论在公共场合一旦发出必会引人侧目，但在坚信“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人群中依然有广阔的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23性别社会规范指数”报告中指出，包括女性自身在内，如今全球仍有近90%的人对女性持有某种偏见，这一情况在过去十年并未得到改善。报告显示，全球有一半人口仍然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超过40%的人认为男性能成为更好的企业高管，25%的人认为男人打妻子是对的。报告认为，这些偏见正在加剧女性面对的社会桎梏，部分地区反对性别平等的运动愈演愈烈。

实际上，我们能在16-17世纪的欧洲戏剧家、通俗作家、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著述中找到与上述厌女言论一模一样的论述。激烈的厌女言论与针对女性的暴力镇压如影随形——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成千上万的欧洲妇女在猎巫运动中被残酷屠戮，这场从欧洲大陆蔓延至新大陆的“性别战争”处死了数十万女性，她们大部分为底层妇女，如农妇或奴隶，但每个平民女性都有可能被指控为女巫。她们可能是有一技之长（特别是事关堕胎、避孕）的助产士、调香师、奶妈、江湖医生，也可能仅仅只是一位独居的老妇。统治者忧虑她们对生育的垄断会降低生育率、参与社会生活会煽动叛乱，男人则害怕这些女人凌驾于自己之上。

传统史学认为，猎巫是欧洲史中的一段“异常”，是封建迷信在中世纪尾声的一次回光返照，但女性主义学者、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荣休教授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凯列班与女巫》一书中反驳了这一观点，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费代里奇认为，猎巫频发的三百年也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三百年，这绝非巧合。猎巫其实是欧洲统治阶级蓄意发起的、一项旨在驯服女性的社会工程，以攻击女巫为代表的对女性生育和身体的控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关键步骤。

01 封建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萌芽

费代里奇认为，资本主义并非社会进步的自然产物，而是以“反革命”的姿态出现的——它是欧洲封建社会穷途末路之际，封建主、贵族商人、主教和教皇对数百年来社会冲突的反应。

在14世纪以前，欧洲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农奴制是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随着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崩溃，农奴制在公元5-7世纪逐渐形成。无论性别，农奴都属于封建领主，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是主人的财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制于庄园法令。但好的方面是，农奴直接掌握再生产的工具（一块土地），也慢慢学会了使用“公地”（commons），这些草地、森林、湖泊和野生牧场不仅为农民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性经济资源，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促进了合作。此时，农奴的性别分工并不明显，商品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生育、照料家庭）之间也没有明确界线，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

到了13世纪，用货币（货币地租、货币税）折现劳役的做法在整个西欧蔓延，加剧了富农和贫农之间的贫富差距，前者拥有大片土地、有足够多金钱雇佣其他劳动者，后者是依靠几英亩土地勉强维生的大多数。后者被迫用金钱支付税金，许多人因此出售土地，沦为无地无产阶级。

当金钱和市场将收入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以分化农民，在商业化的大趋势中，各阶层的妇女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她们获得财产和收入的机会比以往更少了。女性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当她们单身或丧偶时），因此从13世纪开始，她们带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觅经济机会。到了15世纪，妇女在城市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在城市里，妇女对男性监护的从属性降低，她们也开始从事许多后来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的职业——比如打铁、屠宰、做面包、造烛台、做帽子、酿啤酒、销售、行医——成为中世纪的“独立女性”（feme sole）或“市场女性”（marktfrau）。

中世纪农奴经济状况的恶化引发了大量农奴反抗运动，这些运动以异端宗教运动的形式展开。“与其说异端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它是一种抗议运动，激发着人们对于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渴望。”费代里奇认为，异端宗教运动的出发点是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抵制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寻求压迫性封建关系的替代方案。此类运动通常会提出一个重新解释宗教传统的社会纲领，因此对教会——欧洲最大的地主以及对农民日常遭受的不公正剥削负有最大责任的机构——形成直接挑战。女性在异端宗教运动中获得了更平等的地位。异端教义提倡男女平等，批判社会等级制度和腐败教会，拒绝生育，这最后一点根植于中世纪欧洲婚姻与再生产的现实——由于土地有限以及手工业的保护主义限制，农民和手工业者都不能或不愿意生太多孩子。而拒绝生育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都对女性有解放意义。

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重要分水岭。1347-1352年，黑死病消灭了1/3以上的欧洲人口，直接导致了14世纪末的人口危机和劳动力短缺。这让阶级斗争的天平一时倒向了无产阶级这一边：罢租现象越来越多，封建领主的权威被大大削弱，农民起义时起彼伏，人们打破封建统治枷锁的决心空前强烈。最重要的是，农奴制濒临瓦解，劳动者工资大大增加，“欧洲无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15世纪到来，他们达到了直到19世纪都无人能及的生活水平。

“到了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注定要面临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危机，”费代里奇写道，“在1350-1500年间，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00%，物价下降了33%，租金也下降了，工作日的长度减少了，社会也出现了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发起攻势，在接下来至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奠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永远地改变了全球史。

资本主义始于从15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土地私有化。通过驱逐租户、提高租金和增加国家税收的方式，许多人被迫负债、变卖土地。16世纪，英格兰领主和富农通过“圈地”消除公有土地财产、扩大土地占有量。公地的消逝削弱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他们不再能获得额外经济资源，以度过歉收期），再叠加农民的贫富差距拉大，社区凝聚力崩溃，家庭解体。城市手工业者也未能独善其身，因为16-17世纪的商业资本家利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来打破城市行会的权力，恶化了城市工匠的工作条件。

对女性来说，圈地的负面影响更大。土地被私有化、货币关系主导经济生活以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彻底贬低，与生产分离，生产与再生产的区隔也造成了男性和女性的区隔，妇女被排除在许多雇佣职业之外，即使她们被雇佣，收入也远远低于男性。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指出，以全职家庭主妇为标志的近代家庭的出现标志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只有在工业社会这样特殊的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性别分配，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增加到最多，而将男性的再生产劳动削减为最少。”费代里奇则提醒我们注意，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早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就已经开始了，19世纪全职家庭主妇的诞生不过是标志着这一进程的顶峰。

土地私有化同时伤害了女人和男人。地主如今可以把大部分的再生产成本推卸给工人，而工人只有在直接受雇时才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这意味着实际工资被削减了。两个世纪以来几乎稳定的食品价格开始上涨，这种通货膨胀现象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价格革命”。价格上涨造成了欧洲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16-18世纪，工人的饮食基本由面包组成，肉类几乎从他们的食谱中消失，与中世纪晚期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历了历史性的倒退。费代里奇指出，资本主义过渡期亦是欧洲工人漫长的饥荒期，在14-15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是要求“自由”和减少工作，而到了16-17世纪，他们的斗争主要是因为饥馑。

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下降和经济危机。至16世纪末，所有社会阶层的结婚年龄都在提高，与此同时弃婴的数量开始增加，弃婴现象之普遍在当时的欧洲前所未有。17世纪20-30年代见证了欧洲人口和经济危机的高峰期，此时，无论是欧洲本土还是殖民地都面临着市场萎缩、贸易停摆、普遍失业。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经济危机，尚在雏形中的资本主义原本有可能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摆脱危机，欧洲统治阶级将目光投向了女性。

02 针对妇女的战争

当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女性掌控生育就被视为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中世纪早期教会对妇女出于经济原因控制生育的宽容看法也不复存在。费代里奇指出，瘟疫蔓延之后，怪诞的性行为成为了指控异端分子的突出理由，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变成了妇女。至15世纪初，迫害异端分子的主要对象变成了女巫。

至15世纪末，欧洲统治阶级发起了一场反革命，“政治当局努力拉拢最年轻、最叛逆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爱，把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强奸很大程度上被合法化了，比如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妇女，市政当局几乎就认为强奸是无罪的。在街头攻击、轮奸无产阶级女性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

“当局把这样的政策造成的骚乱（斗殴、青年夜间在街上冒险游荡、扰乱社会安宁）看作缓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一种小小代价，”费代里奇写道，“强奸的合法化造成了强烈的厌女氛围，这种氛围不分阶级地贬低所有妇女。它令人们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变得麻木不仁，并奠定了同时期猎巫行动的基础。”性政治的另外一面是卖淫的制度化，公娼馆（municipal brothel）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甚至教会也开始将卖淫视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合法活动。

到了欧洲人口和经济危机的高峰期，劳动、人口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并由此出现了许多针对性的政治策略。在费代里奇看来，在这段时期，生育和人口增长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到16世纪中叶，公民数量决定国家财富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重商主义者是人口增长论的最坚定，甚至可以说最残酷的支持者。他们渴求劳动力，为了强迫人们工作不惜使用残暴手段；他们宣称“贫穷的效用”（utility of poverty），断言“懒惰”是一种社会瘟疫。

为了恢复理想的人口比例，关注人口下降问题的政治阶层采取的主要策略，是以猎巫的形式发动一场“针对妇女的战争”，打破她们对自己身体和生育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打击女性的另外一层用意是消除她们的社会影响力。16-17世纪的食物暴动很多是由妇女发起的，讽刺的是，这不是因为她们野心勃勃意欲颠覆社会秩序，而更多是因为她们身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受高物价影响更深。

猎巫将任何形式的节育和非节育的性行为都妖魔化了，同时指控妇女将孩子献给魔鬼。贫困妇女杀婴的情况在中世纪能得到一些宽恕，但现在变成了一种死罪，而且涉事妇女获得的惩罚比大多数的男性犯罪更加严厉。16-17世纪，妇女开始被大量起诉，因杀婴被处决的人比因为其他罪行处决的要更多，除了巫术——而巫术的指控也和杀害儿童或违反生殖规范行为有关。出于对女性掌控生育的恐惧，产婆、女医生也被边缘化，男医生开始进入产房，在发生医疗紧急状况时，胎儿的生命开始优先于母亲的生命。某种程度上来说，猎巫运动相当于前现代时期的“反堕胎运动”，它对欧洲女性地位的下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如费代里奇所说，

“这些政策持续了两个世纪（在18世纪末，欧洲仍有妇女因杀婴而被处决），其结果是妇女被生育奴役。虽然在中世纪妇女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避孕药具，并无可争议地掌控生育过程，但从现在开始，她们的子宫变成了由男人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地，生育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

通过将怀孕降格为强迫劳动，国家将妇女限制在（无薪酬的）再生产劳动之中，而与之互补的另一方面是妇女被定义为非劳动者（non-worker），她们能够获得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微不足道。除了那些地位最低的工作，比如家庭用人、农场工人、纺纱工、编织工、刺绣工、小贩、奶妈，无产阶级妇女很难获得其他工作。妇女不应外出工作，而应专心辅助丈夫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婚姻被视为妇女唯一重要的“职业”。随着雇佣劳动机会的缺失，女性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了卖淫的大规模扩大。而当卖淫成为大量女性人口的主要生存方式时，政府对它的态度又逆转了。16世纪卖淫再度入罪，1530-1560年间，各地的城镇妓院被关闭，街头流浪的妓女受到了尤为严厉的惩罚，她们被放逐、鞭打甚至沉塘。

费代里奇指出，贬低妇女劳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手工业者从15世纪末开始发起的抵制女工运动，这主要是因为资本家往往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妇女，伤害了男性工匠的利益。15世纪末，厌女浪潮在欧洲各城市愈演愈烈，那些敢于走出家门、在公共空间为市场工作的妇女被污蔑为荡妇、妓女和女巫。于是，将女性驱离生产劳动的集体行动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开展，手工业者和城市当局的联盟加上土地的持续私有化，塑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劳动分工，这对女性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打击：

“根据这种新的社会-性别契约，无产阶级妇女对男性工人而言，成了男人在圈地中丧失的土地的替代品，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和使用的公共物品……一个新的父权秩序被构建起来，使得妇女陷入了双重依赖：对雇主的和对男人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由于妇女可以使用公地和其他公共资产，妇女对男性的从属得以缓和。而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本身也成为公地，因为她们的劳动被定义为自然资源，并处于市场关系之外。”

欧洲统治阶层发动猎巫运动的恶毒之处，在于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通过唆使那些被掠夺、被贫困化和被定罪的男人把个人不幸归咎于女人（特别是女巫），男性对女性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都被调动起来。费代里奇注意到，猎巫运动是欧洲第一次利用多媒介手段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让民众精神紧张。印刷业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在小册子中大肆传播女巫审判的各种可怕细节，警告民众对女巫提高警惕。

艺术家被聘用绘制了诸多女巫画像，但对迫害贡献最大的是法学家、法官、道德家，甚至是至今都备受尊敬的知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论述将猎巫运动的理由、手段与目的都系统化了。《利维坦》的作者托马斯·霍布斯即为一例，他虽然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但赞同将迫害女巫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费代里奇援引亨利·卡门的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危机与猎巫是同时发生的：

“正是在价格大涨的时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了最多的指控和迫害……在这个环境中，‘过得好一些的人’一直生活在对‘下等人’的恐惧中。”

到17世纪末，猎巫运动步入尾声，这不是因为此时的欧洲人世界观更加开明，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已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所需的社会规训，其权力已足够安全。更重要的是，猎巫运动如果再进行下去，就要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了——统治阶级发现，自己开始失去对猎巫的控制，并被自己的镇压机器攻击。在法国，猎巫已造成了广泛的社会混乱，奴仆指控主人、孩子指控父母、丈夫指控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进行干预，结束对女巫的迫害。于是，女巫审判结束了，巫术信仰被嘲笑及斥为迷信，而猎巫运动也被大多数人所遗忘。

尾声：我们能吸取历史教训，超越利益分歧吗？

回顾猎巫运动的历史，其最大的意义或许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本质，它比“可被剥削的工人和资本的积累与聚集”更为复杂。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欧洲统治阶级占有和调动规模空前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了让劳动力顺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统治阶级将劳动者“分而治之”，让对处于等级下方的劳动者的剥削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唯有将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才能认清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结构，如费代里奇所说，

“（原始积累）也是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和分化的积累。借此，建立在性别、‘种族’和年龄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成为阶级统治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构成因素。”

费代里奇在书中对比了同时期欧洲的女巫与殖民地的被殖民者的境遇，发现他们遭遇污名化和迫害的方式非常相似。最显著的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而需要立法并依靠强力执行。新的法律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妖魔化，一举打破了殖民早期白人与黑人更为融洽紧密的种族关系。17世纪60年代，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通过法律，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或发生性关系，与黑奴结婚的白人妇女会被谴责，混血儿将终身为奴。

费代里奇认为，这足以证明一个隔离的、种族主义的社会是自上而下建立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定非常普遍，否则不会动用终身奴役来禁止这些关系。”17世纪，在欧洲女性面临越来越多女巫指控的同时，殖民地的黑人也越来越被当作欲望和性能力强烈的魔鬼。费代里奇提醒我们注意，妇女和黑人男子的“过度性化”是为了将他们置于国际劳动分工等级中的低处——如果他们象征着兽性和非理性，那么将他们排除在工资所隐含的社会契约之外，尽情剥削他们，就是合理的了。

时至今日，国际劳动分工等级依然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引擎。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食人资本主义》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区分“被剥削的人”和“被掠夺的人”。前者虽然被剥削，但具有自由人的法律地位，可以合法出售劳动力以换取薪资，并在理论上得到法律保护不被进一步掠夺，二战后，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建立的福利国家为被剥削的人（公民-工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然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在持续不断地掠夺边缘地区的人口，依靠他们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商品。

而在过去三四十年中，随着福利国家的解体，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作越来越多取代了工会的工业劳动，实际工资下降，过去“仅仅”被剥削的工人现在也被掠夺了。这构成了近年来民粹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在全球许多地方沉渣泛起的经济背景。

因此，猎巫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它与当下世界依然息息相关，极易在人口与经济危机爆发时卷土重来，再度开启“原始积累”过程。问题是，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吗？

（除注明及书封外，本文图片来自《凯列班与女巫》）

参考资料：

【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上海三联书店.2023.

【美】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性别偏见过去10年间仍“根深蒂固”》，新华社

http://www.news.cn/world/2023-06/13/c_1129690113.htm

《中世纪欧洲人如何谈论爱情？| 情人节》，界面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8885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