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许国，邓稼先不畏生死，徒手“抱”氢弹

1958年8月的一天，担任中国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同志在办公室之中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他要将中国研制“两弹”的重任交给一个人。毫无疑问，这是一副千斤重担，此人必须具有顶尖的核技术研究能力，而且要出过国、留过学，能够和外国人打交道。最为重要的是，这个人要具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要能够忍受接下来数十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工作状态。

他所挑中的这个人，正是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核物理博士学位，又在中科院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有八年经验的邓稼先。

对此，刚满34岁的邓稼先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在接受这一重任的那天晚上，他这样对妻子许鹿希说道：“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我的全部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只要能够做好这件事情，我的一生也就有意义了。”

此后28年期间，邓稼先“深藏功与名”，全心全意投入了新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过着如同苦行僧一样艰苦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要么是在科研所的办公室里面费尽心机计算参数，要么冒着严寒酷暑行走在飞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为了尽快制造和完善中国的核武器技术，他从此在 试验 场之中度过了数十年的时光，大漠的风沙染白了他的双鬓，也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沧桑岁月的印痕。

虽然邓稼先长期以来担任中国核试验的领导工作，但他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一线位置，勇于承担风险，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代价。1979年，中国的一次氢弹试验之中，飞机从空中投掷氢弹，但降落伞却没有及时打开，导致氢弹本体直接从高空坠落到地面上，并未引爆成功。

为此，在现场指挥的邓稼先不顾周围同事的阻拦，大义凛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谁也不要去找，这是我做的，我知道，我一个人去找，你们去了也是白白受到核污染。”就这样，他一个人进入试验场中，希望第一时间查明事故原因。作为一名核武器研究专家，他当然知道氢弹之中的钚239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但他更知道，新中国制造一颗核弹头的造价有多高昂，他心中从来没有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把国家的安全和事业总是放在第一位。

这次回到北京之后，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得知他曾经“抱”过摔裂了的氢弹，立刻拉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在这次检查之中，邓稼先身体的所有化验指标都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甚至在他的小便之中也含有放射性物质，白细胞内的染色体都被放射线击成了粉末状，但就是这样，邓稼先依然坚持工作，不久之后又回到了核试验基地继续工作。

1985年邓稼先身体不适去301医院检查，医生严肃询问：你怎么现在才来？

1985年7月，正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此时，“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专程从四川绵阳赶往北京参加一场高级技术会议。回到北京之后，邓稼先难得回家一趟，刚一见面，妻子许鹿希就拉着他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怎么样，邓稼先略作思考之后这样回答：“我觉得肝脏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最近大便困难，屁股有的时候疼得没办法坐下去。”于是许鹿希就催促邓稼先赶快去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做一个全身检查。

考虑到这次开会时间比较紧迫，邓稼先本想随便在医院拿一点润肠药就继续工作，可没想到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当面严肃地询问他：“你怎么现在才来？”

是啊，怎么现在才来检查呢？邓稼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工作很忙碌。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即核武器研究院）经常定期组织员工们去体检，但他却一次也没有体检过，因为部门组织体检的时候，他不是在罗布泊，就是在其他 试验 基地，根本没有时间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汇报工作，邓稼先得从国土的一侧跑到另一侧，简直是忙得喘不过来气，当然没办法去医院体检了。

然而这次体检，过去让他一直担心的肝脏问题倒是没有恶化，但直肠方面的问题却变得严重了。“别去开会了，立刻住院！”医生像是下命令一样对他说道。

“可是我现在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会议，并且还是由我主持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会议开完再说呢？”邓稼先央求医生。

“这里是医院，不是会议室。”医生没有商量的口气让邓稼先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事实上，在上次接触放射性物质的时候，他早已经预料到了自己今后的命运，但却没想到上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

邓稼先确诊癌症，张爱萍将军指示301医院：要尽全力治好他

邓稼先身体的检查结果牵动着上级领导的心，此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更是心急如焚。在前些日子见到邓稼先时，邓稼先曾经向张爱萍汇报九院重建的相关情况，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吃惊地说道：“你怎么变瘦了？气色看起来也不太好。”

邓稼先知道，张爱萍将军不是一般礼节性地问好，他是真心关心自己，他只能下意识地回答说：“不会吧，我身体没什么变化吧？”

可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最近你的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要不这样吧，我安排你去301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我帮你联系医生。”说完之后，张爱萍就直接打电话给301医院，安排邓稼先去做直肠冰冻切片检查。

不久之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果不其然，邓稼先患有恶性直肠癌。

得知如此噩耗之后，张爱萍十分焦急，他立刻指示301医院的领导：“你们马上为邓稼先同志安排住院，还要为他专门组建一个治疗小组，要尽快拿出治疗方案，到时候我要听你们的方案汇报。”此后几天的时间之中，张爱萍一有时间就打电话询问邓稼先的病情，并且还亲自找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护人员谈话说：“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你们提出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能够全力以赴为邓稼先同志做好这次切除手术，希望你们将这次手术当成一次攻坚战来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为邓稼先进行了直肠癌切除手术。这一天大早，张爱萍就来到了医院门口，陪同的还有九院的相关领导们。邓稼先被推入手术室之后，张爱萍对眼中饱含泪水的许鹿希反复说道：“邓稼先同志是中国国家的宝贵财富，保证他的生命健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然而，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人们美好的祝愿。邓稼先接受直肠癌切除手术之后，手术后的检查显示“肿瘤细胞开始全身转移，手术预后不良”。对这一结果，北京医科大学的老校长紧紧握着许鹿希的手，悲痛地说道：“我们听说邓稼先同志患了癌症，就知道不好了，在核辐射和癌细胞的两面夹攻之下，他的病情可不太妙啊。”

邓稼先的遗憾：还有太多的事情未能完成

手术结束之后，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静躺着，这也是他思绪最为清晰的时刻。从理智上来说，他十分清楚自己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受过核辐射严重照射的病人，体内现在还残留着放射性物质；但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他却依然隐隐约约有一种美好的希冀，希望发达的医学技术能够让自己早日康复，因为现在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作为一个忙碌了数十年的科研工作者，以前邓稼先别说住院，就算去医院拿药都是争分夺秒。现在忽然有了这么多的时间躺在床上，因此他想到了写书。之前工作的时候，他硬是将自己的时间挪出一些，写了几万字的原子核理论内容，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写书呢？可他转念一想：不行，现在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还有好几件事情没有解决，必须把几个老伙计叫到医院谈谈工作上的事情。

于是在病情稍微稳定下来之后，邓稼先就把自己的医院病房当做了办公室，他很快就委托同事们拿来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将这些东西藏在病房的橱柜之中偷偷阅读，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医护人员不准他这么工作，也不允许他将这些东西摆在病房里。

由于癌细胞已经转移，在手术完成之后，邓稼先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化疗，这对于邓稼先虚弱的身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医生建议邓稼先回家休养一阵，因为他的白细胞数目太低，不适合继续化疗，他心中隐隐约约能察觉到，医生让他回家，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面对死神的逼近，他的头脑反而更加清醒，他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不能浪费时间了，应该尽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1986年春节，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前往邓稼先的家里看望他，却只见邓稼先刚刚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走下来，身体还很虚弱。原来，邓稼先刚刚跑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当时的邓稼先已经重病缠身，并且已经年过花甲，可他依然坚持挤公共汽车前往图书馆，这让这位开会的同志们感动不已。

在邓稼先回家养病的这段时光之中，虽然他的心中难免会笼罩关于癌症的阴影，但邓稼先却依然乐观地面对生活。平时的闲暇时光，邓稼先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听京剧，特别是对中国女排的比赛特别喜欢。有的时候晚上有空，邓稼先也会去剧院溜达，操着一口浓重的北京话问：“还有卖富裕票的吗？”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病魔却并没有给他太多享受生活的时间。

第二次大手术之后，邓稼先提出一个请求：我想离开病房

1986年3月，邓稼先因为癌症加重，再一次住进了医院之中。5月16日，301医院为邓稼先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这次手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去除被癌细胞浸染的组织和部位，以减缓病情发展。可在手术台上，医生惊讶地发现，有些癌细胞已经到了手术刀无法企及的地方了，因此这次手术之后，邓稼先越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

于是，他写纸条请研究院从四川为他找来各种书籍和一大批外国资料，他要豁出一切，利用第三次手术之前的短暂时间，拼命做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便是向中央写出的一份建议书。为了写好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忍受着化疗带来的痛苦，用颤抖的双手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抢在手术之前写满了两大页纸。建议书写完之后，邓稼先要求妻子许鹿希尽快送达，在她抱着邓稼先的材料走出病房之前，邓稼先把妻子叫住，然后语气真诚地对她说道：“要记住，这份建议书比你的生命还要重要。”

1986年5月，随着病情一天天地加重，邓稼先在病房之中呆着的时间越久，就越渴望回家，但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医院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他离开病房的，于是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家。

不久之后，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为研制核武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志们颁奖，要求每一位受奖者先去人民大会堂排练一下。邓稼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十分平静地对医生说道：“这是党中央要求的排练，实在是没有办法。”经过医生批准，他终于离开了病房。但是这次，他没有去人民大会堂排练队形，而是径直回家了。

虽然家里人在医院也能够经常见到，但此时邓稼先更怀念的是家里的房子，他只想和家人们吃一顿普通的晚饭。为此，他特地打电话嘱咐自己的大姐邓仲先，因为每天下午三点她都会去医院看望自己，他嘱咐大姐说：“下午三点不要来看我，一起回家吃晚饭吧！”

家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邓稼先目睹着熟悉的家人们，心情十分复杂，他总是忍不住想要到处看看。晚饭端上来之后，尽管家人们特地为他做了甲鱼、芦笋之类的好菜，可邓稼先却觉得这顿饭没有一点香味，并且他一句话也不说，杨成武不曾流露一点笑容。大姐邓仲先有些担心，平日那个笑容满面的弟弟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说，他还在惦记人民大会堂颁奖的事情吗？

邓稼先临终之前，对妻子许鹿希说道：若有来世，我还会做出3个选择

进入6月份以来，邓稼先的病情迅速恶化，连身边的医护人员也感到十分无力。6月13日，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博士从美国回来看望邓稼先，他们两人是多年以来的挚友。此时，邓稼先身体已经出现多处出血状况，杨振宁手捧一束鲜花，神情凝重地站在邓稼先的病床旁边，随后将鲜花放在了邓稼先的枕边，他心中很清楚，这次告别很有可能便是和老友邓稼先的诀别。杨振宁依依不舍地离开之后，邓稼先对许鹿希说道：“振宁知道我马上就要不行了，所以特地送来一大束鲜花。”

1986年7月15日，万里同志前往301医院看望邓稼先。在探视之中，万里告诉邓稼先，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也是全国“七五”计划期间所评选出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次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来到了邓稼先的病房之中，将证书和奖章送到了邓稼先的手里：“党和国家十分感谢你数十年以来在中国核武器、核工业方面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面对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亲切关怀，邓稼先服用了双倍的止痛药之后，吃力地表示了感谢。

在邓稼先留下的日记之中，曾经这样记录了当天他的感受：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的，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而已。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说：“你们大胆去搞核技术，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我们党中央负责。”除此之外，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也先后不顾危险，亲临试验现场，这说明中国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的。虽然我今天身患癌症，但我依然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我要争取早日康复，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希望。

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手稿成为了他留在人世间最后一份宝贵的手稿。

临终前几日，邓稼先紧紧握着一直陪伴在病床旁边的妻子许鹿希的双手：“若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这是他对来世郑重许下的三个诺言。前两个承诺外人都很好理解，但只有许鹿希知道，第三个承诺在她心中的意义。28年前，面对邓稼先的选择，许鹿希默默地对他说：“放心吧，我支持你。”这28年之中，邓稼先的妻子一个人要照顾4位老人还有孩子们，甚至还要忍受外界的流言蜚语，这个家庭在邓稼先“缺席”的时候，都是许鹿希一个人撑起来的。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告别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临终之前，他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