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李海文：他曾频繁接触多位“历史巨人”，其回忆录不可替代

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多位中央领导人出访苏联、东欧、朝鲜，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

他生于1905年，1998年8月去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与众多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直接、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因此，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替的。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借鉴。最近，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增订出版。

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已公布大量档案、回忆录，但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

1982年，师哲获得“解放”，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

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81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的草稿交给我。原稿有二三十万字，按人物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许多重要活动，不少内容是重复的。

由于我工作繁忙，延宕到1988年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将书稿按专题进行分类，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使史料更加准确、翔实，增加了系统性和理论性。

这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已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但是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因而能有第四次出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师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回忆录，首先要尊重史实，保持师哲独一无二的经历、见闻、观点。他受经历所限，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师哲是个性情中人，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尊重师哲本人历史实际与意见，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他回忆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我整理好后，将第一稿送师哲审阅。问题少，他自己动手修改；问题比较多或者问题比较大，就同我谈。如他记忆（时间、地点、过程、情节）有误，我拿出档案等文字证据，他都心悦诚服接受。我对某些人物的性格、思想的理解与他不同，他详细地和我谈，为了说明问题一一举例，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

经过整理后，1991年，师哲的回忆录以《在历史巨人身边》为名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师哲的观点、史料，在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新版《师哲回忆录》的看点

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的回忆录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已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备的参考书。此次新版回忆录，增加了以下内容：

其一，对一些人物、事件的注释。师哲虽然从1962年开始失去自由、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但是他纵观历史，充分肯定毛泽东功劳。我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综合他对毛泽东的叙述和看法，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毛泽东神韵》一章，得到他的认可。我将第二稿分送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马列，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彭德怀传记组组长王焰，彭德怀传记组成员、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张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组长赵福亭，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章学新，他们分别审阅了相关的章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秘书长何静修审阅了全书。第三稿偏重于文字的加工润色，核对引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还做了少量的注释。人物注释大都由徐永军所写，最后由我定稿。此次出版，考虑到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人物、事件已不为人知，又增加了注释。

其二，之前未能发表的内容。“关于师哲在延安保安处工作期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人数众多。当时无法一一查证、核实。征得师哲同意暂时不发表。从2005年出版的《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一书中，印证了师哲当年的回忆基本正确，因师哲于抗战胜利后离开了保安处，后来有的甄别，有的有内情。这次，保留原文，只在他记忆不全面的地方加上注释说明。

其三，“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理成文却并未发表。师哲在此节的文稿上批写：“江青是人民打倒、唾弃的一个罪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和毛放在一起。”为了尊重师哲，考虑到粉碎“四人帮”的时间仅过了十几年，读者对江青难以接受，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把这一节放进回忆录中。

现在，关于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并有许多误传，如有人认为江青不是康生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等等。师哲是历史见证人，他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还原历史真相，现在把当年整理的内容公开，以飨读者。

师哲回忆录与众不同的“平视风格”

本书作为回忆录，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即是师哲本人。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他作为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党性很强。在审查时，有人提出删改对一位领导人评介的内容，他一方面尊重组织的意见，另外他专门写了一段话，陈述、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三十多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

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他常常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地勾画出人物形象。

师哲于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是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这样的老同志很多，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还有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八百多名，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随着我与他交往加深，对他、对党史更加了解，这才渐渐找到答案。

首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倔犟、耿直的性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的经历有关。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岁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民主、平等、开放的思维习惯。

其次，他那独特的视角，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八年的经历有关。1938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党的七大，准备党的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党的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

这十八年，他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行事方法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分歧，1957年1月他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拿到火车票，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

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十五年，对苏联的优点、缺点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在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

第三个原因，他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

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像他这样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在党内甚少，就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找不出几个。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是他能够坚持、敢于坚持自己看法的思想基础。

他二十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多舛——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都没有将他打倒。他永远有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达观、积极、奋进。他一生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他富有真知灼见，能够形成一家之言。

本文原载于2015年2月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