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陶慕予｜《杜甫全集校注》注释献疑)

陶慕予

《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7209页，850.00元

由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统稿成书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径称《校注》），事延卌年，人经三代，成功实属不易。其书皇皇十二册，于古今人之注，博采旁蒐，寓别裁于汇纂，严法度以精详，为今后研读、研究杜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此书不但是杜甫之功臣，也是历代注家之功臣，得此一书，古人今人的精魄皆昭然长在，共此不朽。买到《校注》以后，我常常在闲暇时随手翻阅学习，所得之收获与快乐，难以缕述。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渐渐发现一些问题似可商榷、补充。注释古籍，本难尽善尽美，君子之学，贵在切磋琢磨，有时候幸运的他山顽石，也能为贤者拾取，而为美玉攻错。因此这里想稍分门类，各举数例，对书中的问题提出讨论。只是本人学殖浅陋，难免有以不误为误的时候，刍荛献言，倘能稍有益于今后《校注》的修订，便可谓幸甚至哉。

杜甫

注释古籍，以解字释词为先。字词训诂不确，便不能正确理解诗意。

《校注》有当注而失注者。如《沙苑行》：“往往坡陀纵超越。”《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往往虽相见，飘飘愧此身。”往往，时时也。宜出注。《北征》：“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姿”当通“资”，资性、才干，非姿态、姿色也。《汉书·谷永传》：“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聪敏，上主之姿。”诗人自谦无当谏官的才能。

有误释者。如《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注：“悄悄，行旅不通貌。”“悄悄”只有忧愁貌和寂然貌二义，诗句自是取后一义。注文未免自我作古（按，仇兆鳌《杜诗详注》释为“忧貌”，亦误）。《野人送朱樱》：“几回细写愁仍破。”注引顾宸云：“惟忆昔年霑赐时郑重君恩，愁其或破，今不觉其愁仍如此。”可见《校注》编者认为此句是意思是清洗过程中担心弄破樱桃，就像从前在长安时一样，所以叫“愁仍破”。按，这里是因一字之训诂未确导致整句的理解出现偏差。“仍”是频仍、频繁之义。此句即“几回细写愁频破”，写诗人一边清洗一边感到非常高兴，频频破愁也，不是发愁担心弄破樱桃。顾宸的理解属于疯狂增字为训，是注释时常见的错误类型。诗人之所以不用“愁频破”而是用“愁仍破”，是因为“频破”准双声拗口，且下句“讶许同”并无双声或叠韵的关系，不能对仗（杜诗对句，也很注意双声、叠韵的对仗，说详清人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

还有注音之误。如《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高岳前嵂崒。”注大概承袭了仇兆鳌《杜诗详注》（后文简称《详注》）的注音，云：“嵂崒，音律萃。”同时引仇注：“嵂崒，耸峙貌。”却不知表示高耸危峻义时，当读“律卒”。《说文段注》于“崒”字注云：“《渐渐之石》曰：‘渐渐之石，维其卒矣。’笺云：‘卒者，崔嵬也，谓山巅之末也。’是郑谓卒为崒之假借字。《子虚赋》：‘隆崇峍崒。’从山，卒声。”“崒”字音“萃”时即通“萃”，聚集义，与此处不合。

《校注》另有一个问题较为醒目，即对杜诗中的唐代口语词缺少警惕，于古人的方俗词研究和现代学者的中古汉语研究成果较少寓目。碰到中古口语词，尤其是那些当时词义在后世消失的口语词，便往往失注或误注，进而影响诗意理解的准确度。而且这一问题有一定普遍性，今日学者注释古诗文，不少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陷阱，很有些九死而心未悔的气概。

比如《彭衙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扣，反侧省愈嗔。”《校注》仅云：“极言饥饿之状。”难惬人意。其实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咬啮”条下已考证“咬”为求恳、求乞之义。所以杜诗所写是小女儿啼哭着要东西吃，父亲怕引来虎狼，捂着她的嘴巴，孩子反而哭得更厉害。何其真切生动。《校注》因不知“咬”一字之义，于杜诗佳处只草草敷衍一句，甚为遗憾。

又如《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其一：“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注引应劭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这是本义，却与诗无关，不必引。又引董养性曰：“无赖者，无聊赖，犹言无意思也。”这是“无赖”的另一个义项，罗隐《渚宫秋思》“襄王台下水无赖，神女庙前云有心”是此义，但仍与本诗无关。按，唐代口语中，“无聊”多为可爱、可喜之意。正如以“冤家”呼情人，用“无赖”表示可爱，同一心理。如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是也。又次句之“恼”亦然，非愁恼、气恼、恨恼之义，而是引逗、撩拨之义。如李白《赠段七娘》：“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又敦煌《维摩经讲经文》：“是时也波旬设计，多排彩女嫔妃，欲恼圣人。”又，本诗第四句：“白发好禁春。”注仅引张远曰：“禁，不能禁也。”而张注既含糊又不确。按，这里“禁”平声，承受、受得起之义，“好”则是岂、难道之义，“好禁”结合才是“不能禁”的意思。诗云“白发岂能承受这个春天”，即衰老难堪春色之意。杜公《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不禁”与“好禁”，词义相近。

再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翻疑柂楼底，晚饭越中行。”亦无注，知注者是以今天的字面义来理解的。按，这个“底”表示方位、处所，有里、前、旁诸义。诗人自是坐于楼船里面，而非坐在船底。又《哀王孙》“屋底达官走避胡”与此处同义。

不但实词需要注意，虚词更需要小心，因为虚词有限，常用虚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往往一词不能确解，一众诗句都会受到株连。聊举数例，以见一斑。

“从”字。《游龙门奉先寺》：“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校注》失注。此处非由义，而是至也，向也。如李白《渡荆门送别》：“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又《酬谈少府》：“昨观荆岘作，如从云汉游。”

“去”字。《渼陂西南台》：“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去”字古人皆无注，《校注》因之。按，唐代口语中“去”可用为助词，在形容词、动词后，如现代汉语的“了”“着”。如杜牧《杏园》：“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都是插花人。”杜公《野望》“扁舟空老去”，《燕子来舟中作》“暂语船樯还起去”等亦然。

“却”字。《高督护骢马行》末句：“何由却出横门道。”注云：“何由却出，即如何方能出去作战之意。”按，这里似乎以“方”释“却”，不确。唐代口语中，作为副词的“却”有仍、复、再之义，此处正是这一义项。盖诗云高仙芝由西域而来，如何能复向西域而去，更建不世之功。既赞其有将军不爱死之壮志，又颂其更立新功，可谓善颂善祷。不能准确解释“却”字，便诗味顿减。这里顺便也讨论一下“横门道”的注释。《校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又引程大昌《雍录》：“自横门渡渭而西，即是趋西域之路。”皆无误。但对“横门道”却应该做补充说明。汉唐从长安出发有北、南、中三路可赴西域，横门为长安城北三门中的西门，出横门即意味着取北路而行，这是三路中路程最短，然最险难的交通线。取此路，正可见高督护归心之切。这是应该说明的。所谓“横门道”，史籍中常见的名称，汉代叫萧关道，唐代叫乌兰关路或会宁关路。《校注》于地理亦多疏漏，后文再加讨论。

“在”字。《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从字面看，“在”与“空”为的对，故古今注家皆未措意，无人出注。但细味诗意，先锋百胜已经意思完足，“在”字似无实义。这其实是“在”在唐代口语中的一个虚化用法，作为助词，用在动词、动词短语后，表示状态的持续，或者用在句末，表示持续并加强语气，相当于“呢”“着呢”。杜诗中这一用法的“在”字颇不少，如《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江头五咏·花鸭》：“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二：“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虚词之疏失尚不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除了字词训诂，地理名词的注释也一向吃重。舆地之学，自来号称烦难，专门史家也常犯错误，故对注家极是挑战。一种情况是异地同名，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判断失误。比如崆峒山，东西南北，在处皆有，颇易引起误会。《赠田九判官》：“崆峒使节上青霄，河陇降王款圣朝。”《校注》引《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文，谓是原州（今宁夏固原）的崆峒山。按，诗歌解题与注释中已经正确指出受赠者田梁丘是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判官，而次句“降王款圣朝”则是指天宝十三载吐蕃苏毗王请降事。可是原州属关内道，不在哥舒翰辖区，离吐蕃也远，原州的崆峒山与诗歌怎么发生联系呢？且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有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又《送高三十五书记》（按，高适时为哥舒翰掌书记）云：“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寄高三十五书记》云：“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综合诸诗可知此崆峒山必在陇右节度使驻扎的临洮（按，临洮为唐、吐蕃对峙的前线）附近，方能同时与哥舒翰和吐蕃相关联。临洮附近的确也有崆峒山，即《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岷州溢乐县下所载：“崆峒山在县西二十里。”《校注》于“崆峒小麦熟”句已正确注出此崆峒山在岷州，不知转至《赠田九判官》中何以失察乃尔？

再有一种情况是以后注古。古今地名的繁杂变化值得细心从事，沧海桑田的古训更不宜忘却，不能忽略地质变迁、山川改易无时不在进行中的事实。不加考证，引用后世的文献以解释前代的地理，便往往会上当出错。如《戏题画山水图歌》：“剪取吴松半江水。”注：“吴松，即今吴淞江，俗称苏州河。源出江苏苏州太湖瓜泾口，东流至上海市外白渡桥入黄浦江。”按，水道的古今变化极大，今天吴淞江的情况与唐代全不相同，不能以今注古（又，苏州河仅仅是吴淞江在上海段的俗称）。王文楚先生《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中所收《试探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历史变迁》已将二水在历史上的变化做了较清楚说明。据王文，早期太湖通海有三条水道：松江、娄江、东江，吴淞即松江。那时松江江面深广，能行海船。迟至北宋中后期，即十一世纪中，上海的大陆地区基本成形，松江也随之延伸，河道也屡经整治变迁。而今天黄浦江的河道则形成于南宋、元初之际，彼时仅是松江一条支流。其后黄浦日深阔而松江下流日淤塞，至明嘉靖、隆庆中，吴淞江下游经多次疏凿，终于形成今天的河道，并在今天外白渡桥处汇入黄浦江。可知，原本吴淞江是主流，黄浦江是支流，二者关系颠倒，是明代嘉隆以后的事情，不能径以之注杜诗。

再如《游子》：“九江春草外。”注谓汉宋诸儒对“九江”的解释不同，然后据南宋蔡沈之说注云：“九江，此指洞庭湖。”既然汉、宋人之说不同，怎么能依据杜甫见不到的宋人新说做注呢？不能因为杜甫后来流落洞庭湖一带，就把“九江”也硬搬去湖南吧。

《校注》于唐代职官之注较好，但也偶有不确。如《魏将军歌》：“将军昔著从事衫，铁马驰突重两衔。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注：“从事，官名。《通典·职官十四》：‘凡司隶属官有从事史十二人，其都官从事史至为雄剧，主察百官之犯法者。’‘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兵曹、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职与司隶官属同，唯无都官从事。汉、魏之际，复增祭酒文学从事员。晋又有武猛从事员。历代职员互相因袭，虽小有更易而大抵不异。’”也许注者是想说明从事官的源流，可是所引并不清楚，徒增混乱。所引第一句谓司隶有属官为从事史。可是查《通典》原文，司隶校尉，在两汉皆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他的属官与在西域“铁马驰突重两衔”的军官有何关系？至于《校注》所引第二条材料，则是说汉代以来地方诸州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等各种头衔的属官，这些隶属于州的从事史从身份上说是政事官、民事官，与军事无关，也与诗意不切。实际唐代藩镇幕僚泛称从事，这是代称，非真正的职事官。唯有隶属于边境藩镇，才可能出现诗句描写的深入西域战阵的情形。杜公后有《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在安史乱中送樊氏赴任汉中王、凉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李瑀之判官，其诗即云：“南伯从事贤，君行立谈际。”以“从事”代称判官，亦可证《魏将军歌》“从事”之性质。

注释杜诗，典故出处也需留心。黄庭坚谓：“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论作诗文》，《山谷别集》卷六）老杜“读书破万卷”，诗中用字用事的确常有出处，宜细心寻觅，使不遗漏，以表彰诗人的苦心。但另一方面，把黄山谷“字字有出处”的夸张说法奉为圭臬，拉郎配式地为杜诗找出处，也是前人注杜时常见之失，尤需别择。比如《丹青引》中谓曹霸“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之“清门”就是杜公自己发明的用法。可见“字字有出处”不能不当真，也不可太当真。

失注者，如《望岳》“决眦入归鸟”之“决眦”。仇氏《详注》引曹植《冬猎篇》：“张目决眦。”按，此词首见《淮南子·地形篇》“大口决眦”。皆当引之。又如《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校注》：“赵次公曰：‘浩荡，悠远不定止之貌。’无与适，无所至止也。”此注误，盖未注出语典，而误采信赵次公，进而误会句意。“浩荡”并非生僻词。《楚辞章句·九歌·河伯》：“心飞扬兮浩荡。”王逸注：“志放貌。”庄忌《哀时命》：“志浩荡而伤怀。”王逸注：“中心浩荡，罔然愁思。”《后汉书·张衡传》：“志浩荡而不嘉。”李贤注：“广大也。”而“无与”，表示没有协同对象，即没有人一起的意思。“适”，舒适，安闲也。是诗谓诗人自己从南而来，心中空阔落寞，无人同享片时安闲。故后面顺接写与崔十九高斋闲眺，欲暂得一时之欢。

又，典故不但要注其出处，对其如何切今，最好也能稍作说明，这样才能了然杜甫用典之妙。如《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斫却”二句，《校注》引《世说新语•言语》：“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然原典似就满月而言，谓如无蟾桂之影，月当极明。而杜诗则不尽然。至德二载寒食，推算历法，应是初九或初十日，月尚有缺。所以诗人便想象这缺月是被桂树所遮，才光华黯淡，可谓奇特。这是用典出新之处。如不注出，便大失诗人之心。这里顺带多说几句，诗歌末联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是从反面设想，谓牛女不用愁思，盖相会有期，而自己与妻子能否团聚，则颇难逆料也。这也是构想出奇处。清人沈德潜《归愚诗钞》卷二十七《七夕辞四首》其四云：“璇宫莫怨渺难攀，地久天长往复还。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此诗向为人艳称。（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谓是“集中最出色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近时七夕诗遂无有过此者，即沈全集中诗，亦无过此二语者。”）实则用杜之意而不袭其语，是宋人所谓“夺胎换骨”之法。清人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三谓此语“未经人道”，不免言过其实。

也有本无典故，而强为之注者。《重过何氏五首》其一：“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云云。首句“问讯”，《校注》以“询问”释之，误。问讯，此为问候义，非询问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一云：“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此第五桥当即“东桥”，可知是入何将军山林之门户。古人尊礼他人，皆不直言其人，而以“门下”“座次”“席前”代之，与称帝王为“陛下”“殿下”同一心理。故问候东桥竹，即以借代之修辞法，表示问候主人也。主人覆书，有邀请之语，故诗人得再游山林。之所以有此误会，当是注释时误引典故所致。盖《校注》承仇氏《详注》，引顾宸注，谓杜诗反用王子猷看竹不与主人通问之事。（《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咏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从通不通问的角度理解，也许是反用，但王子猷的典故义取在爱竹，杜诗取义则在致意主人，欲重游何氏山林，可知二者实无必然的关系，字句上也看不出明显的呼应，必谓反用此典，大觉牵强，且致误会诗意，尤所不当。

此外，《校注》有时典故的采择不够准确。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英乂》：“圭窦三千士，云梯七十城。耻非齐说客，只似鲁诸生。”按，四句为错综句法，谓自己只如鲁国三千寒微儒生，愧不能像郦食其那样，但凭寸舌，说降齐地七十高城（“云梯”修饰“七十城”，但言其高而难攻，且对仗前之“圭窦”，别无深意）。这当然是叹己之无用，反衬郭氏有大才的客套话。仇氏《详注》疏通云：“圭窦诸生，不如齐下说客，此自谦之词。”又引《礼记·儒行》：“儒有筚门圭（窦）[窬]。”及郑玄注：“门旁窬穿墙为窦，如圭。”本极精切。《校注》为追求最早的出典，引《左传·襄公十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并自注：“圭窦，以言微贱之家。”此与“只似鲁诸生”毫无关系，求古反远，是不思之过。《校注》又引邵宝注“此美英乂本儒臣，而有纪纲之多士”以解释前二句，更是不知所云。又引赵次公曰：“公自言也，盖以谓圭窦之贫士尚有三千，而下七十城亦有为云梯之具者。如我曾无说客之谈，特为诸生之事而已。”此等昏话，痛加沙汰才是，不宜滥竽充数，转惑读者。

由前例可见，《校注》对前人注解的判别和采择还有不少值得再考虑的。杜诗难读，一大原因是古来注家太多，高明者有之，糊涂者更多，或者同一注者，有时高明，有时又犯糊涂。汇集前人之注，宜反复细味原诗之意，再决定取舍。否则骤观纷纷诸注，难免为五色所迷，反而丧失了判断力。试再举一例。《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上句，《校注》引仇兆鳌注云：“山竹裂，别有三说。刘云：烧竹爆裂以惊去子规。谢注云：子规啼声如竹裂。伪苏注引窦谊居蜀之津源，子规啼而庭竹裂，出于妄撰。黄希谓子规夜啼而山竹为之欲裂，得之。”又引赵次公注：“子规啼而竹裂，言啼之苦也。”按，所引赵、仇之注似皆不当。子规啼鸣声与竹裂声并无相似处；而谓子规啼声欲裂竹也羌无故实，伪苏注捏造典故，反证此事无典。诸注都以为子规啼与山竹裂之间有因果关系，其实子规啼与山竹裂各为一事，二者并无关系。子规声幽，竹裂声脆，合之以形容山中幽僻清寂。《太平御览》卷九六二引王嘉《拾遗记》云：“蓬山有浮筠之簳，叶青茎紫，子如大珠。有青鸾集其上，下有砂礰，细如粉，暴风至，竹条翻起，拂细砂如雪霰，仙者来观戏焉。风吹竹折，声如钟磬之音。”此事与神仙有关，或可做“山竹裂”之注。又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形容乐曲之声“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单说竹裂，似可佐证杜诗。下句，《校注》详引段成式、杜修可、王椿龄、张邦基等人语，以为“王母”是鸟名，谓可与上句之“子规”对仗。按，诸人高叟解诗，杜公奇想，顿成死句。李白《赠嵩山焦炼师》云：“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可见赠修道者诗而语及西王母，最是恰切。《校注》虽然也引了赵次公、朱翌、李植等人反驳之言，但仅仅收入诗末“备考”中，似不以为然，这让人颇为不解。又清人施闰章《蠖斋诗话》云：“注杜诗者谓杜语必有出处，然添却故事，减却诗好处。如（中略）‘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正以白昼仙灵下降为要眇神奇之语，李君实援张邦基《墨庄漫录》，乃言王母鸟名，尾甚长，飞则尾张如两旗。信如此说，视作西王母解者孰胜，咀味自见，不在徒逞博洽。”所言极是。《校注》未引施氏此论，殊为可惜。

另外，理解词义与句意都当贯通上下文作解，孤立看一句两句，往往易生误解。这里稍举二例，以见一斑。《前出塞九首》其七：“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第三句，《校注》云：“抱寒石，运石以筑城。山高所以径危，筑城故须抱石。”按，这个解释当是误读后之“筑城”句所致。从组诗看，九首诗一气贯通，诗意相承，托拟一个战士的口吻写从前后军征战之事，不能其余八首都是同一战士，独独第七首变成了服役筑城的征夫，而其八又自赞“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其九复云“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前后不应龃龉如是。单就本诗看，首句明白说到“驱马”，与第二首的“走马脱辔头”亦相吻合，可见诗人所写是一骑兵，难道骑着马抱着大石头？这是其一。再有，第二句云“军行入高山”，如果要采石筑城，在山脚即可，何以要全军上高山？主将再昏聩，也断不至此。可见抱石筑城的理解会置本诗于极怪诞的情景中。其实这里的“抱寒石”不是怀抱寒石的意思，而是环绕寒石之意，如张衡《西京赋》“抱杜含鄠，欱沣吐镐”，杜公《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都取此环绕之义。所以这句是写山路崎岖，常与山崖巨石相萦绕，主语是“径”，不是“我”。至于“何时筑城还”仍是其六的“列国自有疆”之意，筑城即不再开边，无需深入不毛而作战也。

又《蒹葭》：“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江湖”句，仇氏《详注》谓：“北方风气早寒，故蒹葭望秋先零。南方地气多暖，故在江湖者后落。”《校注》从而注曰：“江湖，此非相对于朝廷，乃相对于秦州而言，则当指长江、洞庭湖，亦指其周围地区，今之两湖、重庆耳。”后复引申曰：“此诗似亦为身在江湖之李白所发矣。”按，二说大误。全诗未有一字及于南方，仇氏南、北之别纯是无中生有。《诗经·蒹葭》本属《秦风》，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即秦地风物，何来“望秋先零”之说？而“江湖”不过是与朝廷相对之泛称，远离京师之处，何地不可称江湖？何况老杜在秦州所作诗，言雨盛，言水涨之诗句，不下百十处，即以“江湖”实指秦州，又有何不可？仇氏“末二句隐然有自伤意”之说本无大错，驳斥仇说，转谓本诗及下一首《苦竹》皆为李白而发，则误会愈甚，错上加错矣。又，全诗皆老杜自喻自伤，非仅末二句也。后四句之意是，蒹葭虽然体弱，其春苗生长却较其他草木为早，受雨露滋润，渐长渐盛。秋后摇落又较他物为晚，其质性可谓坚韧。虽然生命坚韧，但终究也有岁末凋零，空自蹉跎的恐惧。这是自赞骨力，而自叹蹉跎不遇，悲感可谓深矣。至于与李白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蒹葭也很白吗？读诗当贯穿前后文，寻绎其理，不可逐句单解，这首诗也是一个明证。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千年以来，他的作品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他以泪，以热血，以坚硬的骨头，以敏感的心灵，以热切的生命书写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泪与血的海啸，能点燃骨和肉，能让生命走入生命，让充实填满虚无。所以《杜甫全集校注》的完成，不仅是学林盛事，也是每一个曾经、正在和即将被杜甫打动的人的盛事。对每一位为此书辛勤付出的学者和工作者，我们献上怎样的敬意都不过分。唯其如此，我们才希望这部书能不断完善而臻于完美。上面稍稍有所献替，其本意在此。全书诗二十卷，疑义难以一一相与商讨论析，我之窳惰，也请伏请见谅。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