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奥-里奇是典型的耶稣会成员，是一个智慧、有素养且有学识的意大利贵族。此人在1582年来到了澳门，今天的我们则知道他后来的新名字--利玛窦。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租住澳门几十年了，天主教会也把这里当作进入内地的跳板。澳门便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利玛窦也将从这里开始他的明朝之旅。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与自己的初期设想还是存在巨大的不同。

前期准备

在此之前，耶稣会奠基人依纳爵-罗耀拉曾经说过：同土耳其人来往，就因该把自己也变成土耳其人，同阿拉伯人以及印度人也同样。因此，利玛窦就试着将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用新的思想去触及信仰世界。基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的经验，耶稣会开始转向软化巨额长期传教的路线。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就是以学术交流的方式打入文化精英圈和亚洲社会上层，避免武力冲突和居高临下姿态。

在进入澳门时，利玛窦就知道了大明的移民政策。那些还想返回自己家乡的外番，通常不会允许在此生活。相反由长期的害怕心理，明朝也很少允许有外人踏入其领地。所以，利玛窦在决心正式进入之前，是下定决心不再离开的。

交流的第一步是学习对方语文。在澳门期间，利玛窦根据汉语的特点，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记忆之术。这种办法是以汉字的字形为切入点，进行学习和记忆。利玛窦还准确的意识到，汉字是表意系统文字，单个词只用1个符号表示，符号本身又与发音无关。所以会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难度超过非常复杂的希腊语。利玛窦就从造字造词规则的六书入手学习，进而理解汉字背后的真实意义。为了克服字音的巨大差异，利玛窦结合葡萄牙语和拉丁语发音特点，掌握了汉语言的逻辑。这种将读音和字形分开学习的做法为，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利玛窦也意识到明朝的傲慢和敏感。他们没想过去学习外来新宗教，因为在历史教训中，很多危险的叛乱都是由宗教引发。传教士作为一个抵达不足百年的群体，自然不会受到欢迎。葡萄牙人的好战和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让明朝更加倾向于自保和相对闭塞的状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泰奥-里奇不都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根据自己名字的发音和本地命名习惯，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汉语名字--利玛窦。

和尚生涯

为了顺利地进入内地，利玛窦刻意与葡萄牙人拉开距离，自称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人。为此，他们剃了光头，换上了明朝官员给他们送来的和尚装。

之所以冒充佛教僧侣，是要降低明朝人对葡萄牙的警惕心。当时的佛教僧侣，比较容易在帝国境内自由往来。此外基于前辈沙勿略在日本的经验，一些葡属印度来耶稣会士，因为地理位置和装束的原因，会被认为是弘扬新佛法的天竺和尚。

1583年,化妆成和尚的利玛窦和助手罗明坚从澳门出发，来到了广东肇庆。当地知府王泮完按照僧人的仪式来接待他们，并在崇禧塔附近划拨一块地让他们建造住所与寺庙。但当罗明坚提出他们不崇拜偶像只信天主时，王泮则感到莫名其妙与不可理解。就算如此，当教堂建成后，王泮还是送了写着“西来净土”匾额。结果佛教的净土被利玛窦等人直接理解为天堂，而让后者大感欣慰。

1586年，罗明坚还以僧人身份被郑一麟邀请到浙江绍兴做佛教法事。期间不仅得到僧人们的热情款待，而且还被安排在寺庙与王泮老家的庙里居住。

不过，就和五胡时代的西域佛教僧侣一样，近代基督教士也以本地人熟悉的方式介入精神世界。当时神父的传道活动，统统得按照佛教的模式进行。比如韶州知县与南雄县丞在拜会利玛窦住处后，分别在耶稣画像前捐献了银子作为烧香之资。

在官员的上行下效下，广东民众也是把神父当僧人，把中西风格融合的基督教堂当佛寺。甚至把抱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当送子观音来看待。利玛窦也把朴素的中国香客当成上帝的奇迹，被香客们不经神父指点就主动上香的虔诚感动。还将香客们带来的金钱和贡品，当成他们对自己传教的支持。不论如何，广东民众眼里的印度和尚的传教事业，似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1589年，利玛窦来到了粤北重镇韶关。当地官员刘承范以为利玛窦和罗明坚是和尚，于是建议二人进入佛寺居住，但是被婉言谢绝。也是在韶州期间，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利玛窦已经能够与士大夫讨论《诗经》和《易经》。特还将儒家经典《四书》全部翻译成拉丁文，试图将其介绍给欧洲。

到了1595年，由于壬辰战争，退休在广西柳州的兵部侍郎佘立被召回首都。他在举家北上的路途中经过韶州，从当地官员的口中了解了来自异域的博学之士利玛窦。佘立十分礼貌地会见了他，提出希望利公能够开导自己因科举失利而精神失常的儿子。利玛窦便不失时机地答应，从而以与之北上江西。

儒生尝试

在抵达南昌之前，已经蓄须留发的利玛窦也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儒生服饰。因为在此之前，他恰巧与一位明朝官员讨论天文。此人告诉利玛窦：因为你看起来衣冠奇怪，所以即使有才华，愿意听从你的人不多。如果你愿意打扮成我们学者的装束，那么我们就会更愿意接受你的知识。

从此利玛窦意识到了佛教僧侣和他的定位存在冲突。如果继续保持天竺高僧的人设，终究是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外番。于是他决定打扮成汉族儒生的形象，还给自己取了中国式的号--西泰。

在当时的江西，王阳明的心学发展兴盛。其观点提倡四海之内皆有圣人，跟过去讲只有华夏有圣人的旧思想对立。所以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明朝腹地有了容身之地。在这一过程中，利玛窦提出了以天学（天主教）补充儒教的观点，希望以这种方式缓慢的改变明朝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

此后，利玛窦就以“西儒”的形象进入当地的文人社交场所。通过自己兼通中西的广博学问，获得极高的声望，并结交了很多朋友。他将欧洲哲人的格言警句翻译成中文，编写了题为《交友论》的小册子。由于此书的传播，让利玛窦博得包括两位朱姓王爷在内的众多文人好感。利玛窦的另一本中文著作是《西国记法》，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的对汉字的记忆秘诀。当时享誉全国的高等学府--白鹿书院，就位于离南昌不远的九江。他常常应邀到那里讲学，并与书院的主持人章本清建立了友谊。

除了和儒生来往，利玛窦还将地方官提供的住所改造，科学传授理科系统的知识。在江西期间，他撰写了用于解释几何原本的中文教材，还向文人传授了部分声学知识和欧式日晷的制作方法，从而有了很高声誉。利玛窦也以望远镜、棱镜、地图、钟表、罗盘巨额书籍来吸引儒家知识分子，不会拒绝任何对知识感兴趣的提问。

利玛窦也特别留心古代基督教传入东方的情况。很注意有没有古代欧洲人同中国人交往的证明。他很清楚聂斯托利派、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有在中国传播。后来自己也在南京和华中地区发现了一些基督教残迹和疑似曾信奉基督教的色目后裔。他还注意到开封有古代犹太移民的遗迹，并拜托教友和耶稣会士去开封调查过那些问题。日后一度传的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就这样被世界所首次发现。

1598年，在试滞留去往北京的途中，利玛窦将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探索进行了总结，命名为《西字奇迹》。这本书会在几百年后成为很多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备工具。

由于被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所吸引，徐光启也一路追随他的足迹北上，两人终于得以会面。虽然相处和交谈的时间不长，但徐光启对利玛窦的道德学问十分钦佩，并为日后的长期合作打下基础。

观念性冲突

也是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的要求，绘制出版了一版世界地图。但这幅《山海舆地全图》在介绍中国的位置时，因按照经纬度划分而没让明朝位于正中央。这种比较正确的认知，除了少数有航海经验的人和开明士大夫外，被多数人比作是无稽之谈。

后来为了照顾士大夫的情绪，新地图会将明朝画在中心略偏西北的位置，大体符合“天下中心”的传统地理观。这一迎合国人心态的画法，在后来的晚清时代被大众重新接触，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于在地方上积累的名声，利玛窦终于被获准进入京师。在那里，他凭借一贯的精明和圆滑，结识了一位高官，并向天子敬献了欧式钟表。这种新奇事物在数名朝臣间流传，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但当万历皇帝开始把玩钟表时，机械却在次日戛然而止。大臣们都对此毫无办法，只有请利玛窦进宫修理。

于是，利玛窦首次踏入皇宫圣地，并让机械钟就再次摆动了起来。虽然马上被礼送回家，但是到了第三次见面的时，这位钟表匠还带来了两幅宗教画和用宝石装饰的圣骨匣。天子同意了接见，并在表面上接受了利玛窦带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最后，这位耶稣会士如愿获得了终身的俸禄，并留在北京继续自己的事业。

1602-1605年之间，利玛窦先后出版了《两仪玄览图》，以《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两年后，利玛窦又与朋友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回。

虽然如此，多数士大夫对于这些成功的重要性还缺乏有效认知。所谓的开明人士，主要是有限学习和以中学为主线。像徐光启和李之藻这种全面接触和深度认知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指望多数人有中外同理心是不可能的事情。一般人能和周子愚一样，认可西学来源于古代中原，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比如他们会将地球是球体的尝试，强行附会为古代《素问》与《周牌》里的语句。就连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集体认为，欧洲人的西学是中学在西方的变体。黄宗羲更是认为勾股定理早已被周公发现过。自鸣钟、透镜等仪器在魏叡看来，不过是公输班和墨子玩剩下的技术，是老祖宗几千年前的旧发明。利玛窦的仪器虽然精巧，但是本质上属于西方盗窃东方学术成果的产物。

更多保守士人则在满洲入侵的背景下，本能的开始加强华夷之辩。在信奉朱子学说的他们看来，利玛窦就是唐代的佛僧和汉末五斗米道的翻版。认为他的西洋历法和西方科技，属于陈胜吴广式的装神弄鬼，会扰乱民众的心智。西式天文历法本身更是居心叵测，会动摇明朝的文化根基。士大夫们必须坚守本朝家法，而不会学习奇技淫巧，无论这些技术实用与否。

有限的成果

虽然如此，大明对于西方技术依然是口嫌体诚实。利玛窦曾经忧心忡忡的指出，有智谋的将领必须学习算学和几何学，不然就是有勇无谋。这也为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和少数精锐将领所认同。

李之藻就认为西洋炮手大都通晓简单的几何原理，所以发炮准确。明末以精通西洋火器闻名的孙元化，更是协助老师徐光启删订《勾股义》，并亲自撰写《几何用法》、《几何体论》和《泰西箅要》等书。这些都是在明末战争中以西法操作火炮的必备知识。

此外，算学仪器也被广泛用于军事。如铳规、铳尺、矩度及星斗等计算工具，大大提高了火炮射击的精准度。很多排斥西方科学的士大夫们，甚至反过来需要葡萄牙炮兵和他们传来的西洋火炮技术去维持华夷之辩，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讽刺。他们更不会料到，后来的永历皇帝会在山穷水尽中，让皇子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而在利玛窦的时代，真正改宗的信仰者也少之又少。

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后，利玛窦将关于中国的认知和经历整理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并于1615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修订出版。利玛窦的经验和翻译成果，也为早期欧洲汉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中国的经典形象开始在欧洲定型。

最后，通过各种学术交流和探索思考，利玛窦发现了一些会非常刺激读者的心理特点。即明朝人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但依旧是自负和自卑是孪生子。一旦发现外国的东西比自己的更好，就喜欢新事物更甚于自己的东西。这种心态，到了今日依旧值得我们的警惕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