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中国解放后的“国际主义”及“世界革命”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

一

事实上，“世界革命”的理念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于信奉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信仰的建国一代的共产党人而言，“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早已深刻的扎根在他们的骨子里头。而毛泽东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他的革命理想集中反映了这一代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对于理想中的“世界革命”毫不隐讳，“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相结合，毛理解的'国际主义'，一句话，'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 但毛泽东这一潜在的“世界革命”理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处于蛰伏状态，并没有立即转变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和革命宣言。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没有能力进行“世界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实力毕竟弱小，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因战争所破坏的国内经济，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发展自己。

因此，中国这一时期外交的一个目标，是要为国内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而不是立即向外发动革命。其二，在当时关于“世界革命”以及如何进行“世界革命”，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语权是掌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里。中国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中国革命所经历的道路、所具有的革命影响力也都具有特殊性，但相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无可替代的“老大哥”地位，作为“学生”的新中国，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其发挥的方式、发挥的程度首先要经过斯大林的认可和配合。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曾说，“重要的是要记住革命不能输入，同理革命也不能输出”。但这种立场在当时的背景下与其说是一种坚定的原则立场，还不如说是出于暂时偃旗息鼓的策略需要。

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一是中苏两国在50年代中期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中国从苏联那里移植而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在其形成初期，表现出了巨大的效率性及超强的政治经济动员能力。

中国迅速恢复了因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又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经济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而苏联则在经济、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苏联于1956年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极大的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对东西方关系的认识又重新发生了变化，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原先“两个互相平行的对立阵营”演变成“东风压倒西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在总体上已占“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

因此，毛泽东进一步认为，由于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国际上的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学会利用国际紧张局势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其次，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以及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批判，彻底推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斯大林权威的畏惧心理和神秘光环。毛泽东显然乐意看到对斯大林的批判，称它“打破了'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客观上这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提高威信、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因为以当时情况，除斯大林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国领导人其资格与威望能超过毛泽东。以上两点从正面为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重新迸发准备了客观条件。

而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识到进行“革命”必要性的事件却是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言论。“匈牙利事件”敲醒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可能存在资产阶级再次复辟威胁的认识。为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毛泽东这一时期正在思考在国内发动一场整风运动，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以利于挤出脓疱”。

而这一时期美国杜勒斯“和平取胜战略”理论使毛泽东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企图用隐蔽的方法，通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必然会与国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正如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中共强烈主张的一条：“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应该说，这两个事件是从反面促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防止中国走向修正主义，而为了在国内开展防修反修的革命，就必须在国际上推进“世界革命”，为中国内部革命融造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

二

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革命思想，并不是表明中国要单独进行反帝斗争，更不是要绕过苏联或代替苏联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而是希望以苏中两元领导的方式、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后盾来推进反帝斗争。但令毛泽东吃惊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本人极力强调的反帝思想反应冷淡，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畏惧美国的实力，甚至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也没有。毛泽东因而在1957年的演讲中给东欧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社会主义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

企图借此唤起这些国家的反帝精神。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鼓励在东欧国家收效甚微。而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的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竟然对毛泽东的反帝、革命思想也无动于衷，拒绝苏中合作，共同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反而提出要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搞和平共处的思想。这在毛泽东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作为马列主义的继承人，毛泽东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是不会变的，对付战争只能通过列宁认定的革命制止战争的办法，和平共处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孱弱时的一种权宜之策，而不是长期的政策。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强大了，当然用不着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

而中苏不能联合推进反帝斗争、协调革命立场集中体现在1958年发生在黎巴嫩的中东危机。这一次危机的爆发是美国干预中东问题所致。在毛泽东看来，这一事件是中东人民反对美帝的集中体现，也是进行革命、打击美帝的一次机会，因而对黎巴嫩的行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并且敦促苏联运用自己实力和实际行动对美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入侵“给予坚决回击”。但苏联对这一事件一开始就表现出畏缩心理，不敢支持黎巴嫩，害怕苏联的支持会引发美苏战争的危险，因而拒绝了中国对黎巴嫩提供支援的呼吁。

相比于苏联的害怕心理，中国恰好选择了在中东危机的最高潮发动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以策应黎巴嫩人民的反帝义举，以此彰示中苏两国不同的反帝政策。当然炮击金门的行动早在中东危机之前就已酝酿，其意图只是表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决心，同时有助于在国内“动员农民掀起'大跃进'运动”。但炮击金门所选择的时机表明，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对苏联与美国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展示中国区别于苏联的坚定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立场。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摇摆、妥协、退让使毛泽东大为失望。毛泽东原本寄希望的中苏双方联合推进的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希望落空了。中苏双方首次在如何看待及如何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毛泽东本人是从反帝的角度来积极看待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问题，并且毛泽东以中国自身革命的经验，积极主张第三世界应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

而赫鲁晓夫则将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放入到美苏关系的框架中去分析，对第三世界运动不怎么热心，生怕第三世界的星星之火会升级为极具破坏性的美苏全球核大战。这一差异使毛泽东认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已放弃了列宁、斯大林所主张的武装斗争革命道路，丧失了革命精神。“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要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而放弃苏联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提倡“三和路线”的道路，意味着赫鲁晓夫这一代领导人已经滑向了半修正主义，乃至完全的修正主义。因此，作为坚定的列宁十月道路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的担负起苏联所放弃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运动，为世界革命和国际正义做出贡献。

但毛泽东也深知要担负这一领导责任，是需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以当时中国经济军事实力，是无法与美国、苏联相比较的。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拥有实力而不敢革命深为不满，毛泽东气愤地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关键问题是一国的社会制度和精神状态，一国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很快的将生产力发展起来。因此是制度而不是物质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具有制度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中国能够很快的把经济发展起来。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提出将国内工作重点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防修反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国内任务的确立对外交具有强烈的影响，中国外交非但没有因国内“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而改变先前的斗争性姿态，使之趋于低调务实，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基于国内防修反修的革命需要，毛泽东外交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服务国内革命的“世界革命”大环境。而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世界革命”，在反帝同时，还要反修，这是毛泽东特有的“世界革命”理念。

为实施其“世界革命”理念，毛泽东在国内批判了王稼祥于1962年提出的务实外交思想。外交的目标既然是推进“世界革命”、“反帝又反修”，那么这里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既进行反帝，又进行反修？或者说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达到既反帝又反修的目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反帝反修思想是非常深刻、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开展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反帝必反修的命题之所以成立，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修正主义源于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打入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代理人。他们一旦获得政权就将改行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变色。

其次，将反帝寓于反修之中，反修即是反帝，并且是当务之急。打退了修正主义的进攻即是击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为国内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要限定在中国不致于引发直接与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毛泽东并不想与美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干扰中国国内正在开展的反修防修革命的大局。因此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既进行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又不致引发与美苏的军事冲突，毛泽东的“世界革命”路径选择是异常小心的，也是非常巧妙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亚非拉所谓的中间地带。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为毛泽东这一深奥复杂的“世界革命”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试验的广阔舞台。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中国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将外交目光集中投向了亚非拉地区，思考中间地带作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毛于1957年重新恢复了对亚非拉地区使用“中间地带”的称呼，并提出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思想。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探索开始日益强调中间地带对中国“世界革命”目标的作用。应该说，在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美依旧对峙情况下，将外交立足点转移到中间地带，既是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也可以直接避开与美苏的正面对抗，不失为一种客观、谨慎的选择。

因此从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会“有所作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的端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外交思路，即将“世界革命”寓于“反帝反修”之中，“反帝”又寓于“反修”之中；而“反帝反修”又寓于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世界革命”的目标，经过一系列过程转换，最终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区第三世界民族运动。这便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思路或道路的选择。它既具有激进性，同时又具有相对安全性与现实性。

三

总体而言，60年代狂飙突进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毛泽东思想中“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世界”积极表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问题，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革命联系一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毫无疑问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战略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以一个孤立、愤怒的革命者形象向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人民摇旗呐喊，但中国所能得到的呼应却是为数有限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激进政权和激进派别的支持。1963年第二次亚非会不能如期举行，表明中国世界革命立场并没有能得到多数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中国立足于亚非拉中间地带，推进“世界革命”外交目标落空了。中国外交也因此面临一个空前孤立的局面，“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中断”，原先行之有效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被放弃了。

到1969年，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局面。“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并且语带责备的质问，“革命干嘛要搞这么援助”。又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马列主义之外，还带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当尼克松于1971年当面夸奖毛的思想改变了世界时，迟暮之年的毛则叹息：“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反应到实际一个最大的后果是无法有效保障中国的安全。由于这一时期同时与美苏为敌，中国的周边安全大大恶化，中国几乎面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安全威胁。

1962年是安全最为威胁的一年。随着苏联的威胁特别突出，毛泽东实际上在1964年前后开始思考中苏战争的可能。1969年中苏之间预期而至的珍宝岛冲突表明苏联已公开成为中国头号威胁，到这时毛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提出了“两霸总要争取一霸”的思想。从这一层意义看，60年代的“世界革命”是以失败的案例为中国外交重新调整提供一个反面教训，为日后以现实主义态度实施对美“一条线”战略、重新采用国际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但应该说，从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略到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并不是简单的由经验教训所带来的一次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事实上，这种政策大转弯的背后仍然流淌着某种相同的政策理念。正是这种相同的理念，从“世界革命”到“一条线”的转变才有了可能。这就需要对“世界革命”战略所包含的理念做一深层次的探讨。

实际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尽管具有理想性、激进性，但也并不是完全排除了现实性、稳进性、安全性、谨慎性的特点，它内含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尽管外交工作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左路线干扰，中国外交还是非常务实的，实事求是的，甚至是精明审慎的”。这一思想，可以通过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与列宁的“世界革命”理念做一比较得到辨认。首先，从革命目标看，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目标是为了直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从其实践看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并没有强调推翻帝国主义在其本国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反帝目标是将其寓为列宁所没有的反修目标之中。因为在毛看来，是修正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直接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威胁。

所以从革命目标看，中国的选择是非常现实的、稳进的。其次，从革命的道路看，列宁直接派人或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闹革命，具有极强的冒险性，而毛泽东则是从60年代处于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着手，希望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渐进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这表明毛的革命道路选择是相对迂回的，并不是冒险性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本国在“世界革命”的作用，列宁在20年代的“世界革命”思想突出了俄国的作用，认为“在我们的刀尖上承担着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是以出兵、出钱、出枪的方式直接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实际的革命输出。而毛的“世界革命”则是强调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榜样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革命模式、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至于世界革命的任务，还得由当地人民自己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加以完成。

所以正是这些方面的重要区别，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有保留的，并不是一种盲动，流露出冷静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倾向。“中国领导人虽然都显得好战，但在把言论转换到具体政策上时往往很迟缓”。难怪苏联在批判毛的革命战略时，总是斥之为“假革命”、“民族主义”。这一斥责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世界革命”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思想确实为后来的“一条线”的转变准备了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