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申纪兰：先后13次见到毛主席 江泽民称她“凤毛麟角”)

申纪兰在西沟这条路上一走就是60年。

申纪兰（右一）发动妇女参加劳动。

1954年，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山西四位女代表，申纪兰、李辉、郭兰英、胡文秀（从右至左）。

　　忠诚——西沟，我生命的根我60年的爱

　　她是我国最早一批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从十几岁来到西沟，至今年过七旬仍坚守在西沟建设第一线，她60年不离开西沟，带领西沟百姓走上致富之路，她，在西沟树起了一座共产党员的丰碑。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还在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同志称赞过她，江泽民同志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总书记叫她“申大姐”，李鹏、朱镕基、薄一波、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的妇女代表，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前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

　　她——就是申纪兰。

　　申纪兰为什么是申纪兰

　　我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从小就爱劳动。

　　我父亲走的早，留下娘和我们三姐妹，家里没有劳力，生活难过。五六岁我就开始帮家里干活，送饭、拉牲口、拾柴火、拾粪，反正能干啥就干啥，手脚不停着，劳动倒成了脱不开手的习惯。

　　1943年，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度过灾荒”。李顺达在西沟成立了太行山上第一个互助组，共6户人家，他们都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我们山南底村也跟着成立了季节性互助组。这一年，平顺二区和三区发生了蝗灾，县里动员全县人力去消灭蝗虫。当时山区农户“支前”热情高涨，很多年轻劳力都报名参加，但大多都是男劳力。我也想去参加，我娘嫌我小，又是女娃，就拦着我说：“你一个女娃，路又那么远，又要下堎梯，不要去了。”我想去灭个蝗虫能苦成啥样，我就一定要去，最后就和村里的七八个妇女和男人们一块去了。没想到这一次灭蝗还真让我苦着了，一天走几十里山路，吃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围着堎梯爬上走下，一到晚上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几天我都要跟不上集体了，男劳力劝我们女劳力回去，有几个女的实在跟不上就回去了，我想你们男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我咬牙坚持着跟男人们打了十几天蝗虫，直到集体轮换的时候才回家。我娘见我衣服也破了，脸也花了，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我心里却很轻松，我知道我做到了。这次灭蝗互助组还给家里拨了工分，这让我很光荣，这也是山南底村少有的事。互助组的干部说：“纪兰虽是个女娃子，却做了男人的事。”我自己的收获是，再多人围着不敢做的事，不一定做不到，路长不过脚，困难大不过人。

　　最让我激动难忘的事，是我申纪兰也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激动。我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另一个就是组织委员宋金山，是他们培养我入了党。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牺牲了多少人，才把这个国家交在人民手里，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农家女儿有说话的权利，有作主的机会。我就是共产党解放了的，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我早就想参加共产党，当一个共产党员，这可达到我的目的了。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我一定要跟着党支部，跟着李顺达，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把西沟建设好，把生命交给党，就是听党话，永不叛党，一定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没有在旧社会活过的人，很难理解我心中的恩情，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个国家是怎样走过来的。我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当这个干部，就得为党为国为人民服务。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你要当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唯一标准就是你干的事情，哪个对，哪个不对，才能总结出你自己这一生到底是甚人，为人民，还是为自己了，一心向党，还是私心太重，最后的结果就在这个上边哩。

　　一辈子没生孩子，却接生了上百个孩子

　　我是西沟第一个使用新接生技术为人们接生的人。那个老接生箱现在还留着呢，西沟四十来岁的人，有一百多人是我给接生下来的，很多他爹是我接生的，他儿也是我接生的呢。直到我为西沟跑下个医院项目，有了医院，我的接生箱才不用了。

　　他们都不忘我。

　　一次，张建荣盖房摔伤了腿，我把他送往长治的医院。车到邻县的黄牛蹄乡，有路霸拦车。我跳下车大声喝道：“你们要干甚？车上有重病号！”拦路的人中有人认得我，领着那伙人就跑了。我把建荣送到医院，治了他的腿。

　　他们也都怕我。

　　也有人来我家，想尽办法想让我给领导添点好话，美言几句，能使自己的进步快一点。

　　还有公司来聘我，一个月给我发几万元工资，就为让我替他们跑车皮、拉项目、打通关节。

　　他们都看错了我。

　　这五十年我只顾在西沟滚爬了，没有做好媳妇，当媳妇也没给张家生养过孩子。

　　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我抱养的。

　　张海良他是个好人，孩子的事他都操心，他都管着，他对孩子做到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我没有做一个好母亲。

　　几个孩子都受了苦，没受到照顾，但都很好，都是好孩子，他们都理解我，从小到大，都理解我。

　　人家过年，我在猪场养猪呢。江平，那会儿还小，跑过来叫我：“娘，人家都过年呢，你不往家走，奶奶叫你回家呢。”我说：“你快走吧，娘看猪呢，要是狼吃了猪，我怎么交代呀。”

　　江平就自个跑回去了。

　　后来，孩子大了，常常抽空跑来看我，可他们每次回来，别说吃上娘做的饭，见都见不上我人。我要顾孩子顾家，我还不是个好母亲，我哪能顾上孩子顾上家呀，我连自己还顾不上呢，连饭还顾不上吃呢。孩子也是理解，他们都懂道理，没有给我找过麻烦，都支持我这个娘。

　　文化不高不办坏事，素质不高不办违纪的事

　　有人说我盖房子，死脑筋，自己栽了那样多的树，还不该使上一根椽？

　　我说，那“老包”是在舞台上，咱是在生活中。那些树，老李死了看不见了，我看见喽，我还能说，不要祸害了就行。群众需要可以砍，干部不要砍，一砍开就不行了。

　　这些年我遇到多少事，看过多少人，想当一个干部，十件事九件办好了一件没办好就有闲话，说甚的也有，听不下也得听，硬咽哩。

　　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可也真不容易啊！有的人，不让腐败他要腐败呀，他要没有权，他怎腐败呀，权是为谁服务呢，权是为谁掌呢？

　　这就得问问自己为甚，你怎当上这个干部的，人民选你当的，党信任你当的，当上了你就违背党的原则办事，不给人民办事，这就叫个合格？

　　党的事业，真是一代一代需要好领导呀。

　　咱们是在农民当中，不是高级干部，可是咱有名气了，责任也一样大了。

　　可这名气是谁给的，享受是谁该享受呢？名气是党给的，名气是人民给的，不是你自己有多大本事，这个我倒清楚呢。

　　让你为人民服务了，你就为你家庭服务了，那你就是个家长，就不是领导。

　　家里头不满意你不怕，就怕社会不满意你，党不满意你，人民不满意你。

　　人要有私心就当不好干部。

　　共产党这些年走得不容易，我跟着走也不容易。

　　我文化不高不办坏事，素质不高不办违纪的事。

　　五十年，我没有领过大队一分钱补助。

　　我为党是一颗忠心，事没办好是没水平。

　　下至农村上至国家的大事，我都要举手哩。要不说句公道话，还叫甚个人大代表？

　　多大的领导我见过，多大的困难我遇过，我就是豁出命要走在前面。

　　我一生最好的一点东西

　　1977年，山西省委的会议特别多，我是妇联主任，也是省委委员，经常被叫去开会。开会的内容有几次都是让李顺达作检查，这让我很难受。李顺达那时突然被戴上了“反大寨代表人物”的帽子，开会时有领导让他认错，他说：“我没有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不能瞎说。说了瞎话，不是欺骗党、欺骗人民吗？”

　　在山西省要选举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省里有领导说李顺达不承认错误，就没有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还找我谈话，想知道我咋想的。我就告诉他们说：“老李是个好人，没说过一句坏话。”

　　那天，我去看李顺达，我知道他心里也难受，就想安慰一下他，可走到门口，我还没说话，泪就长淌开了，人一生多不容易啊。

　　我说：“顺达哥，你帮了我几十年，你这会儿到难处了，可我能帮你个啥呀？”

　　李顺达看着我，反过来安慰我：“纪兰，这不是帮不帮的事！你就让我受着，你就不要管啦。”

我说：“可是要选代表了。”

　　李顺达严肃地对我说：“申纪兰同志，你一定要听党委的，西沟需要你。”

　　这天，山西省委三届八次会议上选举党的十一大代表，当念到“同意李顺达的举手”时，全会场那么多人，没一个人举手，只有我一个人举着手，大家都转过来看我。

　　会下，就有代表问我：“申主任，你怎还敢举手哩？”

　　我说：“党培养了老李，老李培养了我，老李是个好人，带头干过来的。我了解老李，不管你举不举手，我是要举手哩，住了法院也心甘。”

　　1983年7月，李顺达去世了。他是心脏病发作走的。

　　我接到通知，和西沟党支部、村委会的一班人，连夜赶到了太原。

　　从太原取回了李顺达的一半骨灰，我让人取出那块在西沟放了十几年的柏木打了一口棺材，把顺达哥安葬在了西沟背后长满绿树的山坳中。在十几年前，西沟建接待站时，发现一块好的柏木，顺达哥当场指着这块柏木对在场的人说：“这木头留着，将来谁对西沟的功劳最大就给谁。”

　　他就是对西沟贡献最大的人。

　　我毕生都感激李顺达，他让我在西沟这个集体中得到成长，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的引路人。西沟的今天是他带着大家一点点干出来的，没有李顺达，就没有西沟的今天，没有西沟，就没有我申纪兰的今天，这就是吃水不要忘了打井人。

　　我真要把西沟富起来，李顺达带领大家改变了这个穷面貌，我再给它创环境，让大家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一生最好的一点东西。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1973年，在山西省妇女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省妇联主任。

　　省委很快给我准备了一套住房，我没有要，把原先住的宿舍腾出来，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床，就住在办公室。

　　接着，人事部门的人来找我，要为我办转户口。因为我这个主任现在还是个农民呢，户口不转，我的许多国家干部的待遇就不好落实。

　　一听说是要给我转户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户口一转，我就再也不能算是西沟人了。我从西沟才走到北京，出了国，和毛主席握了手。现在让我离开西沟，我这个劳模还算是劳模吗？

　　人事部门的人左一趟右一趟来催我，我不知道咋办，就向妇联告了假，决定回西沟一趟，我也想给自己找个答案来。

　　我没有坐副主任为我安排的那辆单位的吉普车，我回西沟是私事，公车我不能用。我搭了长途汽车先到长治，再转车到平顺，然后步行回了西沟。

　　离家将近半年了，走时地还没种，可眼下庄稼都快能收割了。满山的树，满沟的庄稼；站在村口，我眼泪都落下来了。

　　听说我回来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跑来看我，我在西沟住了几天，主意就定下来，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自己离不开西沟。

　　回到太原后，我就向省委提出我要回西沟的要求，请省委批准。

　　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

　　我有些激动地说：“我的户口在西沟，我的级别是农民。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沟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我还怎绿化荒山？我是太阳底下晒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坐出来的。这里已有这么多干部，我不想再添人，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你非叫我坐不行，把我也弄病了，工作也就弄塌了。”

　　省委最后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同意了我回西沟的申请，人可以回到西沟，但职务仍然是省妇联主任，仍要主持省妇联的工作。

　　我就向省委提出六个请求，就是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我在西沟劳动，这些都不需要。省妇联的日常工作可由一位副主任主持，除非需要我做的事，我就来，没事我就在西沟劳动。

　　省委全部都同意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西沟，有事就去妇联开会，没事就在西沟参加劳动。这年我在西沟也挣了一百个劳动日，不过挣的也全花在来回西沟和太原的路费上了。

　　1983年，我从妇联卸任，彻底回到西沟，李琳就从太原赶到西沟来看我，我正在地里担肥，他找到地里，握着我的手说他很担心我有失落感。

　　我说：“李书记啊，你了解我，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那办公室里坐的人，还是西沟好！”

　　李琳说：“我看你是跟西沟绑在一起了。现在地都分了，你还想做甚？”

　　我说：“李书记，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我一句话把李琳说得眼里流了泪，他说：“纪兰，你能把自己变成现在这样，不容易啊。”

　　说着话，想到以前，我们俩都哭了。

　　我1929年出生，在三个旧农村生活过，那时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家里有个男人吧，谁来找来，问有人没有，本来我就是个人，我就说没有，不在家。一个家，男人不在就没人了，你们想想我们多难呀。我在西沟争取同工同酬，是解放妇女的半边天呀。我也是真正遇到了好时候，要是没有共产党，也解放不了。

　　还有一句话，家里男人不在了，就是刚生下个孩子，是个男的，他就能落户，我们这个女的落不了户。我在西沟和妇女们一起争取同工同酬，后来记工就记上申纪兰，我劳动了还能给男人记上工？

　　转转折折的，这都是封建思想的斗争，看不起妇女，妇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在政治上受压制，在经济上受损伤。劳动，不承认你是个劳动人；在家里，你不算个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妇女的地位，我就得出这个结论。

　　解放妇女是个世界问题，我不是说我做了多大的事，我是走到这一步心里可不容易呀，我就为女人撑腰做主，走出家门，参加社会；走出家门，参加劳动；走出家门，建设社会主义。我这个也不是光为了争功，也是为国家添斤添两。

　　从建国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我这六十年跟着党走也不容易。我是个没知识水平的人，劳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走到了今天。共产党这些年是摸着走，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呀！没有了公社，我在西沟领着大家致富办企业，一摔一个跟头，多难呀！

　　有记者问过我：“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我说：“忠诚。”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农家女儿，当选了农业合作社副社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全国妇联执委，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还受到了毛主席接见，被周总理请到家里做客。

　　在这条路上，就像薄老说的风风雨雨，我这个腿疼也是个教育，不疼了就赶紧走，疼起来我慢点走。哎，走走它就不疼了，我想这个越走越好，我这个老了，还得走。

　　（选编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忠诚——申纪兰60年工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