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他的书房在北大，也在)

章永乐办公室门口的个人信息栏△

采访、文字 | 郭雅颂

摄影 | 吕宸

拥有一间书房，放喜欢的书，不被打扰地阅读、思考，大抵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生活。学生时代的章永乐很长时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很爱买书的，那时候宿舍很挤，我住上铺，就弄了一个小书架在墙上放书，后来书太多了，只能堆放在床上，过那种‘半床书半床人’的生活。”本科毕业时这些书舍不得送人，他都想办法弄回了老家。后来出国留学，拥有一间书房更是无异于奢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两年特别潦倒，一度在治安很差的洛杉矶市中心租住，后来条件好些了，但是美国的书特别贵，我不敢随便买，好多时候连淘旧书的钱都没有。”好在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很慷慨，每次允许借阅上百本书，章永乐便每次都拖着一个大箱子去借书。2008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毕业后回到北大任教，法学院陈明楼的这间办公室成为了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他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像一个穷小子突然发了大财，非常欣喜”。

章永乐书房里的照片墙△

2002年毕业季，章永乐在北大图书馆△

说起当年那些集体阅读的热潮，章永乐回忆起一些趣事。“刚到燕园的时候，很多同学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不修也要搞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供着。弄回来之后其实也不怎么读，但就是得有一本。”直到现在，章永乐的书房里还保留着一些当年跟随潮流买回来却没怎么读的书。用他的话说，这也是一种历史。书房记录了他的阅读轨迹，而个人的阅读轨迹恰好折射出个体在思想上的成长历程。“如果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许多书是读不进去的。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会慢慢清楚哪些书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哪些书虽然是好书，但自己已经不太需要细读的。”从北大出发，在UCLA接受了扎实的学术训练后又回到北大的章永乐，逐渐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交叉地带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舒适区所在。

在北大读本科期间，对章永乐而言有一段非常宝贵，称得上“人生快乐的重要来源”的经历，那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周五，这群有志于研究理论问题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声朗读文本，然后逐字逐句推敲，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答案。通过文本的阶梯，他们忘却了当代世界的喧嚣和虚浮，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心灵对话。再度返回当代世界时，他们不仅收获了更多的知识，还有思想探索的快乐，以及与同行者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那个青年人崇尚自由乃至有些散漫的年代，这样一个学生自发读书组织却存续了十多年之久。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文章中，章永乐自己也感叹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加入小组，又因毕业而离开北大校园，但星期五读书小组的旗帜始终不倒，实属难能可贵。”

担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副院长以后，章永乐的公务多了起来，许多工作也不得不挪到燕南园66号（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办公楼）处理。对他来说，陈明楼的这个房间、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有怎样的意义呢？他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书房就像是一个甲壳，读书的人往这里一钻就觉得很安全很熟悉。”他抬手指了指四周说：“这里的书，有些是我自己编写的，有些是我读过的、触摸过的，就像猫喜欢到处蹭到处舔留下自己的气味一样，这间书房可能是我留下气味最多的地方。写东西时，我还是喜欢回到这儿，这里给我有一种莫大的安全感。”说到这里，他又突然补充道：“所以我想纸质书还是很难被取代的。因为电子书可以一键下载、清空，别人很难从一本电子书上识别出关于你的信息。可是纸质书，你能确切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你在某个时刻碰到了它，遭遇了它，你收留了它，你就和它发生了一种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联系。”

章永乐在北大法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上致辞△

章永乐（左二）与UCLA政治学系博士生同学在一起△

其实，对章永乐来说，年轻时前往美国留学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场旅行。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与精神气质。通向博士学位之路相当艰辛，大量的课程阅读和论文写作都是硬任务，每个学期熬到头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无独有偶，刚到美国的他又不幸碰上加州财政危机，于是录取通知书中的“全奖”被学校管理者“限缩解释”为不包括学费，导致他一度举债读书。为了省钱，章永乐只好租住在紧靠市中心、治安不佳的拉丁裔社区里，每天坐三个小时公交车来回，从UCLA挨着的富人区比弗利山（Beverly Hill），到他租住的拉丁裔社区，贫富和种族的等级差异，非常鲜活地呈现在眼前，这是对“洛杉矶折叠”的切身经历。他省吃俭用，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然后在北京轻装开始新的生活。多年以后，他进军美国研究与拉美研究，写出获奖著作《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在写作的时候，他脑海中经常浮现他在洛杉矶穿过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耳边回荡着混合了西班牙语与英语的种种对话。

不仅如此，异国求学之旅还给了章永乐另一种视角看待中国社会。全新的环境挑战着个体对事物应该如何的一切预设。曾经熟悉的东西被陌生化，从局内的经历者变成局外的观察者，双重视角带来的是更多的可能性。“思想要丰富就需要有差异，差异又需要对比。”在域外的环境中，一个人首先需要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做梦或许都在讲英语的情况下，再回头看过去熟悉的社会，好像就不太一样了。“比如你会思考为什么中国的神话里面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而不是诺亚方舟？为什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对于是否离开地球并没有执念，甚至还设计了章北海这样一个执意离开地球的角色，但大多数中国电影观众会觉得‘带着地球去流浪’是一个很感人的想法呢？中国人到底怎么理解家？这里面思想会经历一个类似远行和折返的过程。但无论远行还是折返，都是在丰富你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这些年，章永乐的研究正是这样，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差异的把握中，重新理解中国，重新理解世界。

章永乐在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洛杉矶寓所△

2003年初进入UCLA时，和那个年代大多数赴美攻读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一样，章永乐被分配了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导师，实际上是被期待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作一些为美国理论提供中国素材的工作。然而，他很快转向了直接研读西方经典文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选择了当时刚入职UCLA政治学系，曾经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系主任的茱莉亚·西萨（Giulia Sissa）担任导师。这一转向，一方面与他在北大读本科时对理论产生的兴趣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研究比较政治学，几乎绕不开“民主/威权”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尽管许多人致力于为这两个概念加上各种限定词，但一旦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无论是古代中华文明，还是20世纪中国摸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许多经验都无法在其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达和理解。相比之下，研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波里比乌斯和马基雅维利反而让章永乐感到更为舒适，因为它们与当代中国及当代西方都有一定距离，在这一领域，他可以专注于研究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完全不必与老师同学因为对当代中国的不同见解而争论。当然，他经常会遭遇到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困惑。毕竟，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啃那些用今人已经读不懂的语言写的经典著作，比一个美国人来中国研究《春秋》和司马迁有更大的难度，会被认为是放弃了自己先天的比较优势，走了一条吃力不讨好的道路，未来可能很难在美国找到工作。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土壤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深入西方学术思想传统的源头，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断裂、不断寻求重新自我整合和自我表述的运动体来理解，正是让他觉得最能够发挥留学价值的方式。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章永乐遇到了若干在学术上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教授，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微观史”的重镇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我之所以被他们吸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探索与努力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接轨论’‘转轨论’者存在天壤之别。”在金兹堡教授主持的马基雅维利研讨班上，他们经常花两三个钟头讨论一小段文字，比较不同的研究进路给出的解释，庖丁解牛式地探讨它的作者如何生产出这些文本、针对什么样的听众、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包含什么样的盲点和内在矛盾......对经典文本的批判式阅读是章永乐在美国留学期间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而在佩里·安德森的引导下，章永乐开始将写书评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活动对待。为他人写书评，论述的主题未必是自己熟悉的，为了言之有物，就必须加强学习，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脉络，这就为章永乐接触和进一步思考“古今中西”问题的各种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也让他的思考不断越出既定的学科建制，向着更广阔的天地生长。

章永乐已出版的五本独著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