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网(【说谍】抗战谍影：真实的“51号”情报网，红色特工纵横中原大地)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应该被纪念！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那些无名英雄的牺牲和奉献，为信仰而战斗是他们一生最伟大的注脚。

他们很多人互不认识，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忠诚与信仰从来是一致的。他们就是中共隐蔽战线中，那些值得被纪念的无名英雄们。

在峥嵘岁月，抗战烽火中，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的征程中，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用忍辱负重担起了民族钢铁脊梁。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有部抗战时期上海背景的红色特工影片，叫做《51号兵站》，说的是新四军特工在上海滩与日伪斗智斗勇的故事。无独有偶，在抗战的历史上，中国隐蔽战线还真实的存在一个“51号”情报站，并且它直接隶属于八路军总部情报处。

郭有义老前辈，河南林县籍人（今河南林州市，也就是著名的红旗渠所在地），一个抗战时期，在河南中原大地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八路军特工。

他出身是中国农村较为富庶的家庭，也因此，幼时便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至中学时期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后因成绩优异，考上了北大附中（高中部）。

在1934年，考上北京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彼时北大的红色思潮踊跃，是中共学运的重点堡垒，郭有义老前辈求学期间，对进步思想和红色运动求知若渴。

1935年，积极投身震撼全国的129运动和1216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2月，中共领导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民先队（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发起在北平（今北京）成立，郭有义成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民先队负责人之一。

1936年4月，郭有义加入中共。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自此拉开了帷幕。根据国民政府训令，北大法商学院西迁至西安，郭有义随校同往，并在西安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7年11月某晚，是郭有义老前辈终生难忘的时刻，他参加了由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七贤庄1号）”召开的西安各界人士座谈会。聆听着中共领导的教诲，以时局，以未来斗争方向，都对郭有义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8年，郭有义毕业，旋即被组织安排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任省委机关刊物《西北》责任编辑，后兼任《工商日报》社编辑。

1940年4月，奉调赴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宣部工作。

1941年4月，在延安工作了一年后，郭有义奉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中社部）派遣，化名（化名郭成和）潜回到家乡安阳敌占区开展隐蔽战线斗争，任务是搜集情报、建立地下党组织、配合根据地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组织和业务关系交由八路军前指总部情报处。自此郭老前辈进入隐蔽战线，开始了郭老前辈一生中最为华彩也是最为神秘的人生片段。

郭有义利用家族内本家爷爷当时在伪河南省财政厅担任高官的关系，在伪彰德县（即安阳，日伪强行改名彰德）税务局谋到一个三等科员的职业，然后又调至彰德县税务局车站分所所长。

收集日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非一个人可为，郭有义首先需要发展他信任的可靠情报关系，搭建情报网。

刘洪涛，原名刘振渠，1918年出生于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置度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7年秋，刘洪涛经亲戚介绍，来到彰德车站当火车工人。从见习司炉干起，渐渐掌握了技术，成为了火车机手。

在日本人掌控之下的彰德车站，工人们天天受日本监工的凌辱欺压，见面都得摘帽鞠躬，稍有差错，轻则扣罚工钱，重则挨打挨骂。吃得是又有毛又有碜的毛面窝头，住得是阴暗潮湿的工棚。工资经层层盘剥，最后发到工人手里少得可怜，别说顾家了，就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刘洪涛和工友们对日本人、工头恶霸打骂欺压、敲诈勒索的行为，充满了仇恨，复仇的火焰一点就燃。

郭有义到安阳后与刘洪涛一见投缘，他们义结金兰，在郭有义的引导下，一个由郭有义为组长，以周同乐、刘洪涛、邵跃扬、魏儆为成员的中共安阳情报组就在日伪眼皮底下建立了起来了。在郭有义带领下，刘洪涛成为安阳情报组骨干人员，1942年加入中共。

1942年5月，郭有义通过他高中同学牛爱菊的关系获取情报，日军第36师团（井关师团）将由开封、封丘、滑县到安阳集中，然后于20日北运到邯郸参与军事行动。组织收到情报后要求安阳情报组对敌人的军运计划进行破坏。

郭有义连夜召集刘洪涛、邵跃扬、魏儆开会，研究商量破坏敌人军运的办法。根据魏儆的提议，他们决定利用为日军开先驱车的机会，对漳河大桥进行破坏，造成敌人的军运无法顺利完成。

先驱车，是当时日军为了防止八路军在铁轨上埋设炸药和地雷偷袭军列而使用的运输手段，其由五节车厢组成，车厢里一般就装垃圾和炭渣，挂在机车头前，由机车推行。资，日本人必会派先驱车探路。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还规定，先驱车必须由中国乘务员驾驶，遇到危险让中国人送命，所以工人们叫它“趟雷车”、“送死车”。

这三名工人回到车站后，立即按计行事。他们先暗下鼓动工人们装病、磨洋工，拖延日军运输时间，千万不要替日本人开先驱车，枉送性命。这一来，工人们全都散了心，尽管日本人在车站贴出布告，要求不准旷工和请假，可是，该装病的还是装，该旷工的还是旷，到了五月二十日这天傍晚，整个车站，除了魏儆、邵跃扬、刘洪涛三人。

5月20日，井关师团按预定计划集结到安阳。晚8时，根据安排，安阳情报组骨干力量都登上了火车。机手刘洪涛、司炉邵跃扬，司机魏儆。

晚上22点25分，先驱车轰轰隆隆的开上了漳河桥。当先驱车跃上那座跨越漳河的铁路大桥时，只见邵跃扬和刘润梓齐声一喝，踢转车上的翻炉篦，炉中半膛火便倾泄在了车下。这些燃烧正旺的煤火落到铁轨上，枕木是红松制作，遇火易燃，火势便越烧越旺。铁轨很快烧红、变形或熔化，这一来，铁桥中央已承担不起太大的重量。

日军在大桥两端建有数丈高的护桥碉堡，日兵昼夜守卫。可是，装甲车上射来的探照光，刺的人眼睛无法正视，一时间也分不清桥上的光亮是灯光还是火光。

魏儆他们做完手脚，驾驶前驱车安然驶离大桥，而后面跟随的那列装甲车就没那么幸运了。装甲车行至桥损处，桥体轰然垮塌，前两节车厢一头栽入河中，其余車厢，有的震出铁轨，也有的歪入河中。而在装甲车后，几列满载士兵和弹药的兵车又相继飞驰而至，一列撞上一列。顷刻间，大桥附近响起一阵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车内敌人鬼哭狼嚎一片。

安阳情报组还在郭有义的策划指挥锄奸，如干掉了死心塌地做卖国贼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孙绍文。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军需要求倍增，为了以战养战，日军在华北敌占区大肆搜罗铜铁等战略物资。彰德（安阳）车站铜铁堆积如山。郭有义和安阳火车站机务段工人、共产党员刘润梓、邵跃扬等发动工人，采取各种手段，将站内的铜铁偷出，用麻袋装上火车，待车开到预定地点扔下，由接应的地下工作者运往根据地。

而彰德（安阳）车站当时较为繁华，商贾集中。在日伪统治下，敌占区税收种类繁多，车站税务分所被誉为日进斗金之地。郭有义利用职务手段，不到一年时间即积蓄了巨额伪钞，拿出其中3万元兑换了326两黄金。这批资金，除一部分用作情报组成员，情报关系往来活动经费外，其余大部用来购买根据地紧缺物资。

自1941年4月进入安阳始，1943年春去开封，至1949年全国解放，郭有义在河南敌区从事地下工作近10年，不仅没有向上级要过一分钱活动经费，还上交了大量钱款和根据地紧缺物资，这也是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2年2月，为了密切配合八路军破袭平汉路，郭有义及时向八路军破路大军传递情报。情报组成员刘润梓、魏儆设计用火车头撞坏敌人检修铁路用的轧道车，邵跃扬拔掉安阳城以北铁道道钉，以阻止敌轧道车通行，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破路斗争。同年4月，郭有义得到日军将于5月大举“扫荡”太行根据地的情报，即乔装打扮通过封锁沟来到太行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向总部情报处领导人报告了敌人动向，汇报了敌占区的社会状况及一年来的工作，引起八路军首长的高度重视，受到了总部的肯定和赞扬。

1943年2月，受八路军前指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兼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处长）指示，潜入开封，以“伪开封市契税局事务股主任”的掩护身份活动，他即着手筹备建立八路军总部开封情报站（集总开封情报站），代号“51号”。郭有义进入开封后，在当时的马府坑街19号（现为马府坑街25号）购置一处房子，同先于他进开封的吴敏（女，原名孙永德，化名李瑞兰）结为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1943年春，为了保持开封情报站、安阳情报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联系，郭有义将熟悉铁路沿线情况的刘洪涛（化名刘润梓）调到开封任秘密交通，主要任务是护送我方人员安全通过敌占区，以及在安阳至开封的铁路线上往返传递机密文件。

因工作需要，郭有义和隐蔽战线战友吴敏（原名孙永德，化名李瑞兰）假扮夫妻，后经组织批准结婚正式。安阳情报组仍由郭有义领导，日常工作由组内成员周同乐负责。

194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郭有义还参与开封铁路局开封车站搬运工人大罢工。罢工“致令滞运货物积压如山，滞卸车厢，遍站皆是。虽派军警宪严密防守，而损坏、霉烂、短缺者甚多，至于因是而招致的客货车停运之损失，尚无法统计。”（开封铁路局开封车站1943年4月8日布告）

1943年8月3日，经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批准，开封情报站（简称集总情报站）正式成立，郭有义任站长，代号51。机关设在马府坑街19号（即今天的25号）后院郭有义住处。

情报站建立之初，向集总情报处汇报工作、接受指示，都是靠交通员徒步往返护送。当时，集总情报处住在山西省左权县境内，开封与总部相距700公里，往返一次需要半个月，还要通过敌人深沟高垒、碉堡林立、步步设卡的封锁线。为改变这种交通联络的落后状况，使情报能够迅速传递和及时指导工作，总部决定给情报站配备一部收发报机。

1943年冬，刘洪涛身着伪军军官服，乘坐火车将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的一部电台安全运送至“51号”情报站，

当时的电台技术比较落后，机器笨重，天线足有30米长。每到深夜，51号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就把天线的一头系在腰间，爬上门楼至东屋之间的墙头，再爬到门楼顶上把天线头拴到门楼顶横脊的兽头上。然后沿南屋房坡西行，到西头后再跃到西房坡上，沿西房坡北直至屋脊北头，把天线的另一头拴到西屋房脊北头的兽头上扯直。如此反复，白天拆除天线隐藏电台，发报时再临时安装。很多情报就是这样在深夜中发出的。

红色电波缩短了开封和根据地的距离，可以及时接受指示和传递情报。开封情报站自此建起了中共隐蔽战线在河南敌占区自己的电台。也是中共隐蔽战线在河南敌占区设置的第一部电台，为以后传送情报发挥了巨大作用。

“51号”情报站成立后，下设联络站（设在妓女检治所），郭有义介绍章铭、曾洁光到妓女检治所工作，联络站由曾洁光负责，接待来往人员并传递信件。

郭有义领导情报站，发展了若干个重要关系，其中当时是“汪伪南京大陆通讯社开封分社记者”张以成为情报站成员，并且加入了中共。

1944年，派张以成先后与民权县伪军警备队队长朱广仁、兰封县伪军警备联队联队长张绍儒建立联系。抗战胜利后，张、朱二人所领部队被整编为河南保安第三旅，后改为河南保安第五团，二人担任正负团长，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保安团，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豫东战场上，为配合解放军歼灭有生力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4年初至1944年底，先后发展国民党二方面军军部少校电台台长董国英、孙良诚副官张世瑞、栗福德、孙良诚司令部警卫营营长裴晋三等人加入中共。不仅壮大了情报队伍，增强了情报力量，而且拓宽了情报渠道，尤其军事情报更准确，更及时，并有着未雨绸缪的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中，开封城防部署、兵力配备、武器装备、行动计划、作战部署等情报，及时报告上级，使首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布署。董国英利用身居机要部门的方便条件，为上级传递了许多军队的有价值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为以后的豫东战役、开封战役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由董国英提供的开封城防部署的情报详细准确，使我军对敌了如指掌。我军势如破竹，一举全歼开封守敌。开封大捷给国民党军沉重一击。

“51号”情报站在抗战期间收集了许多日伪部队兵力部署和调动，政府机构、特务机关、汉奸组织名单，社会经济等军事、政治情报。因为情报工作的优异，受到八路军前总情报处通令嘉奖、并为之荣记二等功。

情报站还发展“伪警察厅指纹检验所”人员万景春（万茂林），可以为出入敌占区的同志提供通行证件，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加强控制，对跨区域来往人员要求提供类似“良民证”的身份证件，这个“指纹检验所”就是办理证件的机构。

其他还发展了包括开封站的火车司机、司炉、售票员等成为情报关系。同时，情报站成员还打入“伪庞炳勋部开封执法队”、“伪开封铁路局铁道别动队”等。这些成功的策反和发展关系，如水银泻地一般，为情报站收集、转送情报和接送安排来往隐蔽战线成员提供了方便。

前述情报人员国民党军少校电台台长董国英于1944年10月入党，两位入党介绍人分别是胡万杰（河北安次人，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河南省契税局科员化名胡俊三）和马良（时任开封城区工委书记化名胡伯虞）。

1943年，郭有义认识了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胡万杰，郭向新夫妇。在郭有义的引领下，他们夫妻二人加入中共，并加入到“51号”情报站，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战士。发展“日伪记者”“指纹检验室员工”“打入日伪军队执法队”等，胡万杰都是直接或间接联系人。

抗战胜利后，51号情报站所在地（马府坑街25号院）被国民党军统抢占，整个情报机关及联络站都转移到胡万杰后院。胡万杰夫妇的家已成为情报站的新的联络机关。根据地派来开封的人员，都在这里落脚，受到各个方面的照顾。

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席一到开封，当时开封城四门紧闭、全城戒严，胡万杰以侄儿马良执守开封南门的有利条件，安排妻子郭向新巧妙周旋，安全地把席一护送进开封城，住进自己家里。

席一，原名席建璞。聊城县席庙（今属东昌府区）人。1938年2月任山东省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副组长。同年秋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8月加入中共。1941年夏抗大参训队毕业，调中央军委情报部专业班学习。1942年曾任西北公学教育干事、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参谋，曾六次深入敌区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情报处派遣科长。1950年春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处长。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政治部俘管处副主任、党委委员。1955年任总参二部美军情研究处处长、党委委员。同年9月授予上校军衔，嗣后晋升大校。1958年任驻瑞士大使馆武官、党委委员。1963年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毕业。1964年春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党委委员。1975年春任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正军级）、党委常委。1978年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联大，并先后在中国驻日、美、法、埃及、印度使馆武官处工作。1984年离休。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47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胡万杰、郭向新夫妻被捕入狱，面对国民党的酷刑，二人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其间，胡万杰还以自己的雄辩才略，给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狱中上书”，论述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历史规律。

1947年12月25日深夜，胡万杰、郭向新烈士被杀害于开封西南城坡。

抗战胜利后，郭有义及其工委在河南兰封、民权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为解放开封做出了重大贡献。三年中，情报站坚持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上层争取和下层发动相结合，发展了一批覆盖日伪党政军警特部门的情报关系，搜集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力量，为保卫根据地安全和开封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3月，郭有义任中共晋冀鲁豫城工部开封工委书记。经关系推荐，郭有义被河南大学经济系聘任为副教授，他即着手建立了河南大学支部。以合法身份在校内进行活动，继续在国统区坚持领导斗争。

51号情报站，从1943年8月正式建立，到1946年5月改为中共开封市工作委员会，存续近三年时间。

1949年1月，郭有义任中共北平市第十八区首任区长（今天北京市海淀区的前身）。他的老部下刘洪涛则在解放战争中跟随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新中国成立后，刘洪涛任云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顾问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有义先后任北京煤矿工会组织部长，西北局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秘书长，玉门油矿钻井公司党委书记，玉门工业大学副校长等职。

1976年12月，从甘肃兰州炼油化工总厂离休到河南安阳。1979年8月，定居开封。

郭有义老前辈在离休后致力于著书育人，撰写革命回忆录，先后在河南省《燎原》杂志上发表文章8篇。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6月、1989年10月、1992年9月出版他撰写的《地下工作十五年》《51号情报站》《一支地下军---张绍儒与保五团》3本革命回忆录。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应该被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