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当年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事件揭秘)

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起轩然大波，是上世纪80年代历史的一个著名事件。

后人这样评价这封来信：“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唱。”

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是兄弟单位，我也认识潘晓来信的当事人，对一些内情比较了解，所以每逢回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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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左为潘祎，右为黄晓菊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人类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伴随着人生观的讨论与突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脱离神性的讨论，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前关于新人生活的讨论，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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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来信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生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擎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

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競競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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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其中不少信稿还是几十个或几百个青年联名写来的。这个数字，打破了20世纪100年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的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大批海外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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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众多来信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生赵林的来信颇具爆炸性。他的来信被编辑部加了一个题目：《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个题目使赵林后来吃了不少亏。文章说，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自私就是人的自我发现，是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私，不是指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而是指表现自我，开发个人价值。

各种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锋，杂志社通过编发稿件，对一些偏激的观点作了平心静气的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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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少改革者高度评价《中国青年》的讨论，认为通过这场讨论，可以使青年人获得一个研讨人生的平台，有利于大家在切磋中共同前进。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

保守一点的人就不这么看了。有人写信指责《中国青年》说，“根本不应该发表这种来信”，甚至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的单位扣押了这几期《中国青年》杂志，不许人们看。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参加这场讨论的青年当作“危险分子”，甚至视为“洪水猛兽”。有的人给杂志社写信不敢署真实姓名，怕单位里打击报复。

幸好，《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紧跟而来的一大热点是，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打电话或亲自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询问潘晓情况，要求见面。编辑部婉言谢绝了所有这些要求。

接着出现了很多传言，说潘晓并无其人，来信是编辑部捏造的。也有不少人冒充潘晓或被人指为潘晓，出了不少事。山东威海市一个女青年，由于她的经历与潘晓相似，被人硬说成是潘晓，她多次表白也无济于事。造访她的人有时一天多达40人。这位女青年的母亲嫌她惹事，竟在她头上砍了一刀。

潘晓到底是谁呢?编辑部也有苦衷。其实“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潘晓的生活经历主要采用黄晓菊的，观点则主要出自潘祎。当然，也吸收了其他一些青年人对人生观的看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这封信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引起普遍关注与思考。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先是9月23日，《工人日报》办的“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接着，一位中央领导就此事批示说“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

这一期发表的总结文章题为《六万颗心的回响》。文章说：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文章并没有否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公式。只是说，这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模范青年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也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但是，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的确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于是，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就是我。” 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三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他说：“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潘祎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移居青海，潘祎为了考学，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饱尝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他在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潘祎的性格孤僻乖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在学校期间，因为孤独苦闷抑郁，再加上对人生问题百般思索找不到出路，1979年5月曾服药自杀。抢救复活之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祎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学校得知我参加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投稿加入的，好像不是学校推荐的。” 潘祎说。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祎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祎，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祎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祎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1988年深秋，我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与潘祎作了一次深谈。

我问他为什么入狱?

潘祎说话很慢，缓缓地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1983年5、6月间，他在前门联社当装卸工。有一天，司机和他出车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在他去验票盖章的时候，司机在车站货场偷了一块焊锡。车开出门，司机才对他提起这事，并要他保密，说是得了钱可以借他一半买英文打字机。8月，“严打”开始，司机又找到他请求保密。并说，如果事发，两人承担责任要比一个人承担责任轻得多。他出于义气答应了。9月，司机因盗窃被拘留。10月，警察就此事讯问潘祎，他按照与司机的约定口径讲了，结果进了看守所。

在后来的提审中，他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用。警察问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事情，以及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还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审问。到这时候，潘祎感到问题并不是一块焊锡那样简单了。在狱中服刑期间，1985年7月，某市法制报一个女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文章经《文摘报》、《文明》杂志转载，影响甚广。

这篇文章说：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坚持上夜校读书，她脚下的路是宽的。潘祎呢?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因与司机合伙盗窃一块价值800元的焊锡，走进监狱。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潘祎进入大学之后的经历，又谈了他参加潘晓讨论的情况，讥讽了潘祎对人生的看法。

潘祎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失实太多，连他的出生年代都搞错了。他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澄清文章，但没有地方发表。我看着潘祎黝黑消瘦的脸，看着他那一双流露出悲情的眼睛，感叹不已，鼓励他挺起腰杆，重新振作。

《中国青年》杂志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祎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他编辑经济管理学丛书，撰写经济学书稿，搞图书和杂志发行，担任公司负责人等等，显示了出众的能力。

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祎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祎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1998年，潘祎在《北京青年报》帮助下，要求北京经济学院恢复他的学籍，并根据他后来的诸多学术成果，授于他学士学位。“经济学院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但至今没有结果。“潘祎说。

现在，潘祎早已结婚生子，担任几家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日子过得也不错。

再说武汉大学学生赵林。他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在《中国青年》8月号发表之后，招来大祸。暑假结束一回学校，他就成了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讨论会的靶子。他原来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言辞，现在被迫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竟练出了滔滔雄辩的口才。

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武大哲学系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外，不得不转到历史系考取研究生。经过不屈不饶的努力，赵林终于在1993年考取了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林打趣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但他也说，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那篇文章成为他“一贯搞自由化”的证据。在分配、提拔等各个环节造成了很多阻碍。赵林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哲学系任教，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在2004年与邓晓芒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被选为全国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哲学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评价这本书是“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报告》说：“今年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处对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十月间又新配了中层领导班子。我们从今年第8期起，在刊物上开始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发了从《从潘晓到张海迪》的文章。“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

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现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不同的维度思考着、谈论着这次难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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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的两位主人公黄晓菊和潘祎唯一一张合影

2008年5月26日，《新京报》发表了回忆那一场讨论的谈话。黄晓菊说：“成为潘晓，我不后悔。”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喜欢想问题，喜欢舞蹈，喜欢看台湾林怀民的现代舞。我觉得这样的舞蹈跟人生的某种意念有关。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啊站台什么的，王朔的书，我一直都在看，与人生思考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关注。”

同一天的《新京报》还发表了涂志刚的评论。文章说，虽然那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却产生了重要作用，甚至与后来的社会进程方向暗合。一代青年的迷惘，引发了30年的思想变局。

文章感叹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多元价值观也基本建立。不过，在新一代青年坚定地拥抱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经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已经杳无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