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兴(做人不能太势利，但也不能无原则——剖析濮阳兴的祸福与李衡得失)

原创作者：余世亮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这首《七步诗》，大家都很熟悉。根据《世说新语》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其实，皇家骨肉相残事例很多，曹植与兄长曹丕之间的恩怨，是众多例子之一。为此，皇家通常做法就是将皇太子的兄弟放逐到外地，让他们远离京城政治中心。这样让皇太子安心做储君，各王爷则莫问政治，风花雪月过日子。

比如，东吴大帝孙权册封最小儿子孙亮为皇太子后，就将故太子孙和册封为南阳王，居长沙；封五子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封六子孙休为琅邪王，居虎林（一作武林城。在今安徽贵池市东北二十五里，为江滨要地）。

一、趋炎附势：丹阳太守李衡刁难琅琊王孙休

太元元年（252年）四月孙权去世，琅邪王孙休的异母弟孙亮继承皇位，太傅诸葛恪主掌朝政。诸葛恪不愿诸王居住在长江边沿战略要地，就将南阳王孙奋转迁到豫章郡，将琅琊王孙休迁往丹阳郡。

《三国志·三嗣主传（孙休）》记载，“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于丹杨郡。太守李衡数以事侵休，休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意思是说，诸葛恪执掌朝政，不愿意众亲王在沿江军事要地居住，将孙休迁移到丹杨郡。丹杨太守李衡多次因事触犯孙休，惹不起，躲得起的孙休只得呈文请求迁移到其他郡地，诏令让他移居会稽。

李衡，字叔平，荆州南郡襄阳人。吕壹专权时，口述其罪行数千字，得到重用。他在丹阳担任太守时，对居住于此的琅琊王孙休百般刁难。因做得过分，李衡妻子习英（襄阳人，习竺女）都看不下去，就多次对丈夫进行规劝，李衡没有听从。

至于李衡为什么要刁难孙休，现已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朝廷有密令，让李衡管束孙休，或者是李衡就是为了讨好权臣诸葛恪、孙峻，故意折磨孙休。有些文章为了将李衡塑造成清官，就说琅琊王孙休居住在丹阳郡时，经常违法乱纪，李衡是依法惩治其不法行为。将李衡的刁难行为，说成是李衡对孙休违法行为的整治，十分荒唐。

朝廷有可能了解到李衡刁难孙休，就同意他迁离丹阳郡，于是朝廷下诏让孙休夫妇迁至会稽郡。孙休在会稽居住六年，好善慕名。他与会稽太守濮阳兴和左右将督张布交结深厚。

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李衡太守为何刁难孙休的心理，不被看好的孙休王爷，在当地太守眼里自然是累赘。李衡太守刁难孙休是情理之中，只不过李衡做得太过了。用大白话说，就是李衡太势利眼了，让人不好接受！

假如李衡有濮阳兴、张布一半的情商，处理好与孙休的关系，那么李衡日后的发达是可以预期的。

李衡有眼无珠，将原本抓在手的“大王”牌，转送给会稽太守濮阳兴。李衡后悔不，事后真的后悔，只不过谁让他太过势利眼呢！

二、温柔敦厚：濮阳兴与孙休建立深厚的关系

濮阳①兴字子元，陈留郡陈留县（治今河南开封）人。他的父亲叫濮阳逸。东汉末年，他为了躲避战乱来到江东，官位升至长沙太守。

据《三国志·陆瑁传》记载，陆逊的弟弟陆瑁年轻时好学，专诚于道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人，都贫弱而有志向，同陆瑁交游相处，陆瑁把自己不多的好东西分给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这说明濮阳逸家庭条件并不好，甚至生活困难。

濮阳兴少年时代就因才识而有名声，孙权时授任上虞县令，逐步升迁到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过蜀国，回来后担任会稽太守。

太元元年（252年）四月，权臣诸葛恪为防范琅琊王孙休，便将其迁往丹阳监管，并授意太守李衡多次以法律为由侵扰他。孙休不胜其扰，便接连向朝廷奏请迁居会稽，诸葛恪迫于舆论的压力只能批准。孙休迁居会稽6年间，濮阳兴跟他深相结纳，两人由此建立亲密关系。

太平三年（258年）九月，权臣孙綝废黜皇帝孙亮，并在濮阳兴和左右将督张布等人的建议下迎立孙休为帝，是为东吴景帝。

张布（？—264年），三国时吴国将领，在孙休为王时，张布为左右将督，素见信爱。永安元年（258年），吴帝孙休即位，张布因辅导勤劳，由长水校尉迁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旋即封为左将军。与此同时，孙休征召濮阳兴任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为外黄侯。

自此，濮阳兴、张布身居高位，成为影响孙吴政局的主要人物。

三、德不配位：濮阳兴执政无大功亦无大过

濮阳兴执政之初颇有作为，但由于他执意修建根本不具可行性的丹杨湖田，结果把国家搞得疲惫穷困不堪，使军民怨恨不已，而他的名声自此大幅下滑。

丹杨湖田事件，大致经过如下：永安三年（260年），都尉严密为了响应皇帝孙休鼓励农事的建议，便提议在丹杨围湖垦田，筑建浦里塘。随后孙休召集百官议事，讨论此事的可行性。由于丹杨湖面积很大，所以百官都认为此事耗费巨大且很难完成，纷纷表示反对。唯独濮阳兴为了提升自身权威，表示此事不难，力劝孙休围湖垦田。

孙休本就性格软弱，又对濮阳兴十分信任，于是便听从他的建议，命他全权负责围湖垦田。然后濮阳兴就召集大量士兵与百姓修建浦里塘，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但该工程耗费巨大，造成大量百姓与士兵死亡，所以民众对濮阳兴是十分怨恨。

《三国志·三嗣主传（孙休）》记载：永安五年（262年）冬季十月，任命卫将军濮阳兴担任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孙休因为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对自己有旧恩，就将朝政完全委任他们。张布主管设在宫廷的官署，濮阳兴则全部听取军国大事的禀报。孙休自己则专心研究古代的典册书籍，想要全部研读诸子百家的理论学说。孙休还特别爱好射猎野鸡，春夏相交的季节，经常早出晚归，只在这时才放弃读书。

《三国志·濮阳兴传》记载，丞相濮阳兴与孙休的宠臣左将军张布暗中勾结，一起专权，导致民众大失所望。

另外，《吴书》称，吴永安六年、蜀景耀六年（263年）魏国进攻蜀国，孙休曾派遣五路大军救蜀，未至，刘禅已降，吴军只得撤回。魏国占据蜀国，孙吴完全处于魏的包围之中。丞相濮阳兴建议选取屯田一万人作军队。分拆武陵郡置天门郡。为了防止魏国的袭击，濮阳兴以此增加兵员做好备战准备。

四、事与愿违：濮阳兴以国家为重拥立孙皓

《三国志·濮阳兴传》注引《江表传》称：“（孙）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出拜之。休把兴臂，而指以托之。”意思是说，吴景帝孙休很快重病在床，以手诏命丞相濮阳兴入宫，令太子孙���（上雨下单）出来拜见濮阳兴。景帝无法说话，就紧握着濮阳兴的手臂，指着太子把他托付给丞相濮阳兴。

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吴景帝孙休驾崩，遗诏由约十岁的太子即位，并令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辅政。孙休死，这时蜀国刚灭亡，吴国的交阯郡又发生了分离、叛乱，吴国国内震惊恐惧，急于希望有年长的君主。

左典军万彧过去当过乌程县令，与乌程侯孙晧关系亲密，称赞孙晧有才能见识、英明果断，是与孙策同一类型的杰出人物。又加上爱好学习，奉行、遵守法令制度，多次向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称赞孙晧。濮阳兴、张布向孙休妃朱太后诉说，要求以孙晧继承帝位。太后朱氏说：“我是一个寡妇，如何知道考虑国家大事。只要吴国不衰败，祖宗的祭祀有依靠就可以了。”

孙晧字元宗，又名彭祖，表字晧宗。他是孙权的孙子，孙和的儿子。孙休即帝位以后，封孙晧为乌程侯，遣送他居住在封国。于是，濮阳兴等人就迎立孙晧为帝，当时孙晧二十三岁。改称年号，全国大赦。这年，是魏国曹奂的咸熙元年。

孙晧登位后，加封濮阳兴为侍郎，兼任青州牧；张布晋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丁奉晋升为右大司马左军师。

五、信以为真：濮阳兴为自己的轻信付出代价

孙皓即位之初表现得颇像一位贤明之君，通过虚心听从谏言、节省宫中用度、放粮赈济灾民、释放大量宫女回家婚配、放归宫中圈养的野兽等种种措施，赢得朝野内外的交口称赞。

但是，这种好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孙皓稳住皇位，便迫不及待地露出骄奢淫逸、残暴好杀的本性，不仅先前参与诬陷、谋害其父孙和（故太子）的宗室和朝臣被虐杀，就连对朝政颇有微辞的人也往往丢掉性命。

为了威慑群臣，孙皓特意重用酷吏，并让他们设计出诸般酷刑，其中最残忍的莫过于剜眼和剥面皮。孙皓如此残暴好杀，以至于宗室、大臣们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作诀别，一旦能平安回来，便不啻重生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朝堂内外人心惶危，没有人会感到安全。

除滥杀以外，孙皓还沉溺于酒色和营建之中，在国内大范围地征集5000名美女入宫，以供其玩乐，同时在建邺、武昌等地大规模营造宫室，导致劳民伤财、怨声四起。除此之外，孙皓还痴迷于谶纬之学，经常凭借运历、望气、筮卜、谶语之类的原因来决定如迁都、战争、皇后废立等重大事件，并梦想着消灭晋朝、统一南北。上述诸多行为，无疑把东吴搞得乌烟瘴气，为它的灭亡埋下伏笔。

对于孙皓种种暴虐荒唐举动，濮阳兴看在眼里忧上心头，难免会和张布在暗地里唉声叹气，悔不该当初背弃吴景帝孙休的遗嘱，改立孙皓为帝。

然而，濮阳兴和张布绝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孙皓的亲信万彧盯上，而后者一直想取代他们的位子。为此，万彧在紧张搜罗一番“罪状”后，便在孙皓面前，控告濮阳兴、张布在背后诽谤皇帝，并准备再行废立之事。

孙皓虽然表面上尊崇濮阳兴、张布，但内心却很忌惮两人的权势，总想找个机会把他们铲除，而万彧的控告无疑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正因如此，元兴元年（264年）十一月某日孙皓利用上朝议政的机会，派侍卫抓捕濮阳兴、张布，随即把他们流亡到广州。

然而，孙皓在万彧的撺掇下很快又改变主意，派人在半路上杀死濮阳兴、张布，并夷灭他们的三族，距孙皓上台不到4个月。

陈寿在《三国志·濮阳兴传》中评论说：濮阳兴身居宰辅之位，不能为国家谋划，却迎合张布的邪行，听信万彧迎立孙皓的胡说，得到身死族灭的下场，也是理所当然了！

陈寿说，濮阳兴不为国家谋划之说，是不正确的。他立孙皓为帝，违背了吴景帝孙休意愿，没有立其子为帝，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只不过濮阳兴不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他偏听偏信万彧的话，错误拥立暴君孙皓为东吴第三任皇帝，这是他最大的过错。

六、祸福相依：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前文说过，丹阳太守李衡将手中的孙休“大王”牌拱手让人，接手“大王”牌的人是会稽郡太守濮阳兴。

也就是说，琅琊王孙休难以忍受濮阳兴的刁难，他多次向朝廷提出要离开丹阳，朝廷就让孙休来到会稽郡。会稽太守濮阳兴对孙休的到来表示欢迎，“落难王爷”孙休就与濮阳兴交结深厚。等到孙休即帝位后，征召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负责军国事务，封爵外黄侯；之后濮阳兴又升任丞相。

总之，濮阳兴抓住了孙休这张“大王”牌，从此就荣华富贵了；而丢失孙休这张“大王”牌的丹阳太守李衡，听说孙休就任东吴皇帝时立马慌了手脚。

李衡对妻子习英说：“皇上在丹阳时，我没听你的话，老是刁难他，以至于到了如此地步。为了活命，我打算逃到魏国去。”

习英说道：“不可！你本来是一介平民百姓，先帝破格提拔了你，你却不感念皇恩浩荡，你既然多次做下无礼之事，现在又因为担心新皇帝报复而逃亡敌国以求活命，这样子即使到了北方，还有什么脸面见中原的人呢？”

李衡说：“你有什么好的主意？”习英说：“新皇帝在做琅琊王时就一贯施德行善，十分注重自己的名誉，学问广博，心胸宽广，常常以德报怨。现在刚刚立为皇帝，正是在全国范围内博取好名声的时候，最终不会因为以前你和他个人之间的嫌隙而杀掉你，这一点十分明确。你如果自己过意不去，可以把自己囚禁起来，上表给他，明白承认自己的过失，请求处罚。这样的话，他不但不处罚你，还会优待你，远不是你能不能活命的事。”李衡听从了妻子习英的话照做，果然没有被惩罚，反被封为威远将军。

李衡真有富贵命，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心胸宽厚的皇帝孙休。假如他在丹阳遇到的人是东吴末代皇帝孙皓，那么李衡不仅丢了丹阳太守，其脑袋也要早日搬家。

后来，李衡本想置办家产，深知妻子习英不允许。于是李衡就背着妻子派人悄悄在武陵龙阳种了数千棵柑橘树。当李衡去世时，他告诉儿子，你母亲在我想置办家产时表示反对，这才使家中捉襟见肘。不过，我偷偷种植了千余株柑橘树，这些足够你们过活了。据说到了吴国末年，李衡种的上千橘树也到了产果期，年年都有几千匹绢的进账，成了一个富甲一方的人家。

然而，濮阳兴抓住了孙休这张“大王”牌，在官场上步步高升。不巧的是，永安七年七月癸未日（264年9月3日）孙休去世，随即孙皓继位；不久万彧谮毁濮阳兴、张布。同年十一月丁巳日（12月6日）上朝时，孙皓借机收捕濮阳兴、张布，将他们流放到广州，又派人在半路上追杀他们，并夷灭他们的三族。

也就是说，濮阳兴、张布迎立孙皓为帝的三个月零三天，拥立孙皓的功臣濮阳兴和张布，就在上朝的文武百官前被孙皓收捕，又在流放中被杀害，且被夷灭三族。

综上，李衡丢失了手中孙休这张“大王”牌，从此失去了步步高升的机会，孙休即帝后，李衡吓得半死，最后因为孙休宽厚，李衡平安着陆，继续担任丹阳太守，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其中的得失谁能解其味；而濮阳兴抓住了孙休这张“大王”牌，曾经春风得意，官至丞相，大富大贵，可是他迎立暴君孙皓后，不仅丢了性命，还被灭了三族。濮阳兴大起大落的人生，是福是祸谁能说得清。

在官场上，李衡止步于太守之职，保了性命，平安一生；濮阳兴官运亨通，做到了丞相，爬得太高，摔得更惨，最后弃尸于流放的路上，成了孤魂野鬼。

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过，人的一生不过如风中的飘絮，沉沉浮浮，进进退退，闻达或是无名，得志抑或失落，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头来还不是如柳絮浮萍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这看似很悲观，却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最后，就以王国维的《采桑子·高城鼓动兰釭灺》词，结束本文：

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2023年9月9日星期六写于丽水）

注：

①濮阳，许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地名（河南省辖地级市）。其实，除了地名外，濮阳还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古代，有一条河叫濮水，濮水南岸一块丰饶的地方叫濮阳，即“濮水之阳”，同时也叫帝丘。黄帝的孙子颛顼做部落首领时，曾在这儿建都；春秋时卫成公也曾在此定都，是一处文化宝地。

关于濮阳姓氏的起源，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源于地名，颛顼帝因濮阳之地十分丰饶，在此建立了都城，后来其地住民就以地名为姓氏，称濮阳氏。二是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成公的后裔，属于以地名为氏。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成公姬郑在执政时期（公元前634年—公元前600年），将国都从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南坡）迁至濮阳。在卫成公以后历朝卫国君主的后裔子孙中，均有人以都城名称为姓氏，称濮阳氏，后大多省文简改为单姓濮氏，或谐音的蒲氏、莆氏，以及阳氏，皆世代相传至今。

②除曹植《七步诗》图片外，其他图片均由摄影师余媛女士提供，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