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薛凯桓：被通货膨胀震得不轻，我在白俄罗斯也消费降级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此时，漫天的飞雪在窗外舞动，这也意味着我在国外第一次完整度过了一年。从未如此长时间远离家乡的我，不免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在这“完整”的一年里，有诸多挑战，也有诸多的感悟。学业、事业、爱情、家庭，进展有之，挫折有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确实会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里得到升华。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感悟也许不值一提，但我相信分享的价值。这一年我经历了从迷茫到明确目标的过程，曾为了一个问题彻夜难眠，也曾在思想的汪洋里迷失方向；曾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也感受过身边人带来的温暖。

正是这种矛盾而又对立的体验，让我学会了如何与自己对话，如何静下心来思考人生。这些经历让我明白，生活不只是一种生存，更是一种体验和感悟。

明斯克的独立大道

重返白俄罗斯

我2023年的旅程，要从2022年的11月底开始讲起。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严格的封控让我无法离家。在面对导师和女友关切的询问时，我只好告诉她们：我暂时还没有返回白俄罗斯的条件。

待到中国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之际，本以为事态已结束的我，又在白俄罗斯华人微信群一天天的警告中，得知了当地疫情全面暴发的消息。面对铺天盖地有关“国外疫情”的新闻报道和白俄罗斯每日增长的病例数字，父母亲人的关心将我牢牢按在了家中。我又被迫打消了继续学业的想法。

没想到，这一按就是两年多，西方对疫情的管控也越来越让人迷惑。期间，我曾数次想过返回白罗斯俄继续学业的可能，但面对亲人的担忧和我自己对病毒的疑虑，最终还是pass掉了心中曾无数次升起的返校意图。但到了2022年年中，我知道我必须完成我未完成的工作了。

2022年5月，我的导师发来一封邮件。在关心我的身体和中国疫情的同时，她说，如果我今年再无法返回白俄罗斯继续学业的话，将存在被注销学籍的可能。面对她的劝说，我在权衡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完成学业。

但我并没有想到，仅仅是重返白俄罗斯这一件事就如此坎坷。在我下定决心后，我购买了10月23日北京起飞的直飞机票。直到那年的9月，我还应朋友的邀请去北京，受到盛情款待，一切正常的游乐、美食并没有让我感到有哪里不妥，略微新奇的也仅仅是北京当时随处可见的核酸站点和极为严格的管控措施而已。

进入10月，情况风云变幻。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愈发严峻，让我对于能否正常出行首次感到了担忧。直到某一天，当我打开“北京健康宝”看到那大大的红色时，心知不妙。在多方询问确认无法进入北京后，我知道10月23日的出行计划多半是要泡汤了。

我不断推迟出行计划，导师接连不断的邮件，也令我心中的焦虑情绪渐渐升腾了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1月初。11月8日，我所在的小区周边也终于开始出现确诊病例，那时我知道，我不能再拖了。

我立刻购买11月23日通过迪拜转机前往明斯克的机票。好在我的运气不错，直到出发的那天，我家所在的小区也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中，我踏上了离家的旅途。第一站是深圳，我要在那里坐上飞往迪拜的航班。

在机场的3个小时一切顺利。唯一的小插曲是临登机前的“西咸”分流，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高喊“来自西安或有西安旅居史的乘客请接受核查，来自咸阳的乘客可以签署承诺书后直接登机。”万幸，我在起飞前的一个月内并没有西安旅居史（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划界上属于咸阳），在回答了海关人员的询问并签署承诺书后，我终于登上了出国的飞机。我坐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导师和女友分别发消息确认已登机，她们回复的也很快。看得出来，她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飞行的旅途枯燥无味。9个小时后，我抵达了中转站——阿联酋迪拜。

传闻中土豪之国的土豪之地，让我有新奇感的同时又不免有一些“不过如此”的感觉。机场地铁、摆渡车、亮堂宽敞的大厅，除了工作人员的肤色和“坦诚相待”——无论是游客还是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戴口罩，其实和国内的机场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有心的工作人员还特地用谷歌翻译学习了汉语“祝您幸运”，在和工作人员再三确认我不需要去机场的餐厅和休息室后，他们热情地将我引到了阿联酋的出入境海关处。

阿联酋对中国免签，在短暂的问询后，我入境阿联酋，准备在迪拜的酒店度过中转的一晚。

11月底的迪拜，气温仍然有34度，没有带短袖的我只能穿上一件薄薄的长袖。出了机场，我感觉我回到了西安的夏天——热辣干燥，车水马龙，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和堵车，嗯，这个味道非常对。

尽管国外早已“坦诚相待”，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戴上了N95口罩。我知道一旦出国，中招就在所难免，但还是抱着能躲一天是一天的想法，起码等我到了明斯克再中招也不迟对不对？

没有精力去看路上时不时出现的豪车，早已人困马乏的我在抵达酒店不久后就进入了梦乡。这一夜我被飙车党吵醒了三四次，但这仍然是我那段时期睡得最香的一晚。

传闻中遍地黄金的迪拜给我留下了几个标志般的印象：时不时呼啸而过的豪车（到处都是豪车不存在的，不过豪车确实不难见），够原汁原味的战斧牛排和非常大块头的薯条，高楼大厦，数量繁多的人工湖和整齐的绿化，还有惊鸿一瞥的哈利法塔，可惜这次我并没有时间去细看这个世界最高建筑。

11月24日下午5点30分，在来到城市的边缘，欣赏过“沙漠的日落”后，我赶往机场，进行最后一段旅途：前往明斯克。

途中经历了一段有惊无险的小插曲：迪拜机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和我反复拉扯是否购买机上餐食的问题，在我终于说服工作人员并再三确定我不需要机上餐食后，我终于登了机。这段小插曲差点让我误机，不过好在并没有真的影响到登机。

又是6个半小时的枯燥飞行。随着飞机离明斯克越来越近，我甚至能感受到空气中那隐隐的寒意。随着飞机落地，我比较熟悉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铺开：明斯克机场那独特的刺眼大探照灯，凛冽的寒风，被扫到路边整齐的雪堆，摆满了伏特加的机场免税店。当然，还有机场贴心的中文标识，几乎从不熬夜的女友也来到机场给了我一个热切的拥抱，我们打车前往我的落脚点：女友的租住房。

从2022年5月起，到2022年11月25日凌晨，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在此告一段落。

和疫情前来明斯克相比，这一次来到明斯克的确让我这个深度焦虑症患者备受拷打：前期无法进入北京的担忧，几乎每天电话确认、寻找解决办法的焦虑，再到中后期登机、转机、入住酒店的繁杂，这让急性子的我不得不耐下性子与各式人等周旋。习惯了直飞且有中介接机并帮助处理事务的我，在第一次要自己打理一切时难免手忙脚乱。好在我并非孤单一人，离开了父母后，我的女友就是我的心灵港湾。她的拥抱，能够化作百般柔情，化解了我心中的焦虑。

但我知道，麻烦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到白俄之后的麻烦事儿

坏消息是：初到白俄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先过一关——接受移民局的拷打。

更坏的消息是：我阳了。

其实我在飞机上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但当时并没有在意，加上赶路和见女友的急切心情，让我忽略了身体上的不适。

直到睡完一觉之后，病毒也在我的体内彻底爆发了。很显然，我在迪拜时就已经感染了。高烧、骨疼，头晕目眩，甚至还伴随着一点点腹泻，绝大部分经典的新冠症状都找上了我。

白俄罗斯的移民法律规定，持有学习、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必须在到达明斯克一周内前往移民局，确认自己的住址并开办临时签证（也就是落地签），但显然人已经“废掉”的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办签证，加上我抵达明斯克时已经是周五凌晨，恰临休息日的我决定将签证的事推一推。

女友非常有经验地去药店给我买了三种药，据她说，这些都是白俄罗斯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总结出的“神药”。

首先是这种冲剂，比起很多难以下咽的冲剂，它是柠檬味的，味道不错。效果也是一等一的棒，喝两包再睡一觉，头痛欲裂的感觉就能好很多。听说有很多白俄人甚至把它当“饮料”常备在家中，不时喝上一包缓解身体的不适。

布洛芬，俄区特色，药劲非常足。吃一片身体就发汗发的厉害，缓解疼痛的效果也十分明显。

缓解上呼吸道感染和鼻塞的药，也是药劲十足。俄区特色就是基本上只要什么东西他们那里不缺，就绝对不会给你吝啬，能加多少加多少。

各种药物如此，食物也是如此（甜得发齁的冰淇淋、可可加到腻的巧克力，还有留学生绝对乳糖不耐受的牛奶等等）。有了这些“神药”，再加上我从国内带来的连花清瘟，总算是扛住了第一波病毒爆发。

即使是如此，我还是在家中躺了三天才勉强算是有能力下床。过了三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日子，光是下床第一下的晕乎劲就差点没让我躺回去。三天昏昏沉沉的日子让我真想呛一口：有威力这么强的“大号流感”？女友坚决要求我在家里待一天再出去办事，拗不过她，只能乖乖听话。

等到第五天，就算再怎么不情愿顶着零下5℃拖着病体出门，我也只能出门了，再不去移民局报道就该逾期了。在门口用yandex go（俄区的打车软件）叫了车，仅仅将近1公里的路程就要了我9.5白俄卢布（约21元人民币），看来白俄被制裁后的通胀程度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到了我和女友住处所在的莫斯科夫斯基区移民局，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地址了。人也不是以前的人，工作人员都是陌生的面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奇之处是办事说明和叫号都额外加上了英语和中文的说明。

熟练的取号，悠哉游哉地等着办事。本以为落地签这种小事不会费什么劲，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他们办事的不靠谱：看号的姑娘看了一眼我，懒洋洋地说了一句负责的人今天没有上班，请明天来。

可今天明明是星期四工作日，我不死心，又追问了一下理由，姑娘非常实诚，回答是“自主休假”，请我下周再来。说真的，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作日会出现无理由请假的情况，由于我即将于12月2日超出办理落地签的时间限制，要面临罚款，因此我好说歹说，说服了办事的姑娘让我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由于工作人员休假，我只能在2022年12月5日再前来办理签证，逾期属于不可抗力不会面临罚款。这让我稍稍放心了点。

但我没想到的是，当我5号再去移民局终于见到那位难得露一面的工作人员后，却被告知因为我逾期，而要交50卢布的“额外工作费用”（不是罚款，他的解释是因为我逾期，为我办理签证已经是额外的工作，所以要收取额外的费用）。

说真的，我听到这番说辞是有些懵的，甚至合理怀疑他们是在“年末创收”，但转念一想这是全白俄罗斯都“名声在外”的莫斯科区移民局，算了，还是照办吧。

“名声在外”的莫斯科区移民局……

白俄罗斯是典型的“高福利，低效率”社会。尽管政府这几年不断强调要提高国有机关的办事效率，总统卢卡申科也在不断呼吁工作人员提高效率、改善态度，但效果并不算好。

笔者在移民局的遭遇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放在国内，XX早就被投诉一万遍了”，是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最常见的抱怨句式。银行工作人员正在点清纸钞，一看到下班时间直接将钞票扔回给顾客拉闸下班这种事，在白俄罗斯简直是家常便饭。

当然，欧洲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在英国留学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效率低下，英国甚至赢得了一个“排队之国”的绰号。这个名号甚至在舆论场上已经变成了取笑英国人的经典刻板印象。

体会生活不易

初来的小风波之后，就是平静的生活。只是，平静的生活也有数不清的泥泞。岁月静好之下，生活的重量需要每个人去承担。

再次来到白俄罗斯后，我算是告别了学生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我需要给学校“打工”——上课赚学分的同时，还要充当助教、辅导员的角色去赚取“事业分”（白俄罗斯大学一种评估教职工工作的机制，理解成教职工的“学分”即可）。

身体好转并解决签证事宜后，我才有空去关注白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情况。这一关注可真的把我震得不轻，状况着实有些出乎意料。

整个2022年，白俄罗斯的物价上涨打破了过去十年的记录。我在超市中买了一把剪刀、一瓶洗洁精、一块猪肉和一口锅，直接花掉了我88白俄卢布（约202元人民币）。轻工业品和工艺品的价格，据我估计至少比之前涨了一倍以上，可想而知白俄罗斯人所要面对的生活压力。

这是笔者最近新拍的锅价，比起当时买的时候又涨价了（当时59卢）

女友告诉我，通货膨胀让许多白俄罗斯人主动降级自己的消费。在同一类产品中，现在通常会选择较为便宜的那一档。回收二手货也成了白俄罗斯人新兴的时髦，甚至有不少人注册微信加入中国人的闲置二手群（在白俄罗斯有很多中国人会选择在国内买东西再邮寄到白俄罗斯，二手倒卖时比本地物品价格还要低廉）。

即使是这样，将汇率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我现在在白俄罗斯的消费也要比2019年每个月至少多300—400白俄罗斯卢布（约690—920元人民币）。增加的生活负担让我改掉了在国内挥霍日用品的坏习惯，类似在外用餐后顺手将剩下的餐巾纸收集起来，以减少卫生纸购买量。好在食品价格并没有严重上涨，这给了我锻炼厨艺的空间。坏习惯的戒掉和好习惯的养成，让我“过日子”的技能逐渐向满级进发。

除了吃吃喝喝过日子，人情世故的周旋也颇费精力。千万不要认为国外就不存在“敬酒”和人情世故。2023年2月新学期开始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其他许多大学在“去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体系是发源于西方的一种教育体系）方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我所在的国关系与国际法、世界经济等相关专业进行了合并。

院系合并涉及一系列繁杂的手续，简单来说，我需要将我的相关档案信息转移到新的大专业中，这需要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由于院系调整的工作赶到了一起，加之办事一脉相承的悠哉游哉，我的文件直到开学仍然没有被签字转移。

没有转移就不算“正式入编”，也就没有学分和事业分。这让缺分的我有些急了，为了解决问题，我不得不祭出了“巧克力法”。

由于总统卢卡申科就是依靠“反腐斗士”的形象成功竞选总统，因此白俄罗斯是一个对腐败零容忍的国家。包括大学老师、工作人员在内的公职人员通常绝不敢收受金钱贿赂，但巧克力、茶叶等友谊性质的小物品就无所谓了。在白俄罗斯，如果你想让你的导师更关心你一些，或是想让你的事情办的更有效率一些，送一盒巧克力给他们表示你的友好准没错。

不出所料，在接受了我的小礼物后，工作人员的效率陡然提升了一个档次，第三天我就收到了文件已成功转移的消息。类似的事情在白俄罗斯天天都在上演，以我的导师为例，逢年过节她每次都能收到一些诸如小瓶酒、茶包茶叶（中国茶叶在白俄罗斯非常受欢迎，是送礼的上佳之选）和纪念品。在她生日时，我赠与她秦亚青老师的《权力·制度·文化》一书，到现在还陈列在她办公室的书柜内。

外国人不存在人情世故？我现在告诉读者们，不仅存在，而且还不是很好玩转！“酒文化”和“礼文化”在白俄罗斯同样不遑多让。大家聚会不喝点伏特加，老师生日没有礼，那可是“不懂事”的表现哦。

说服岳父母来中国看看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的这一年，直到岁末才算是有了一些波澜。

哪怕是在白俄罗斯，岳父岳母的拷打也少不了。到了9月又一个新学期开始后，心知我即将完成学业的岳父岳母开始频繁提起我和女友领证、生孩子的事。

当然，我对此并无异议，难点在于孩子在哪里生活、怎么培养的分歧上。岳父岳母都是明斯克汽车制造厂的骨干技术员工（岳母已退休），行事风格和思维方式都非常老派，非常有白俄罗斯老一辈人的特色。但老一辈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你们那个中国，我知道，以前还是我们的小老弟，再好能好到哪里去”（岳父原话）的过去式。

再加上我小舅子，他在白俄罗斯大学的入学集中考试中无一成功，失去了入读大学的机会。落榜后，他沉醉于酒精和戈梅利的“赶狼”活动，也并不准备结婚，在家时常见不到人。岳父岳母对此深感忧虑，我的女友就成了家庭“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能永远留在白俄罗斯，并且以后的孩子由他们帮助教育。

当然，我肯定希望我们能主要生活在中国，最好两地往返。我的女友也乐意随我在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继续学业或工作生活，所以如何劝服岳父岳母就成了一项艰难的工作。要想改变他们的思想当然不容易，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家庭小剧场更是时而有之。

我试图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APP来改变岳父岳母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更时常引荐他们去试试明斯克几家著名的中餐厅。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岳父岳母终于答应有时间全家一同来一场中国行，虽然岳父岳母说“看过之后再决定”，但我相信我一定能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运转。

这就是我2023年的又一个收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是事业有成的人，面对岳父岳母想必也会挠头。学会如何调和家庭争端是家庭幸福的第一步，好在我的第一步走得不算失败。

结语

键盘敲到这里，我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尽管第三次“中招”的不适感还在身体里萦绕，但我知道，难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从10月开始，繁重的工作加上入冬以后甲流、二阳等各种病毒找上门，曾一度让我心情低落；但如今，我终于能够挺直腰板，深呼吸一口气，感受到那份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轻松。

加班也好，与病毒抗争也罢，都只是我人生中一段成长的短暂旅途。比起这些，我们也需要窗外的阳光，和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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