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财经三人谈：提振消费扩内需，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76万亿元，同比增长9.3%。有专家分析称，我国整体呈现消费韧性较强、逐渐加快恢复的态势。仍需警醒的是，消费恢复的基础还不是太牢，仍存在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提振消费扩内需是经济持续回升的关键所在，对此我们还有哪些“杀手锏”？可以针对哪些行业及群体精准施策？

两个短期有效的“杀手锏”

姚洋

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正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且居民消费增长潜力仍有待进一步释放。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是当前最有潜力可挖的两个大宗消费品。

以汽车为例，2022年国内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600万辆，再创新高。但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汽车的年消费峰值应该在4000万辆左右，这意味着汽车销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不少城市针对汽车消费的限购政策，把很多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排除在市场之外。

对房地产行业而言，在房价机制合理化改革的前提下，可考虑取消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当前很多地方逆向限价，不希望房价下降，造成房子有价无市，抑制了居民对合理住房的购买。我们需要对限价、限购政策进行合理改革。此举将提振部分改善性刚需居民的消费意愿，带来市场回暖。

此外，坊间关于“发放消费券”的呼声一直不断。如若考虑这种措施，现在不失为一个好时机。有几点需要关注：首先，消费券发放的额度要足够大，至少人均达到1千元，全国规模达到1.4万亿元。根据我们的计算，一元钱的消费券能够拉动0.8-0.9元的GDP提升，而投资行为对于GDP的拉动效率仅为30%。如投放1.4万亿元的消费券，能够转化为1.2万亿元左右的GDP增量，相当于带动我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成效可观。其次，须向所有老百姓发放消费券，并规定使用时效。依靠目前的技术手段，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的方式来实现。第三，在发放消费券的过程中，不应对消费券进行各种使用条件的限制，更不可指定其使用的特定行业或企业。

综上，根据估算，如合理规划，解除汽车与房地产这两项大宗消费品的限购措施能够拉动GDP增长1%。再与发放消费券的措施两项相加，则能够为GDP提升贡献2%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经济增长，另一面是充分就业。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业率也会快速提升。反之，就业充分也会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促进消费的种种手段固然有效，但只可以看作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杀手锏”。如要长期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依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内生动力。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促进金融体系的灵活高效、精准传导，为科技行业输送金融“活水”，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提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信心

洪勇

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是潜力巨大的消费乘数效应人群。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是指收入虽然未达到高收入群体水平，但已经摆脱贫困、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占据中国社会的重要位置，他们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拉动作用。通过投资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领域，可以吸引更多中产群体参与消费，实现内需的快速增长。

针对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的特点，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一是发展服务业，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服务业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之一。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对于个性化、高品质的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政府可以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务业的质量水平，满足人们对于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加就业机会。

二是加强教育和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注重个人能力的提升和职业发展。政府可以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刺激消费。

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强消费信心。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对于社会保障的需求较高。政府可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的保障水平，增加社会保障的可靠性和覆盖面，提升人们的消费信心。

四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中产边缘及中产过渡阶层在城乡流动人口中占重要比例。政府可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吸引更多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向农村地区，扩大消费市场规模。

五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生活品质。政府和企业可以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更多高品质、高智能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

日韩经验：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项昊宇

作为东亚后发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将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作为提振社会消费的关键要务，着力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成为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重要支撑。

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10年为期力推居民收入实现翻倍，并且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日本民众收入消费水平与国民经济实现了同步增长。作为具体措施，一是引进“最低工资制”，并推出租税减免政策，降低公共事业收费；二是制定《农业基本法》，增加农民收入，使其收入水平与产业工人相当；三是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四是确立“教育立国”方针，提升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跻身最发达国家之列，工业生产比重由升转降，国内消费拐点出现，居民消费率在此前后实现了一轮长达12年的上升周期，中产阶层跃升为日本社会主体力量。80年代，民调显示超过80%的日本民众自认为属于“中流阶层”（中产阶层），从而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

韩国的做法与日本类似。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通过“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的《最低工资法》，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并通过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医疗帮扶，并推出了减税、降费等措施。同时，韩国政府加大对科教的投入，以《国家研发项目》和《科技促进法》带动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的提升。随着80、9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也持续上升。1993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率经历了一轮长达7年的快速上升期。韩国企划财政厅数据显示，韩国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60年代的19%上升到了90年代的50%以上。

日韩的经验显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之际，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对于扩大内需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及时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十年为维度通过政策调控大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尤其应着力改善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重视减税降费、振兴农村、发展科教等中长线投入，致力于推动全社会居民消费能力水平的总体提升。（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