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兵团已在河南商丘陈官庄被解放军包围了近一个月，他数次率部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均被打退。

1月1日一早，杜聿明从广播电台听到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国共和平谈判，他深感欣喜、认为和平有望，而1月3日，他突然又接到蒋介石开始突围的命令，同时，蒋还派飞机为他投足了三天的粮弹，接战之下，杜聿明再次溃不成军，1月10日被解放军官兵在安徽省萧县活捉，淮海战役就此结束。

杜聿明被俘时的情景

他远在上海的妻子曹秀清听到消息后，只身来到南京总统府门前求见蒋介石，蒋介石知道她的来意，让侍从室数次告诉她总统正在“开会”，闭门拒见。

曹秀清愤怒之下，高声哭喊着让蒋介石还她丈夫，把带来的3千美元红包扔在总统府门前，引来大量路人围观。接着，她不顾侍从阻挡，闯入总统府大堂，大声疾呼：“请总统答话，请总统答话。”在众多围观者面前，曹秀清泣不成声地说道：“他已经病得要死，你们还要他去卖命，现在害得他要死不得死，害得我要活不得活……”

原来，十天前是杜聿明母亲的七十大寿，在蒋介石的一再督办下，本无意大办寿宴的杜府被迫张灯结彩、强作欢颜，几百位国民党高官和将领纷纷登门道贺，连蒋经国也亲至杜府，送上了3千美元的贺礼，而十天后，却传来了杜聿明全军覆没的消息。

作为蒋介石最忠心耿耿的部下，杜聿明鞍前马后效力多年，从古北口战役到远征缅甸，打的全是硬仗、苦仗，早就因劳累过度而重病缠身，身患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多种疾病，1946年在东北打内战时因肾脏坏死不得不入院切除左肾，手术不到一个月就重返战场……

1947年，杜聿明病情加重，一再恳请蒋介石放他去美国治病，而蒋介石却强行吊销了他的护照，要他就近治病，不久又把这个浑身伤病的老部下送上了淮海战场，甚至在杜聿明被困陈官庄时一再催促他自杀当“烈士”，拖到最后时刻才批准杜聿明“突围”。

杜聿明与妻女

想到此处，曹秀清怎能不痛恨蒋介石的冷血?

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的冷酷无情不仅仅施加在杜聿明身上，连杜聿明的三个儿子也没有放过，在她和五个子女被强行带往台湾后，杜家很快在台北陷入经济困境，长子杜致仁因无钱完成学业在美国自杀，次子杜致勇、三子杜致严遭受台湾当局长期监视和迫害，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沦为出租车司机和保龄球厂维修工，一个也没能成才。

杜聿明为蒋介石卖命大半生的结局竟如此凄凉，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1981年，杜聿明因肾脏衰竭在北京病逝，遗言“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追悼会上，经过成功改造的杜聿明被认可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1、曹秀清携婆婆和五子女去台北后，打工维持全家生活

杜聿明与曹秀清是国民党将领中有名的恩爱夫妻，虽然是父母包办婚姻，但二人少年结发、感情很深。

曹秀清祖籍陕西米脂曹家沟，位于一个黄土高原里的偏远沟壑，其父曹万滋迁居米脂县城后做起了生意，带着几十头骆驼在宁夏、河套、山西、内蒙等地运送皮毛货品，既有胆识、又有勇气，经过半生积累，成为县里很有声望的商人，他对女儿十分钟爱，很早就让曹秀清读书识字、学习诗文绘画，受父亲的影响，曹秀清胆子大、敢闯荡，比一般女孩子显得更有见识也更独立。

杜聿明家是米脂望族，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曾在米脂带民团赶走了清廷派来的官员，算得上维新派。

米脂县城并不大，杜家和曹家的父辈早就相识也互相欣赏，很快为儿女们订下婚事。

曹秀清比杜聿明大两岁、家境更富裕一些，而杜聿明祖父母、伯父先后去世，父亲不得不外出到中学当老师，家道中落、无人约束，杜聿明12岁就放弃了学业，倒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很多开枪、玩枪的技能，十几岁的年龄就能够自立门户、管理田租，像模像样地成了杜氏家族的当家人。

年轻时的曹秀清

杜聿明16岁时，父亲从外地回来，见到儿子不学无术、嬉游街头，感到十分担心，就把他带到自己任教的榆林中学读书。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的名校，从校长、教师到杜聿明的同班同学都是好学上进之人，后来不少人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如陕北苏区创建者之一李子洲、作家柳青（原名刘蕴华）等。

杜聿明

1923年8月，19岁的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与21岁的曹秀清在米脂县举办了婚礼，婚后，曹秀清在杜聿明支持下进入米脂女子学校读书，后来又进入榆林女子师范学习，而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的杜聿明跟着几位同乡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一期，直到1927年，分离多年的夫妻俩才在南京团聚，此后，曹秀清成为家庭妇女，专心跟着杜聿明养儿育女、南征北战。

杜聿明与曹秀清共生育了三子三女，长女杜致礼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受到严格教育、酷爱文学和音乐，很受宋美龄喜爱，后来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美国结婚，次女杜致义、三女杜致廉；长子杜致仁好学稳重，从小被他们寄以厚望，次子杜致勇与三子杜致严是一对双胞胎，杜聿明被俘时，这对双胞胎兄弟还没上小学，根本不明白家中发生了什么事。

1949年1月，杜聿明被俘之后，曹秀清多番打听，都不知道他的存亡和下落，此时，长女杜致礼在宋美龄安排下，1947年只身前往美国卫斯理安学院读英国文学，其他五个子女都还在读中小学、幼儿园，婆婆年过七十，全家都依靠曹秀清一个人支撑。

曾任眷属工厂的曹秀清

她想了很多办法，一开始她想带着五个孩子回陕北老家，可由于杜聿明的战犯身份，让曹秀清感到担心，她决定变卖家中细软，带全家去香港定居，还没来得及凑到多少钱，1949年5月，军中来人带着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曹秀清务必带全家登机飞往台湾，蒋介石还托来人转告：1、未来孩子的学费，他会一力承担；2、家里的生活费用不必担心，衣食住行一应所需均不用担心，国民党内部自会为她安排妥当。

曹秀清对蒋介石的为人虽然有些信不过，但想到杜聿明为蒋卖命这么久、立下过汗马功劳，无论如何，蒋介石念在旧日情义，也会善待杜家子女，因此，束手无措的她就听从了蒋介石的安排，带年迈的婆婆和子女们来到台北，但因为心里终究没底，临来台北前，曹秀清为长子杜致仁买了张去美国的机票，让他去美国投靠姐姐。

她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刚来台湾时，蒋介石让人送了点生活费给曹秀清，后来就完全不闻不问了，连住处也没安排。

一大家人无处安身，只能租了间极为破旧狭小的房子居住，长子杜致仁15岁，在美国读普林斯顿高中，其他子女更加幼小、仍需照顾抚育，每个月都有六张嘴要吃饭，年近五旬的曹秀清不得不外出做一些打印、抄稿的临时工作，后来在一家工厂找了个收发的差事，尽力维持家中生活，衣服全都补了再补，大的穿旧了再给小的穿。

生活上的困境还是其次，由于杜聿明存亡未卜，台湾当局对杜家另眼相看，连杜聿明的子女上学都受到刁难，曹秀清只能找到杜聿明的老部下帮忙，这些军官虽然也处境困难，但看老上司的面子，对杜家还是非常愿意出力相助，就散布谣言说杜聿明已被“处决”、成为“党国忠烈”，风声传开后，杜家子女才得以入学。

由于家道中落，长女杜致礼不得不从收费昂贵的卫斯理安学院退学，入读教会办的纽约圣文森学院，与弟弟杜致仁二人在美国靠打工维持生活。

2、经济窘迫，长子杜致仁在即将大学毕业前夕服药自杀

1950年8月，杜致礼大学毕业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杨振宁结婚，婚后，杜致礼1952年返回台湾，在花莲中学当了一段时间教员，帮着母亲一起养育弟妹。

杨振宁与杜致礼的婚礼

1953年，长子杜致仁以优秀成绩毕业，在姐姐和姐夫的帮助下，他顺利申请到了哈佛大学，但学费却让他深感棘手，此时的杨振宁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当研究员，直到1955年才拿到正式教职，每月收入仅三五百美元，还要养活妻儿，看到姐姐、姐夫的生活也非常拮据艰难，杜致仁无法向他们开口借钱，就托母亲出面，在台湾银行借了高额的助学贷款，每年3千美元。

尽管杜致仁在校期间极为节俭，假期里也到处打工，但三年下来还是利滚利地欠了7千多美元无法还上，就在他大三放暑假时，台湾银行发函中断了他的信贷。

自15岁飞来美国独立求学后，7年来，杜致仁一直过着到处漂泊的工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凭惊人的毅力取了优异成绩，但长期无人照顾、节衣缩食，也让他变得身体虚弱，就在台湾银行中断贷款前不久，杜致仁大病一场，不得不辞去了兼职工作，在姐姐、姐夫的公寓里寄住度日。

杨振宁和杜致礼看出他情绪不佳，一再好言相劝，让他先养好身体，以后会帮他找兼职机会挣得学费。

沮丧的杜致仁给母亲写去一封求助信，称：

“学费还需三千元……我即可领取哈佛大学毕业文凭，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所借款项，逐年还清，不在话下。”

而此时的曹秀清在台湾已经借遍了所有熟人旧识，不知遭过多少冷眼、听过多少冷言冷语，几乎落到要讨饭的地步，万般无奈，她只得硬着头皮托人向蒋介石开口，递了份贷款报告上去，请蒋介石批准台湾银行借给杜致仁3千美元、度过最后的难关。

半个月后，蒋介石的批示下来了，只答应给杜致仁1千美元的贷款，而且规定分两年给付，曹秀清毫无办法，只得先将5百美元的支票寄给儿子。当年杜母生日，蒋介石特地命人操持大办，礼金一给就是3千美元，现在对他来说，杜聿明彻底没用了，连借3千美元，蒋介石都嫌多。

眼见开学在即，杜致仁绝望得几乎发疯，他满眼泪水，恳求姐夫尽快帮他找到兼职工作，说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从哈佛毕业，才能不负父母的厚望、承担家中长子的责任。

杜致礼和杨振宁一直劝说他平静，说明天就去帮他找工作，而晚饭后，杜致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没有出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杜致礼感觉不对劲，破门而入后，看到22岁的杜致仁已经气绝身亡，床下有个安眠药瓶，瓶里一颗药都没剩下。

多年的孤单生活，加上家庭变故、病痛折磨、经济压力，让杜致仁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就在离毕业只差一步之遥时，他失去了奋斗的信心，很不甘心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平分了2.6万美元的奖金，税后获得1万美元，拿到奖金后，杨振宁首先想起杜致仁，既痛苦又遗憾地表示，如果早一年拿奖，一切都会不一样……

杨振宁获奖现场

杨振宁的获奖，让冷落已久的杜家突然变得门庭若市，宋美龄派人把曹秀清接到士林官邸促膝谈话，又像从前那样对她笑脸相迎。

不久后，杜聿明母亲去世，蒋介石派人为杜母厚葬，就像杜母七十大寿那天一样，杜府门前车水马龙，来了多名军政大员，灵堂上方高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除了蒋介石“赐字”外，还悬挂了陈诚“懿德长昭”、何应钦“永播徽音”、张群“彤管扬芬”、顾祝同“养志有贤孙避地海疆慰晨夕，享年跻上寿归真佛国奠松楸”等几百条挽联、挽词，前来致哀的高官和将领们足有几百人，让曹秀清深感又复现了八年前在上海“贺寿”的一幕。

蒋介石与杜聿明

对此世态炎凉，曹秀清心生万般感慨，不久，蒋介石下令召见她，要她动员杨振宁回归台湾、报效“党国”。

早就看透蒋介石为人的曹秀清心萌去意，答道：“我愿意劝杨振宁为台湾帮忙，但写一封信一时说不明白，我要到美国去一趟，看望我的女儿，当面提说。你如果不放心，可以派人和我一块去。”其实，她想的是早点去美国，在那里打听杜聿明的消息。

蒋介石将信将疑，曹秀清就请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参谋长的国民党上将萧毅肃担保，要求前往美国。

临行前，蒋氏夫妇设宴相待，反复督促她争取杨振宁博士回台湾“报效”，曹秀清虚与委蛇地回答道：“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台湾的情况他一点也不了解。我见到他后，一定向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蒋介石信以为真，点头微笑道：“很好。”

在曹秀清心中，蒋介石不但与她有“杀夫之仇”，还有“杀子之恨”，她怎么可能甘心被他蒙蔽利用?

1958年初，曹秀清前往美国，在女儿家住了段时间后，1959年，她听说杜聿明仍健在人间，而且刚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不禁喜出望外，毅然决定回到北京，与丈夫共同生活。很多人劝说她不要回大陆，而曹秀清早就对带全家去台湾之举后悔莫及，又看到杜聿明在北京深受信任、安排了工作，更坚定了决心。

在女儿、女婿的支持下，曹秀清携带长子杜致仁的骨灰盒，绕道日内瓦，返回了新中国，1963年与杜聿明在北京团聚。

回到北京后的曹秀清

见到丈夫后，曹秀清告诉他一家人在台北的遭遇，说蒋介石待杜家子女刻薄寡义、才造成长子英年早逝，又说，蒋介石听说他被特赦后，脱口骂道：“叛徒！”杜聿明愤怒地说道：“我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时代，只要我没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

1971至1973年，杨振宁、杜致礼夫妇三次来北京探亲讲学，都由杜聿明夫妇接待，每次都由周恩来总理宴请，第三次还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由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和杜聿明夫妇。

1981年，在曹秀清的精心照顾下，身体状况不好的杜聿明活到了77岁。由于杜聿明临终嘱咐她晚年在大陆生活，因此，虽然她年近八旬、儿女们又都在台湾和海外，曹秀清仍然宁舍天伦之乐，也要遵亡夫之嘱，在大陆独自生活，为家乡曹家沟小学赠书助学。

3、双胞胎兄弟毕业后，长期受监视排挤，生活艰难

曹秀清离开台湾后，她的次子杜致勇和三子杜致严仍在读中学，1963年，曹秀清辗转返回大陆后，她留在台湾的四个儿女成了被监视居住的对象，被台湾当局当成“人质”，禁止出境，升学、工作全都受到种种限制和阻挠，连家中房间出租时，租客都会被警察局派人前来调查盘问。

次子杜致勇当时已经入读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成绩优异，但由于蒋介石的指令，杜致勇没能出国深造，想在台北求职，可因“安全考虑”，各大公司都不能接收他入职，导致他根本无法从事本专业、成为工程师，最后只能在一家保龄球厂找了个钻指孔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杜致勇、杜致廉兄妹

三儿子杜致严因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辍学去开计程车，后来经济条件不好、终身未婚，2014年在台北病逝。

杜致严

次女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虽然早就嫁人了，可连她们的孩子上学、出境都会遇到麻烦，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

就这样，杜聿明一家人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都被蒋介石操纵着，根本身不由己。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曾叹息，蒋介石就是要他送死。

作为蒋的忠诚部下，从古北口打到昆仑关、缅甸、东北、淮海，杜聿明不顾死活地为蒋卖命多年后，在蒋介石眼里，他不过是一枚弃卒，不需要进行任何关顾和回报，在杜聿明下落不明之时，蒋对其家人已极为冷漠无情，何况后来得知杜聿明不但没有“杀身成仁”，还成了首批特赦战犯，心胸狭隘的蒋介石怎么会不用力报复呢?

晚年杜聿明与曹秀清在北京家中

留在台湾的杜家儿女，无论从人身自由还是前途发展上都饱受限制，也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撑，最终只能勉强糊口。

直到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对待杜家的政策也毫未放松。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后，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回国奔丧，曹秀清分别向蒋经国和台北黄埔同学会的黄杰等人发去两份电报。

在给蒋经国的电报里，她哀求着：

“我以悲痛的心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5月7日晨7时27分在北京病逝。请转知我的二女杜致义、女婿徐炳森，二儿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女婿邢天才等7人，于本月21日前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恩，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叹哀盼。”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台湾当局就是不答应杜家儿女去北京参加追悼会。

无奈之下，次女杜致义带着弟弟妹妹们前去找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杜聿明的老同学黄杰，请求在台湾为抗日战争中曾立下赫赫功勋的杜聿明办追悼会，却被拒之门外，最终，只被批准他们自己在家设立灵堂祭奠。

杜聿明深恨蒋家父子的翻脸无情、寡恩无义，临终对曹秀清遗言：“我死以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大陆虽没有儿女，但政府会照顾你的。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杜聿明去世后，曹秀清遵嘱留在大陆，直到1982年6月才在香港与台湾的儿女们见面，从1958年离台，到此刻团聚，已经分别了24载，母子相拥、泪不能抑，儿女们想接她回台湾养老，而曹秀清一来介怀于蒋氏父子给他们一家带来的巨大伤害，二来谨遵夫训，拒绝了去台湾的请求，独自留在大陆。

1984年5月，曹秀清再次前往香港与儿女们团聚，就在子女们还没到香港之际，她突然病发身亡。

2015年，杜家儿女们从台北带来杜母高兰庭、杜聿明三子杜致严的骨灰盒，与杜聿明、曹秀清的骨灰一同葬回陕北米脂县吕家硷祖坟——那片哺育了他们的黄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