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戴手套解剖兔子上-福尔马林里的老师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

在这些遗体捐赠者的躯体上，医学生们进行模拟手术训练，认识神经、血管、器官，划下自己的手术第一刀。

1

（解剖兔子）

李琦是个短发姑娘，比我大两届，读临床医学。混得熟了，我跟着她蹭了不少课。看淋病教学片时我们会一起痛骂“性是万恶之源”，听完妇产科立即嚷着“结扎结扎，今晚就结扎”，上药理时又认真研究给人下药分成多少次才不易被察觉。

那天我从标本室出来，犹豫再三，给李琦发了消息，让她带我去上解剖课。李琦也没惊讶，爽快答应：“行啊。我之前去过‘大池’，已经提前选好我们那组的大体老师了，正好介绍给你认识。”

她口中的大池是浸泡大体老师的尸池，在解剖楼负一层，我只听说，未曾去过。

见我到了，李琦递了两只口罩给我：“一会儿到了下面，你可别吐了丢我脸啊。”

我朝她翻了个白眼，接过来戴了两层——虽然福尔马林能迅速穿透口罩，精准抵达颅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但聊胜于无吧。

我们一边抹眼泪，一边捂着口罩继续朝前走。

2

大池房很暗。整个屋子从墙面到地面全是水泥质地，地缝里藏着暗色血垢，灯光把地上的积水衬得油亮。大池一共有五个，两个大的，三个小的，也都用水泥浇筑，内侧贴了白色瓷砖。池子四四方方的，十分规整。

大体老师们就沉睡在这些池子里，一共二十多具。池里灌满福尔马林，深褐色的溶液将大体全部淹没，偶尔露出背脊或头颅，像深海里浮沉的暗礁。

“来搬大体的？”有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是管理大池的工作人员，全身用隔离服裹得严实，正捏着一根水管“刷刷”冲洗地面的油垢。得到我们的肯定回答后，他扬了扬脸，催促道：“那边有几个铁钳子，自己钳上来。搬走记得登记。”说完，捏着水管进了里头的屋子。

我们走近大池，眼泪再次被浓烈的味道激了出来。李琦抬起手肘蹭了蹭眼，从旁边桌上开了袋橡胶手套戴上，然后捡起铁钳。

她蹲下身，在池子里轻轻搅动了几下，数具大体露出水面，她钳着一位男性大体的脚踝拉到池边。泡过甲醛水的大体会更重，几个男生过去帮她将大体拉到池沿，又分别抬起大体的头脚四肢，放进预先备好的担架里。

这是位中年男性，五十岁左右，头上毛发稀疏，身体精瘦，皮肤虽呈暗灰色，却很干净。只是他的手有些怪异，似鸡爪一般，大拇指勾紧大鱼际，其余四指不同程度地向内蜷缩着，像是在凭空抓握着什么。他脚踝处还坠了块儿铁牌，是身份识别之类的东西，由于灯光较暗，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

没多久，其他人也将自己那组的大体老师抬了上来。有七八岁模样的男孩，胖乎乎的年轻姑娘，也有裹小脚的老奶奶——我有些意外，毕竟裹小脚的老人思想大多封建，只信入土为安，出现在这里实在有些奇怪。

3

（解剖楼）

李琦一行人抬着五具大体进解剖实验室时，还是引起了不小震动。

虽然学生们之前已经上过系统解剖，但那时仅有一具大体，且只能观摩。现在的局部解剖课则是实战，需要动手下刀了。

在众人的注目下，我跟着李琦他们进了实验室。

入眼便是实验室的墙。四面墙上挂满十几张人体解剖图。室内正前方摆了张讲桌，桌上无多余物什，只放了个仿真心脏模型。

教室中央还放了五架铁皮箱，箱身闪着泠泠寒光。

“你们把大体抬过来，”说话的是解剖学教授老魏，他指了指那些铁皮箱，“抬到箱上放着，慢点啊。”

几个学生走上前，把铁皮箱子盖子移开，转动箱身外侧的摇杆，一块两米长、半米宽的铁质置物板升了上来。五具大体被分别放到置物板上，福尔马林气味骤然袭来，引得众人捂鼻干呕，赶紧将口罩手套戴好。

4

“十二人一具大体，自己分组吧。”

李琦领回来一包解剖器械，小心翼翼地在凳子上铺开：5把刀柄，5把解剖剪，6把尖镊和齿镊，还有一些刀片。见有人把刀柄放手里转动把玩，李琦提醒他：“小心点，这点器械七八百呢。”

“大家先静一下，”老魏敲了敲讲桌，神情严肃，他问我们，在进解剖楼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楼门口挂的那副字写的什么。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老魏复述了一遍，一字一顿。

现代医学昌明，离不开解剖学的发展。而我们面前躺着的这些大体老师们，就是解剖发展的最大功臣。

“所以，这节课正式开始前，我觉得应该先为这些大体老师默哀三分钟，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话毕，他取下眼镜，双手叠放身前，深深鞠了下去。学生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各自那组的大体鞠了躬。

我跟着默哀，结束时，视线从地砖缓慢上移，停在大体脚踝处坠的那块铁牌上。

那是块三指宽的铁牌，在福尔马林里浸泡得久了，泛着钝感。牌身有字，字是刻进去的，缝隙里还嵌着褐黄色的污渍，上面写：肖国斌，男，49岁，ZL。我又看了看其他组的大体老师，脚上也都有这样一块铁牌。

我对这些大体一无所知，他们身上最醒目的标记，只有这块牌子。

5

默哀完，老魏重新把眼镜架鼻梁上，开始教解剖器械的使用，半小时后便是实操，老魏再三嘱咐：“解剖前一定要把器械上的水擦干啊，不然这种天气，用不了一周大体肚子里就全长毛了。”

大体解剖，一言以蔽之，“剥皮去脂找结构”。

第一步剥皮从背部开始。我们几人合力将大体翻了个身，李琦捏一把解剖剪站一旁，手和眼神一齐发抖，好半天都下不去剪子。我乐了，忍不住笑她：“你这是帕金森了啊？”其他组员也跟着笑。

李琦瞪了我一眼，又深吸了口气，好半天才终于控着手下了第一刀。

大体泡了福尔马林，表皮变得很硬，加上李琦不敢下重力，费了不少工夫才在骶尾部那儿进了剪。刺破皮肤后，解剖剪从下至上剪开背部皮肤，然后划开颈部，最后到了头部。头部向来是最难剪开的，得从枕骨下缘进刀，绕过颅顶剪掉头发，分离出完整的头皮，最后再一点点剥下来。

李琦解剖完，其他组员依次捏着解剖刀接了手。有人不小心切断一根神经，有人扒拉半天都找不到血管，有人眼镜掉下来拿手推了下，下一秒忽然意识到手套上沾满了融化的大体脂肪，整个人顿时僵住，连骂了几句“脏话”，接着继续做实验。

6

大体的身上多多少少带着生前的痕迹，比如车祸留下的擦伤，手臂上的陈旧性疤痕，锁骨下方做肿瘤治疗留下的伤口等等。

组员挨个主刀，其他人便一边观摩，一边猜测大体老师的死因。

分析到一半，其他组忽然发出一声惊呼。我探头过去看，他们的大体是那位裹小脚的老奶奶。她的腹腔胸腔已被打开，胆囊异常膨大，大大小小的胆结石挤满整个胆囊腔，肝脏和肾上都长了瘤子，胃部还有溃疡穿孔。不难想象，她生前经受了多少痛苦。

正胡乱想着，有声音响起——

“你脚下踩了块东西。”

我转过头去，看见李琦正跟主刀的那名组员讲话，又伸手指了指他脚下。

那男生移开脚看了一眼，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皮肤，大约是切割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上的。“哦，没啥用的。”他把那块东西往旁踢了踢，并不在意。

谁知李琦却很执着，再次提醒他：“你得把掉的东西放桶里。”我这才注意到，五架铁皮箱旁边都放了个小塑料桶，用来收集切割下来的所有组织器官。

“只是一点皮肤而已。”那男生颇不耐烦，不想再理会她。李琦整个脸僵下来，她三两步上前，蹲下身把那块东西捡起来吹了吹灰，扔进桶里。“是啊，这只是一小块皮肤，它在你眼里也确实不算啥，”她情绪忽然有些失控，“可你大概也没意识到，它也是这具大体的一部分！”

最后一句话拔高了音量，引得其他组的人全都看了过来。众目睽睽之下被斥责，那男生脸上挂不住，讽刺她：“少上纲上线，矫情。少这点儿东西能怎么的？”

李琦气急，还想说点什么，老魏忽然从实验室后方走上前来，伸手拍了拍那名男生的肩，语气沉沉：“这位女同学其实说得对。解剖课上所有切割下来的东西，本来就该全都保留。等你们这学期解剖课上完，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得跟大体老师一起送去火化。这样至少能让他们走的时候，是完整的、有尊严的。”

“也许有同学觉得没必要。但是你们也许没意识到，他们在成为你们的大体老师前，是活生生的人。”

7

老魏指了指旁边那个裹小脚的老奶奶，三言两语，将她的一生拽到了我们面前。

这个老人其实不算自愿捐献的。她是四川内江人，一辈子在小山村里生活。后来结了婚，生下个先天智障的女儿，丈夫要把孩子摁进泥塘，她不同意，就离了婚，自己独自抚养女儿三十多年。

“你们刚刚打开她的腹腔看到她最直观的病情了吧？她当时病成那样也一直忍着，还得下地干活，舍不得花钱买药。最后知道自己快死了，死前都要把自己遗体卖给学校，留下这笔钱给她女儿。”

老魏又指着旁边那个孩子，七八岁，先天肺动脉狭窄。

“这个病大家理论课也学了，死亡率高，随时会胸痛、晕厥。”他才那么点儿大，遭了不少罪。后来手术失败，孩子父母痛不欲生，但还是主动提出把孩子遗体捐给我们。还说希望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以后就能救下更多这样的孩子。

“而这位男性大体老师，于你们而言，意义应该更多一重。”他走到我们这边，神情凝重而严肃，“他是你们的校友，叫肖国斌。”

老魏没带手套，直接握上了那只手，“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他右手有些畸形，这种是典型的Dupuytren’s contracture（杜普伊特伦挛缩），很罕见，多发病于外科医生，是常年做精细手术导致的筋膜缩短。”

肖国斌八几年研究生毕业，被分到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老魏还跟他打过几次照面。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生前救了很多人，死后把能捐的都捐了，遗体也留给我们学校做教学实验。在捐献信上，他写：宁肯让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万刀，也不能让他们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

几分钟后，所有人回了神，重新投入试验操作里。而我立在那儿，怔怔看着这些大体老师们：他们哭过，笑过，思考过，有过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确曾是活生生的人。

8

我将脸在白大褂上蹭了一把，觉得眼角发涩。

“你干嘛？”李琦一边跟着组员在大体上翻找动脉分支，一边抬头看我，“哭了？”

“没有。”我有些难为情。

“还挺能共情，”她笑了笑，“不过倒也用不着伤感。他们已经去世了，没有感知了。而且他们家属现在也过得挺好的。”

“你见到他们家属了？”我问。

“只是跟这个大体老师家属通了电话，没见面，”她指了指眼前的这具大体老师，“之前选好大体时，我就找老魏拿了这个相关信息了。”

李琦说，原本她担心会有所唐突，勾起逝者家属的伤心往事。但意外的是，肖国斌的妻子在电话里语气轻快温和，还跟她聊了很多。

她告诉李琦，肖国斌脚踝上那块铁牌是她提前跟学校打了招呼，亲手磨的，牌身上刻的ZL是她的名字：周莉。她还说，丈夫生前喜欢练毛笔字，爱吃她炒的番茄炒蛋。俩人结婚这么多年，几乎没吵过架，彼此支持对方的工作，尊重对方的决定。

“所以国斌愿意捐献遗体给你们学校，就算我孩子不理解，我也很支持。他对我和孩子一直都很好，工作干得尽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挺替他高兴，他这辈子没白活；遇到这么好的男人，我这辈子也没白活，我也替我自己高兴......”

走出解剖大楼已是晚上七点多。夜风轻轻柔柔地卷了过来，带着残留的福尔马林气味往我脸上扑。躺在冰柜里的那些大体老师们，他们也曾跟我一样，走在路上。他们曾那么鲜活，也将永远鲜活——尽管多数人不知道这些大体老师的存在，但他们将在医学里永生。

（在手术室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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