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美女国-“阿斯塔纳”的回归与“哈萨克斯坦第二共和国”的到来

9月2日，哈萨克斯坦议会小组借讨论宪法修正案之机，提议首都由努尔苏丹更改回原名阿斯塔纳，这项提议很快便有了实质性的进展。9月13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鲁斯兰·泽利拜声称总统已批准该项提案。9月19日，该议案正式生效，努尔苏丹作为首都名称在历时三年半后又重新被更改回了原名。作为首都的阿斯塔纳伴随着现代哈萨克斯坦的诞生，其建设史也是当代哈萨克斯坦政治演进的一个重要投射，阿斯塔纳也是理解当代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6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飞机窗口航拍。视觉中国 图

从阿拉木图北望新都：哈萨克斯坦的独立与迁都

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Алматы)，位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地。19世纪中期，沙俄的一支哥萨克骑兵队在此建立了韦尔内城堡，是为阿拉木图建城之始。这座城市的诞生是沙俄在中亚草原扩张的产物，因此自建城起这座城市就带着浓厚的俄罗斯殖民色彩。在沙俄逐步完成对中亚的征服后，阿拉木图被作为突厥斯坦总督区下辖七河州（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首府。在苏联完成对中亚地区的民族识别与划界后，阿拉木图升格成为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1991年12月，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不久迁都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4年7月，哈最高苏维埃通过迁都决议案，并成立迁都委员会。哈萨克斯坦迁都具有多重原因的考虑，首先，阿拉木图地处哈萨克斯坦的边境地带，不具有国家安全意义上的战略纵深。

其次，伊犁河谷虽水草丰茂，气候温暖湿润，但历史上地震频发，1812年至1911年，阿拉木图地区仅里氏7.7级以上强震就发生过至少四次；1911年1月3日，阿拉木图附近克宾河谷发生里氏8.4级的强震几乎彻底摧毁了全城。

再者，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国内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人口基本持平。由于历史原因，哈萨克斯坦北部五州长期是俄罗斯族聚居之地。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的一些过激民族主义行为加剧了北部五州的俄罗斯族分离倾向，阿拉木图偏于东南一隅，难以对全国实现政治辐射。迁都也是有拉动哈萨克族向北方流动，进而实现稳定北方的目的。

最后，由于阿拉木图的历史，迁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在苏联、俄罗斯之外另起炉灶的政治含义。

当迁都决议获最高苏维埃通过后，迁都委员会根据拟定的新首都选址三十二项指标，罗列出了四个备选城市：卡拉干达州的乌勒套和首府卡拉干达、阿克纠宾斯克州（1999年改称阿克托别州）首府阿克托别和阿克莫拉州首府阿克莫拉（原名阿克莫林斯克或垦荒城）。

在这些备选城市中，乌勒套虽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中心，但乌勒套缺少水资源，工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环境难以在未来承载一座首都级的大都市；卡拉干达是哈萨克斯坦传统重工业基地，虽基础设施比较发达，但常年的工业发展也使卡拉干达土地沉降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严重。阿克托别是石油重镇，城市发展均衡，且位于乌拉尔河支流伊列克河左岸，不过阿克托别位于国家的西北部，若定都于此则难以辐射国家东部地区。

阿克莫拉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的坟墓”，这里以冬季漫长严寒而著称。但阿克莫拉却有着其他备选城市难以比拟的区位优势。在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动员垦荒西伯利亚之时，阿克莫拉便作为服务垦荒运动的区域中心城市来进行建设，这就使阿克莫拉市有了较为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随着铁路的贯通，阿克莫拉开始成为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交通枢纽。阿克莫拉虽不是绝对地理中心，但作为“五州通衢”之地与各州首府的距离都不远。此外，阿克莫拉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伊希姆河穿城而过，水资源充沛，拥有大规模建设所必需的自然条件。

迁都方案敲定后，从1996年底起，哈萨克斯坦中央机关开始陆续北移，1997年阿克莫拉更名为阿斯塔纳，至1998年1月全部中央机关基本能完全在阿斯塔纳开展工作（阿拉木图保留了经济中心职能）。阿斯塔纳在哈萨克语中意为“首都”。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曾回忆，首都“阿斯塔纳”之名是他在睡梦中想到的。

1998年4月，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指名邀请来自日本、德国、俄罗斯等14个国家的50个建筑设计师团队参加“首都规划国际大赛”，最终日本设计师黑川纪章团队的方案脱颖而出并接受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制定新首都总体规划方案的委托。黑川纪章的规划方案最终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阿斯塔纳。

作为现代哈萨克斯坦象征的“阿斯塔纳”

黑川纪章在《城市革命——从公有到共有》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座城市的设计与规划理念。“共生”是黑川纪章建筑设计的核心理念，“历史与未来共生”以及“人与自然共生”是阿斯塔纳城市规划的核心主题，“共生”理念也与纳扎尔巴耶夫等政治精英们打造一座位于欧亚中心的现代未来之城的构想不谋而合，一套由防风林、水循环再利用体系、气化煤供暖供热系统组合而成的生态可持续的建设方案便应运而生。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6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和平与和谐金字塔，一个62米高的金字塔(右)和哈兹拉特苏丹清真寺(中)。视觉中国 图

就在阿斯塔纳如火如荼建设之际，黑川纪章的方案开始不断遭受到质疑与批评，不断有学者看到了黑川纪章规划方案背后的政治因素。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历史系教授纳里·谢列克巴耶夫（Nari Shelekpayev）指出黑川纪章的规划方案最后胜出并不是因为哈萨克斯坦政府用严格的专业标准进行严格筛选，未来生态之城建设的背后是政治精英所设想的现代化蓝图。黑川纪章的方案在今天并没有有效预防都市快速发展而造成的城市病，“未来之城”的规划理念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摆脱“灰暗的苏联记忆”。而阿斯塔纳的城市建设中大量采用后现代元素也为了塑造国家“外部合法性”，这样便可以为推动国家的“哈萨克化”营造一种有利的政治环境，其实质是当代哈萨克斯坦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策略。

谢列克巴耶夫的观点并非是一家之言。法国学者阿德里安·福夫（Adrien Fauve）分析了阿斯塔纳“独立广场”内侧的两组关于哈萨克民族历史文化的雕塑景观的形成，他认为阿斯塔纳市内的各种“民族主义政治符号”实质是一种“模糊的权力景观”，折射出的恰恰是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的不稳定性。他还认为，阿斯塔纳不只是当代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现代化的阿斯塔纳展示了当代哈萨克斯坦塑造了一个开放、自由、充满活力的一面，“全球化”的阿斯塔纳连接了哈萨克斯坦与世界，其实质是当代哈萨克斯坦政府塑造自身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其城市风貌与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落差。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筑人类学家布克利（Vactor Buchlli）及华沙大学的拉泽考夫斯基（Mateusz Laszczkowski）先后从建筑、空间、城市规划的角度对阿斯塔纳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人类学考察，他们的研究呼应了阿德里安·福夫提出的关于“理念与现实断裂”的说法。布克利认为阿斯塔纳城市建设采取了一种与苏联建筑风格截然迥异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这种建设路径在打造“典范性首都”的同时，也服务于国家创造新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认同”。拉泽考夫斯基研究了在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背景下阿斯塔纳城市吸引力问题，他认为阿斯塔纳“美好建设愿景”与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生活现实之间存在严重矛盾，这也造成了许多新移民在这座未来之城的生活中有着强烈的现实社会失落感。布克利也指出后现代主义建设理念塑造了城市的“易拍摄性”，无处不在的城市数字化体验大大降低了居民对城市空间的感知，这也导致当地居民“无法以一种整体性的、有意义的方式真正栖居”。

处在政治变革漩涡中的“努尔苏丹”

美国学者纳塔列·科赫（Natalie Koch）曾对阿斯塔纳和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建城史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迁都的实质是效法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迁都安卡拉，其意在巩固领袖对国家政治的主导。科赫的观点在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最高权力交接中得到了印证，阿斯塔纳作为哈萨克斯坦现代化的符号性城市，自然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019年3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辞去哈萨克斯坦总统，代理总统托卡耶夫为了表示此后纳扎尔巴耶夫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提议将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以纪念纳扎尔巴耶夫的开国功绩（纳扎尔巴耶夫全名为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还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象征的金星勋章及“民族领袖”荣誉头衔，此外还以“首任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的身份继续参与政治活动。

托卡耶夫最初对首都更名的提议是有着一定的政治考量，这是效法美国以“华盛顿”命名首都，同时也代表了托卡耶夫对纳扎尔巴耶夫的忠诚宣誓，也向外界传达出托卡耶夫并不会轻易改变纳扎尔巴耶夫政治路线的信号。

一年多之后，2020年5月2日，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长女达丽嘉·纳扎尔巴耶娃突然宣布辞职，纳扎尔巴耶夫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政治布局开始被打破。2021年11月，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祖国之光党”党主席一职。紧接着，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国内爆发“一月事件”，托卡耶夫借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事力量迅速平息动乱。“一月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彻底终结，首任总统卸任后近三年的“双头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托卡耶夫掌握了最高权力。与之相伴的，是托卡耶夫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

“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提出的政治改革计划强调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新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第二共和国”。2022年3月，托卡耶夫又提议执政党党名由“祖国之光（Nur’otan）”更改为“Amanat”（直译为“祖先的遗训”）。 6月5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在公投中通过，新宪法删除了“首任总统地位不可动摇”的条款。9月6日，托卡耶夫在2022年第二次发布国情咨文，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改革计划，而提议将首都名称改回阿斯塔纳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一事件象征着“第二共和国”的彻底到来，作为“努尔苏丹”的首都也见证了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向“托卡耶夫时代”过渡的三年多时间里哈萨克斯坦政坛的风风雨雨。

（李书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