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大包干降生记)

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近期还在持续发酵，这是为什么？值得深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大业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开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模式，这种经营模式责权利划分明确，它把农民劳动与劳动收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激活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没有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就没有我国今天农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是，有些人别有用心，试图否定包产到户的历史。宣传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历史，弘扬中国广发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出来的创新创造精神，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小引：

穷则思变。是贫穷，促使安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去寻求新的生产、分配方式，大包干就这样降生了。

1978年，安徽大旱。

中国自古多灾多难，这次的旱灾，安徽粮食大面积欠收，农民们一筹莫展，省委也忧心忡忡，当年的“大呼隆”本来就产不出多少粮食，又遇旱灾，怎么办？

“借地给农民”与“省委六条”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在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主持下，一条上下兼顾，既不违背中央精神，又初步满足农民需求的重大决策出台了：“借给每个农民三分地种菜；对播种小麦的旱地不计征购；利用荒岗湖滩借地给农民种植粮油作物，谁种谁收”。这就意味着个体私有的兆头。而当时，大寨是全中国农村一致效仿的样板，为了配合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安徽省委还专门设置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几乎完全取代了原来农委的职能。与此同时，以周日礼为主任的农委政策研究室在密切关注着“大呼隆”在农村愈演愈烈的严酷现实。

经过大量的调查，省农委在滁县地区召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突出矛盾的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集体起草了“六条”，即《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草案。

《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六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徘徊迷惑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其中那些带有“包产到户”嫌疑的字句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1977年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条讨论《六条》。

“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

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1961年？

这是一场激烈的思想领域的斗争，刚刚从极“左”恶梦中醒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压力。但是，要彻底甩掉旧有的枷锁，仍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还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实践和理论认识过程。

会议的结果，由于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原来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政策性更宽的条文，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人们对极“左”那一套已经适应了，好像只有那样才是社会主义。然而，会议仍然通过了修改后的《六条》。这已经是变革的初端了。

修改后的“省委六条”发出之后，顿时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省、全国激起了无数的波澜。《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纷纷派人来安徽组稿。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说：“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包产到户：农民胆真大

“省委六条”和“借地给农民”的决策传达得很快，当某些领导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字斟句酌地寻找论据的时候，沉闷的江淮两岸一夜之间出现了“分田分地”的繁忙景象：丈量、备种、修耙、标桩……火火爆爆，沸沸扬扬，奋发而起的农民远比干部们高明，几乎就在传达和理解的同时，便付诸行动了！

因为自种自收，多余自售，多年来无人问津的河滩荒丘人喧马嘶，第一次响起了垦拓的浪声，农民迷恋土地，土地细住了农民的心。

然而，借的土地实在太少了，三分地能做些什么呢？“人心不足蛇吞象”，一方面要从事少量的“借地”生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集体的大田作物中做着无谓的消耗，1961年尝过“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迫不及待地希望像当年那样把土地分个精光，这种想法固然带有危险的性质，但是，由于“借地”的契机，却蕴育着希望。随着分地中的一些越轨行为的发展，限制的大堤终于崩溃了，“胆大包天”的安徽农民突破了“省委六条”中明令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的规定，自发地扩大了“借地”的范围，有的不仅分了全部田地，而且还分了全部的牲畜和农具。

1961年的“包产到户”始于合肥郊区，这次历史又在毗连的地域上演了同一出戏剧：肥西县最落后，最穷困的山南响起一声惊雷，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出现，震动了安徵省委。上上下下，舆论哗然。“调动群众积极性”，曾经是共产党人最常用的口号，当群众意志消沉的时候，我们往往喊得震天价响，而一且群众积极性真的调动起来，有些党的干部却突然害怕起来，摇头晃脑。

当农民自发进行“包产到户”的时候，安徽省委已经撤销了“农业学大办公室”，恢复了农委的职能，第一书记有因为“省委六条”中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拴住手脚，而是让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政策。

肥西县因为距离省城最近，所以消息也多，山南区委的大胆创造在省委机关引起了不小的冲击波。省委不表态是不行了。

万里主持省委会议，统一对山南区委“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最后结论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要实践证明其是否正确。这种态度既不违背中央精神，同时对农民做法给予了默认，是相当明智的。

据1978年统计，实行这两种责任制的已扩大到全省3万多个生产队，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全省秋种面积为2900万亩，1979年夏粮总产达78亿斤，使安徽省平安地度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荒。

万里实事求是地向中央作了汇报：“少数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和“联产计酬”，是否可以试试。有什么错误，省委负责！”

历史：顺者必昌

1978年12月18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排满了小汽车。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在粉碎“四人帮”的举国欢腾之后，华国锋成了“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于是，曾在各大报刊头版头条登毛泽东遗像的位置，换成了华国锋的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站立过的地方，华国锋在作隆重的检阅：《东方红》

的颂歌，变成了“大山里有个游击队，游击队有个华政委”。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大寨“大批促大干”的经验，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道路。

……

江准大地上正搅动着“包产到户”的风潮，牵动着远在北京的万里：群众是那么的衷心拥护“包产到户”，而我们的同志却为何视之如洪水猛兽？

在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答案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必将被再次扼杀。

两个月前，为参加三中全会做准备，万里考察了江准两岸许多县、区、社、队，就中国农村如何摆脱困境的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反映了挣扎在困境中的普通百姓的心声，共产党人的使命使他大胆地在大会上坦诚陈言。

这份题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提纲》是安徽29年来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在这份提纲中，针对“强行捆绑”式的人民公社体制，万里尖锐地指出了它的弊端——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发言。而是刻在江准大地上的沉思录。

令人振奋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会议又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两个重要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扶持农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允许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为它的肯定并推向全国开拓了道路。

然而，“包产到户“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禁区，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深入人心，尽管“包产到户”的社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但是,“上头”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这六个字像六座大山一样挡住了农民的去路。

更为严线的是，它庄严地写在党的红头文件上，谁想跨越它，谁得首先据量一下自己的份量。

1979年安徽省委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几乎使安徽“四面楚歌”。正如肥西县的山南区是安徽的众矢之的一样，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的安徽也成了中国的众矢之的。它一再冲破禁区，在不允许搞“包产到组”时候搞起了“包产到组”，在不允许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搞起了“包产到户”，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

邻省坐不住了！

江苏与安徽地连地，界搭界，仍在“大呼隆”中一筹莫展的江苏农民，怀着惊诧的目光注视着安徽这边的巨大变革。

对“包产到户”视为罪孽的人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来自安徽的冲击和威胁，唯恐这股“复辟”“倒退”之风刮进自已的田园。

对于越轨的“版逆者”,“正义“的人们是极端斥责的，在江苏和安徽交界的乡村，路口、岗坡、田头、显赫地出现了许多大标语，村乡广播站也用高分贝的大喇叭向安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坚决抵制“单干风！”

“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坚决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

更有甚者，个别报社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面，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一个新生事物刚刚起死回生，阻力总是无边的。

然而，堵是堵不住的。

这里是那个在喇叭里大喊大叫的江苏省六合县竹镇公社双龙大队下胡生产队，与它连街隔省的是安徽安县龙山公社秦港大队刘郢生产队。

刘郢生产队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水利条件，远不如下胡生产队。合作化后，它一直是个穷队，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后，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年大翻身，粮食总产创历史之最，这家家增产、户户丰收的喜悦景象强烈地吸引了下胡生产队的社员，他们纷纷埋怨队里领导只准搞定额包工，不准搞“包产到户”。

历史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幽默：一边是大喇叭高喊:“坚决反对单干风！”一边是江苏的姑娘硬是从大喇叭下往安徽跑，刘生产队当年先后有6对青年结婚，其中5位是来自江苏的姑娘。

随着时间流逝，“包产到户”越来越显示出了神奇的魅力。197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多达320亿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其中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的有滁县、安庆、池州、芜湖四个地区和无为、颍上、凤阳、舒城、潍溪等21个县。

1980年1月，安徽省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这是对责任制实行一年后的总结和检验，也是一次趁热打铁的会议，引起了全省人民的莫大关注。

在颍上县报捷后，因欠产面显得局促不安的霍邱县县长在众目睽睽下走上讲台做检查，检讨完后，万里严厉地批评“你们没有特殊情况，颍上县增产，你们为什么减产？说到底，你们没按群众的意见办事，本来很好的势头，却让你们搞糟了。”

的确，尽管有些领导在实践面前，不得不承认“大包干”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但要一下子切断同“大呼隆”的感情维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那些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领导同志，一下很难转过弯道来，总觉得对不起毛主席的在天之灵，有点离经叛道，心神不安之感。

为此，万里在会上做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长篇讲话，既有批评也有说服，既有分析也有提醒：“……从反右开始，长期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为什么以前江苏发展比较快？大反复比较少，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安徽要接受历史教训，它给人民的创伤很大，给干部的创伤很大，为什么包产到户，在安徽引起那么大的舆论呀！我们顶了多少年，来的时候就顶了，开始制定《六条》，反映就来了，给我扣帽子，不得了啊，有人说：再坐喷气式，受不了……”

包字是个好东西，风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人包乘组，这是中国人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包字！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又不好，极左思潮干扰严重，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有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早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报个户口吧，孩子挺好的！许多人去看了看都热烘烘的，回来以后就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还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啊！’啊！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困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

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的秘密状态中走了出来，跃身于无限广圆的农村经济舞台了。

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包产到户”的锣鼓喧天中一步步艰难开场的。

（内容节选：《中国大透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