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红军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文章摘自：人民网，作者：严梦皋。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气的，毛泽东经受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在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四渡赤水，把蒋介石及其“追剿”红军的部队弄得昏头转向，最终跳出了敌军重重包围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之战绩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神来之笔。诚如《长征组歌》所唱的：“敌重兵，压黔境”“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赤水河只有一条，怎么会渡四次呢？这正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出奇制胜的高妙。

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遵义城，向北进发，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到达土城地区。中午，担负中央纵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与尾追中央红军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交上了火。川军紧紧咬住红五军团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东南5公里处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川敌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敌军依仗兵力和武器优势，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尽管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也投入了战斗，然而红军阵地仍是岌岌可危。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到确切情报，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6个团，而且川军后续部队的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

面对此情，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在火线上建议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作战部队与中央纵队迅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以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政治局领导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和他一道指挥部队，而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流经土城这一带的赤水河，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滩多浪大，是川黔滇三省交通的一道天然屏障。所幸的是正值隆冬枯水期，河水不深，河面平静，在夏季汛期要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3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器材，搜集船只，他本人则在架桥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把搜集到的盐贩子用以运盐的十几只大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毛竹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了门板。黎明时分，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成功。

就在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央红军中路纵队和左路纵队及时地顺利渡河。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五团二营在猿猴场（今元厚）渡河，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路。

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在他的督促下，红军把笨重物资全部投入赤水河，使部队减轻了负担。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除留少数部队继续阻击川军外，其余各路纵队于拂晓前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3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向船主们作价付款后，随即将浮桥烧毁。当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只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而红军却不知去向，只得无功而返。

占领叙永县城失利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分左右两路，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县境，准备从宜宾上游渡长江北进。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先占领

叙永城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

2月1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发起攻击。攻击叙永城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以及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虽然多次强攻，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红军踪迹的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将要北渡长江，便立即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追剿”军第二路军，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13个师加4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2月3日正值春节期间，中央纵队到达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石厢子。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负责民运以及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能吃上一顿饱饭，有些部队已经饿了两天了。

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计划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行进在茫茫风雪里的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他不可能不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重掌兵权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好，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他反复思量，在江西指挥红军反第一、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次“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战斗胜利，那是运用了机动灵活、行踪不定、动作突然、出其不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想到这里，他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还应是老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跟敌人硬拼。总结了青杠坡惨痛的教训，他豁然开朗，又充满了信心，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是啊，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李德，明明看到敌人已张开了口袋还要硬往里钻。既然叙永县城久攻不下，敌情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那就暂缓执行渡江计划。2月7日，毛泽东命令各部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改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区机动作战。扎西地区在云南群峰迭起的乌蒙山中，这一带敌人的兵力空虚，所以红军到这里集结。2月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抵达扎西县城。

当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时，蒋介石从进驻重庆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和“追剿”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那里得到情报，获悉中共不久前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已获全权指挥红军的行动。与毛泽东多次交手、深知毛泽东厉害的蒋介石一听这消息便紧锁眉头，说道：“怪不得近来共军转动那么神速，原来是他在指挥。”身边的高参赶忙宽慰道：“毛泽东接手的是共产党的烂摊子，充其量也只有3万人马，已是穷途末路，他还能闹腾得怎样啊？”蒋介石摆摆手说：“那时在江西也只是3万人，被他闹翻了天。这3万人在他手里可是后患无穷！”

蒋介石不敢稍有怠慢，迅速调整了围歼红军的作战部署，令云南军阀龙云、中央军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4个旅的兵力，汇集于滇黔边境，与川军潘文华部聚合在一起，企图将红军包围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红军将领们围着火盆，吃着烤红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既然敌人的主力大部已被红军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兵力出现空虚，敌变我变，他胸有成竹响亮地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

为便于连续作战，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成4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长征开始时，红军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严重影响部队的行军和打仗。前一阶段虽然已进行了一些轻装，但仍不彻底，像那台爱克斯光机足有七八百斤，装在一个大木箱里，需要8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才能抬起来，几次轻装，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硬是不同意将它扔掉。这次毛泽东下决心进一步轻装，坚决要求甩掉所有的笨重物资，这台最宝贵的也是红军唯一的一台爱克斯光机也就不得不被掩埋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的屋后。

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当蒋介石命令各路大军纷纷向滇东杀奔而来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决定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个军，兵力空虚，红军重返黔北，将3万兵力捏成一个拳头，变劣势为优势，以泰山压顶之势砸向黔军。

2月11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挥师东进。2月15日，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眼下，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2月18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要求红军“最迟要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他暗自为红军离开黔境而庆幸。他只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以防小股共军重返贵州，他确信共军大部队是绝不会卷土重来给他制造麻烦了。2月21日是他老娘的寿诞日，再有几天就到了，作为孝子，他要赶回桐梓老家给老娘庆寿。他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好好风光一番，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已令他和他的副官忙得不可开交，哪还顾得上赤水河的防务，那一切早已被丢诸脑后了。

18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因为王家烈在太平渡方向没有派兵防守，红二师便迅速控制了太平渡渡口两岸，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快速渡过赤水河，占领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对土城、猿猴场（今元厚）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2月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搭架浮桥。二郎滩东岸把狮坳制高点有黔敌两个团把守。渡过河的红军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两个团敌人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2月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杀了个回马枪，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蒋介石企图在滇东北地区“一鼓荡平”中央红军的计划便成为泡影。

2月23日，红一军团到达了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了桐梓以西的花秋。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24日，黔北重镇桐梓再一次被红军占领。

红军走的第二条老路，是回师遵义。当毛泽东在太平渡乘小船向赤水河对岸驶去时，他在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再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宏伟蓝图。

红军二渡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但已分散在滇北、川南、乌江沿岸的敌军往回掉头尚需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难怪敌军高级将领大发议论说，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让敌人“摸不着企图”，吃不准红军行动方向，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目的的第一步。毛泽东决定乘追击之敌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为再取遵义争取主动，创造条件。

2月24日晚，到达桐梓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开会，商讨攻打娄山关的计划。

此时，红一军团在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已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红三军团同时也开始向桐梓南面疾进。

2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全部的4个团以强行军速度向娄山关疾进。2月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王家烈的先头部队离娄山关只有45里的情报，便率领红军战士跑步前进，于26日下午3时左右，比黔敌早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1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红军牢牢控制了关口。后敌人又进行反扑，战斗几经反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逃往遵义城。

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城已如探囊取物。2月27日下午，红军直逼遵义城，黄昏时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3万之众、雷霆万钧之势，一路摧枯拉朽，由西向东，从北到南，5日之内横扫500余公里，首克桐梓城，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遵义大捷！红军遵义大捷，击溃王家烈部8个团，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俘敌近3000人，活捉敌团长1人，击伤敌旅长、团长3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万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使“追剿”中央红军之敌不敢轻进，国民党报纸也惊呼，国军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遵义大捷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而且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人人扬眉吐气。

遵义之役的重大胜利，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也因此而声名鹊起。

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

红军虽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局势仍然十分严峻。就在红军欢呼雀跃之时，蒋介石却气急败坏，把电话筒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哀叹遵义战役之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雪此耻，他亲自飞到重庆“督剿”，要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决一雌雄。

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红军的动向。他认为红军已成流寇，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是在作垂死挣扎，正在步当年石达开的后尘，已成了瓮中之鳖。于是他绞尽脑汁，周密策划了“围剿”红军新的部署：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以防红军东进与萧克、贺龙之红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布防于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于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河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蒋介石还祭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最好每里一碉”，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封锁线，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妄图将红军压迫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全歼。

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图谋，于是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3月15日，战斗展开以后，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战斗中敌十三师4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沉着果断，立即决定退出战斗，指挥部队于当晚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向茅台镇，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折返贵州。

茅台当时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坐落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拥挤不堪，街道狭窄，遍地泥泞。这里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制作地，小村镇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

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镇。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官兵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与以往两渡赤水迥然不同。前两次是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而三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的一次绝妙的全军大佯动！因此，红军一改常态，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并不怕被敌人发现，而且还故意弄得声势浩大。

蒋介石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一面连续派出多架次飞机对红军进行狂轰滥炸。

17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毛泽东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故意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迷惑敌人。

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后的大佯动，果然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手忙脚乱急调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集川南布防，合力“进剿”，还于3月20日晚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刻的了解，他决定选择敌重兵麇集的地方东渡赤水。这是一步险棋！但毛泽东明白，表面上看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红军可以出敌意外，打乱敌军行动计划，趁敌调整部署之际，乘敌之隙，抓住战机。3月20日17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名义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应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意，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战机”，并指示，“此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就在蒋介石的部队遍筑碉堡，紧张部署围歼红军的时候，他绝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率部于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师贵州，把蒋介石的全部追剿红军的部队远远地抛在后头，专门为进攻红军而准备的碉堡群也成了一堆废石土。

红军四渡赤水后转头南下，到仁怀至遵义敌封锁线以北待机，然后转向东南。3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摸清红军的前进方向，只是电令滇军赶往黔西待命。他命令滇军孙渡：“望孙司令速率所部，31日续集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

3月30日，红军来到了乌江边，主力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设浮桥，准备“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这时，蒋介石还不知道红军已抵达乌江边，还认为红军主力“必续向西南急窜”，只担心黔西被红军所占，希望滇军孙渡纵队“急速到达黔西”。

3月31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此时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毛泽东又再布“迷阵”，令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暂留在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假装进攻，吸引敌军向北，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疾进。那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哪里？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判断，滇军孙渡和中央军吴奇伟等部有向红军追击和侧击的可能。为摆脱该敌，寻求先机，决定向贵阳西南的广顺、长寨地区集结。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同时派出一部分红军进军贵州东部以引滇军东援。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敌4000余人。也就在4月4日这一天，中央红军主力占领了扎佐，大军前锋直逼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内亲自督战。

3月24日，蒋介石在其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及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贵阳，在“训话”中声称“要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并狂妄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确信，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给套住了。然而，蒋介石的话音刚落，红军的前锋已经进入贵阳城外。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两个团，主力全被调去围攻红军。蒋介石突然在贵阳附近发现了红军的踪影，顿时紧张起来。很明显，仅靠两个团的兵力，要想抵挡住红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蒋氏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命令守城部队和警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好轿子、马匹、向导，作随时逃跑的打算，还让宋美龄销毁有关文件，唯恐成为红军俘虏，真是狼狈至极。

而这一切正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毛泽东布置向贵阳进军的红军战士到处张贴“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并且见人就问：“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打啵？”“里面有多少兵？”

此时，毛泽东提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因为只有把滇军调出云南才能保证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

到了4月5日，红军的先头部队便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公里的地方，这下真正打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果然，蒋介石乖乖地上钩了。

大为惊恐的蒋介石急令临近的滇军孙渡部火速来贵阳“勤王”“保驾”。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这就为中央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大路。当大批国民党军队匆匆向贵阳以东增援时，毛泽东出其不意，攻敌不备，指挥红军以急行军速度，于4月18日渡过北盘江，24日，趁虚进入云南。这样，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再次成了“泡影”。当他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又急令东进的部队调头回防时，毛泽东早已率领中央红军向金沙江一带直奔而去了。

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金沙江皎平渡凭借7条木船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四渡赤水，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玩蒋介石及其部队于股掌之中，这正是毛泽东神奇的决策。

1956年，毛泽东曾对陈毅元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出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