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一批由中央苏区发往上海临时党中央的重达120两黄金在运送途中不翼而飞，成为了当时梗在为数不多的我党高层领导人员心头的一根硬刺。那120两黄金本是中央苏区为解决上海临时中央的燃眉之急，从本就拮据的苏区财政中一分一毫地抠出来的；而黄金的神秘丢失，不但间接导致一些原本有希望获救的同志因缺少打点而牺牲，更使上海临时党中央彻底难以维持，继而不得不被迫转移，也使王明等人以此展开对时任中央苏区主席毛泽东等领导的人身攻击，成为不久后把毛泽东在党内边缘化的重要理由之一。

案发后，中央苏区虽然委托上海临时中央着手调查过，但由于这件事是党内高级机密，知道的人本来就寥寥无几，加上黄金的运送过程也是单线联系，一旦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上线和下线都会难以追溯。而且过了没多久，上海临时中央就被迫转移，对案件的调查也是有心无力。因此，这桩案件成了当时仅被部分党内高层知晓的一桩悬案，而且只能随着越来越艰难的革命形势而不了了之。

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启动了对多年来被称为“悬案”的几桩旧案的重新调查。这件当年给党内造成巨大且严重损失的黄金失窃案，毛主席交代，由时任共和国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亲自负责。那么，这起困扰中央领导长达近18年的离奇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救命钱”丢了

1931年，是我党发展史上极为艰苦的一年。从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上海就深陷白色恐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色恐怖的阴霾非但没有逐渐褪去，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位于上海的党中央和地下组织的工作虽然举步维艰，但依然在艰难地维持着。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和盘托出了他知道的党内所有机密，不但直接导致了包括蔡和森、恽代英等我党重要领导干部的牺牲，而且使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几乎遭受灭顶之灾。随后，周恩来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迅速在上海组建了临时中央。然而，随着秋天向忠发的叛变，成立不久的临时党中央也彻底暴露在国民党的魔爪之下，处境岌岌可危。

为了继续开展工作，积极营救被捕同志，抚恤牺牲同志的家属，上海临时党中央急需一笔经费来“救命”。经过讨论，博古等人致电刚成立不久的中央苏区临时政府，陈述了所面临的困境，希望能够得到中央苏区的支援以解决燃眉之急。

毛主席得知后，尽管苏区财政也是困难重重，但他还是挤出了一笔资金用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在他的关怀下，一批原本以首饰形态存在的黄金，经过金匠的熔炼，被制成12根、每根重10两的小金条，共计120两。负责这件事的林伯渠还安排人为这12根金条特制了一个焊死的保险箱以便于运送。

资金的问题虽然很快解决了，但怎样把这批经费安全送到上海临时中央的手上，却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从当时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到上海，直线距离近1000公里，当时不仅交通条件难以与今天同日而语，治安环境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为了不遗余力地打击和消灭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切势力范围都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和大量的流氓、特务等，企图随时发现和铲除一切所谓的“可疑人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口号鼓动下，地下党员随时都暴露在难以预料的危险之中。

既要保证“救命钱”在运送途中不被敌人发现，又要保确保中央苏区能够及时掌握黄金的运送情况，这令作为行动负责人的林伯渠绞尽脑汁。经过与相关同志的反复推敲，中央苏区终于确定了一套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运送方案：

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引人注意，运送的路线没有选择相对较近、但危险系数也更大的内陆，而是敌人势力分布不那么密集的东南地区，运送的全程也被分成了七段，由七名熟悉当地环境的交通员以接力的方式负责运送，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人员暴露的风险。

从上图可以看出，运送的全程从瑞金出发，经过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后到达上海境内，在实际的运送计划中，黄金到达上海之前会先到松江，然后由最后一名交通员负责把黄金亲自交给上海的临时中央。

为了确保每次交接的安全，及时掌握黄金的运送进度，苏区党中央制定了极为缜密的交接方案，即，负责前一段运送任务的交通员A在与负责后一段运送任务的交通员B进行交接时，AB双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暗语确认对方的身份无误后，B要用组织配给的钥匙打开A手里的铁锁，A才能把装有黄金的保险箱交给B，同时从B手中收回一枚唯一的标志。在交接结束后，A需要将收回的标志交由专人秘密返还给组织，才意味着属于A的任务彻底完成。

这个“唯一的标志”，其实是一枚象棋的一部分。把七位交通员交还回来的标志拼起来，则会呈现出一枚书写着“快”字的象棋，这是以林伯渠的亲笔字为模型特质的象棋，被按照“快”的字形和笔画分成不同的七块，分别交给了负责相应路段运送任务的交通员。中央苏区每收到一块，就表示一段运送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安全和保密期间，所有的交通员都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上海临时中央急需的“救命”经费。

1931年11月6日，1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这批黄金的运送任务。按计划，整个运送过程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也就是说，顺利的话，上海临时中央能在12月6日左右收到这批黄金。1号交通员出发后，瑞金方面便一直在忐忑中等待着一块块标志的陆续回传。

到12月6日左右，上海临时中央发来了催促经费的电报，瑞金方面却不置可否。他们认为，由于路途坎坷，晚个三五天都正常，而且他们已经陆续收到了五块回传的安全标志，说不定再等几天，上海中央就收到金条了。然而到12月22日，上海方面发来第五次催款电报时，中央苏区也只收到了七块安全标志中表示从瑞金到松江的六块。林伯渠等人意识到，那批黄金出问题了！而且，问题就出在从松江到上海这最后一段。

由于距离始发地路途遥远，瑞金方面立刻把情况告知了上海临时中央，并委托他们暗中进行调查。可是，当初为了保密，知道最后一位交通员信息的人寥寥无几，加上上海临时中央的处境原本就举步维艰，即便想调查也是有心无力。而中央苏区就更是鞭长莫及了。无奈之下，这笔关系着上海临时中央生存的“救命”黄金的丢失，只能暂时成为一桩不了了之的悬案，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时隔十八年的旧案重启

战争年代的革命形势往往瞬息之间变幻莫测，党中央虽然不得不因为处理各种纷杂的事务而将120两黄金丢失的事暂时搁置，但那毕竟是一笔即便在今天也数目不菲的巨款。它的丢失，不仅仅是党和国家在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更是因此而失去了不少原本可以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好同志。因此，这件不了了之的悬案，也心照不宣地成为了卡在不少知情人心中的一根硬刺。

1949年11月，历尽艰辛终于成立的新中国刚“满月”，党中央便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决定重新调查这起搁置了18年之久的悬案。时任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责无旁贷地成了这次重新调查行动的全面负责人。

说来也巧，1931年，因战斗身负重伤的罗瑞卿虽然没有参与黄金的筹集、运送乃至案发后的调查行动，但他却始终记得这起案件在当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因此，毛主席刚下达命令，他就立即协同华东局开始着手调查。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悬案侦查办公室”，由第三侦查组的四名同志具体负责1931年这起“特殊经费失踪案”，以办理悬案经验丰富的蒋文增为组长。接到命令后，三组同志第一时间调取了当年的文字档案，也立刻受到了来自这起案件的第一次打击——全部卷宗加起来不到两页纸，所显示的信息也都是三组成员已经了解的。

思前想后，他们决定先找当年整个案件的源头，也就是制定详细的黄金运送计划的林伯渠了解情况，然后顺藤摸瓜地一步一步开展工作。

林伯渠对这个案子自然记忆犹新，毕竟当年他也是因为黄金失踪而捶胸顿足的人员之一。据林伯渠回忆，当时的七位交通员，全部是由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安排的，可惜邓发在1946年4月8日，与叶挺等人同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好在林伯渠依稀记得，当年负责第一段运程的通讯员，是时任苏区红军总兵站政委高自立同志一位姓秦的警卫员。

得到这个消息，蒋文增他们很快查到，高自立现在沈阳财经委员会任职，并在与他取得联系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沈阳。高自立当时已经病重，但他了解了公安同志的诉求后，在见到他们之前就硬撑着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用笔写了出来，其中就有那位姓秦的警卫员的信息：秦朴，江西人，现为广西十三兵团副师长。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组的同志们直接从沈阳赶赴广西，从当年的一号交通员秦朴，一路排查到了六号交通员刘志纯。

对于公安人员的到访，刘志纯颇感意外。因为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当年传递的又小又重的小箱子里，装的居然是整整120两黄金！也直到公安人员的来访，他才知道黄金从他手上交出去没几天就出事了。

刘志纯告诉公安同志，他清楚地记得，1931年12月3日下午，他带着保险箱到达此前约定的地点——汉源客栈，在客栈门口的小吃摊上等待前来交接的7号通讯员。不多久，当他听到有人在前台打听住店人员信息（实际上是接头的暗语）时，便起身与一位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礼帽的男子打招呼，并把他带到自己提前开好的房间。

确认各方面信息准确无误，他们迅速进行交接后，便各自离开了。刘志纯不知道那位交通员的姓名，只在他的服饰样貌之外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对方在往外掏那块标志着刘志纯交接任务完成的印章时，曾经带出来一张类似住店押金条那样的蓝色收据。

交接完成后，刘志纯因为各种原因，逐渐淡出了党组织，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次执行任务的事。一晃十八年过去，刘志纯成了一名普通的手艺人。革命形势虽然潮起潮落，他却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

刘志纯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不仅证实了当年林伯渠等人的猜想，即黄金是在从松江到上海这最后一段运程中丢失的，也提供了与黄金一起神秘失踪的第七名交通员的虽然少却极为宝贵的线索。

侦查组当机立断，决定就从刘志纯他们当初交接的松江汉源客栈开始查起，兴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先是找到已经中风多年的原汉源客栈的老板林汉源，又找到了同样见过七号交通员的客栈的账房先生褚国宝。但是林汉源中风多年，根本无法提供任何信息；褚国宝虽然提供了当年的账本，对他们描述的那位七号交通员却没什么印象了。

他们大费周章地调查了18年前当地几乎所有公开营业的客栈，走访了大量邻居，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一种蓝色的住店收据，或者有认识的人神秘失踪或突然暴富，结果都一无所获。调查似乎又陷入了僵局。面对这样的状况，出差已久的侦查员们决定打道回府，先回上海再做打算。

然而，无巧不成书，很多事情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在侦查组计划返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小组成员胥德深的朋友在家里设宴招待他，请侦查组的同事们一同前往。酒酣耳热之际，他们聊起这次出差的遭遇时，便提到他们找遍了松江的客栈，也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还提到刘志纯告诉他们的那个细节，即一张蓝色的住店收据。

巧的是，胥德深的这位朋友，正好是当时松江司令部的参谋，他请到家里来烧菜的，是松江当地一位姓柏的大厨。由于厨艺高超，他多年来一直出入当地各种不同场所，可谓见多识广。当他听客人们说“找遍了松江的客栈”时，便热情地提醒他们，当年在松江，能住宿的地方可不止是客栈，比如保安团就有自己内部的招待所，只要有关系，一样能住宿。他还说，保安团内部招待所的收据就是蓝色的，他见到过。

柏师傅的这番话，真是令蒋文增他们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谢过柏师傅和胥德深的参谋朋友，退掉了回上海的车票，火速找到当年保安团招待所的所在地。几经周折，他们调出了这个招待所完整的入住记录，并在详细比对旅客身份和出入日期之后，锁定了一个名叫“梁壁纯”的人。

此人来自上海，是“祥德源”药店的抓药师傅，1931年12月1日办理入住，12月4日离开，入住的担保人是保安团的营长，符合柏师傅介绍的“入住需要有连长以上级别介绍”的描述。

三组的侦查员们带着这个振奋的信息一回到上海，就前往祥德源药店去调查情况。所幸药店依然在营业，老板也还是以前的老板。他一听到梁壁纯这个名字，就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梁壁纯是嘉定人（嘉定、松江原属于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市管辖）。在他店里干活的时候，由于技术高超、为人正直而深受老板信赖、伙计喜欢，他有时候便会派他去松江进药材，一般三天走一个来回。1931年12月初，他又派梁壁纯去松江进药材，可是在第四天下午，梁壁纯一脸疲惫地回到店里，卸下药材后，说身体不舒服，想请几天假。老板没有多想便答应了，谁知此后竟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他曾带伙计去梁壁纯家里探望，可是房门紧锁。找来巡捕房敲开门才发现，屋里早已空无一人。

药店老板还向侦查组的同志们提供了梁壁纯的照片。经过刘志纯的辨认，确定了梁壁纯确实是当年与他交接的第七号交通员。

至此，侦查人员猜测，特意请假，留足了逃跑的时间，会不会是发现了自己运送的是黄金而见财起意、携款潜逃？

历经波折，终于真相大白

确定梁壁纯是当年的第七位交通员后，侦查员们从他的家庭关系入手，先去了梁壁纯的老家，位于嘉定南门外的一所房子，走访中得知他妻子小名贞姑，娘家在黄渡。这么多年过去，黄渡早已没有贞姑的娘家人了，但是邻居们告诉侦查员，贞姑的母亲去世的那年，贞姑匆匆地回来过一趟，说自己在上海开了家钟表行，此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

带着这一消息，三组又回到上海，逐一摸查钟表行，终于在1950年3月4日，在位于浦东洋泾的一家破败的钟表修理铺找到了已经56岁的梁壁纯。此时的梁壁纯改名为申继谷，他对调查组的到来显得并不惊讶，反倒是侦查组的同志们对梁壁纯的处境颇感意外，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得了120两黄金的人。

果然，经过突击审讯，梁壁纯交代，他并没有私吞那笔黄金，而是被人抢劫了！

梁壁纯从炉灶的一角掏出一个罐子，里面有一封由曹家渡一家旅店老板和伙计联合为他出具的证明。原来，当年梁壁纯在安源客栈从刘志纯那里接到运送目标——那箱黄金后，。由于常年抓药，对分量感觉异常敏锐的他，已经隐约猜到了里面不是寻常的物品，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前往指定地点，想早点完成任务以免夜长梦多。

可不曾想怕什么来什么，他下了曹家渡码头之后，为了赶时间，便叫了一辆黄包车代步，谁知在爬一段陡坡时，梁壁纯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口鼻，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晕了过去。醒来时，头痛欲裂的他这才明白自己刚刚被人下药了。冷静下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家旅店里，而那个箱子早已不知所踪。

梁壁纯找到旅店老板询问情况，得知自己是被几个年轻人一起用黄包车送过来的，说是朋友喝醉了，还帮他付了房钱。思前想后，梁壁纯告诉老板，他丢的箱子里的东西很贵重，丢不起，箱子背后的势力他们也根本惹不起，请老板为他写了一封证明，证明箱子是被打劫走了，而不是被他一个人侵吞了。

旅店老板古道热肠，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找来一个伙计一起帮他作证。拿到证明，梁壁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并直接回到药店和老板请假，从此改名换姓、默默无闻地隐居起来。

侦查人员带着梁壁纯一起到曹家渡，找到了那间位于曹家渡的旅店，老板见到梁壁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并向说明来意的侦查员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当年那辆载梁壁纯来旅店的黄包车号码。

至此，这起悬了18年的黄金丢失案总算真相大白了：黄金在最后一段运程中被抢劫而丢失，交通员畏罪潜逃，所以造成了人和物同时神秘失踪的现象。

但是，那毕竟是整整120两黄金，12根金条啊！即使被抢劫走了，也总该有个去处，总不能凭空消失啊！带着这样的疑惑，侦查组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查出那批黄金的去向！

只是，立雄心壮志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却犹如大海捞针一样渺茫，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社会环境也是今非昔比，谁会记得几个当年其貌不扬的小年轻呢？

就在侦查员们一筹莫展之际，公安局里的老警察提醒他们，可以去牢里向案发时曹家渡一带的巡警们打听情况，那一带鱼龙混杂，巡警接触的人又复杂，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一句话点醒了蒋文增他们。

侦查小组依言行事，在关押旧社会巡警的牢房里问了一圈，但是没有人知道。不过，被他们提审的有一个名叫曾丰的旧社会巡警，在回到牢房后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同监舍的人听时，被一个叫冯安宝的人悄悄记在了心里。

夜里，大家都睡了，冯安宝悄悄问曾丰，如果提供线索，是不是能减刑？凭着老巡警的职业嗅觉，曾丰立刻感觉到了异样。

通过提审，侦查小组了解到，冯安保原本是富家子弟，他有一个叫吉家贵的穷亲戚，时不时会上他家打秋风，看见他家有什么不用的东西，也会毫不顾忌地问他讨要。有一年，他家买了一辆小轿车，被来蹭饭的吉家贵看到了，便问他讨要被淘汰下来的黄包车，说是在码头边跑车赚生活。可是1931年12月的一天，吉家贵突然把黄包车还了回来，说用不上了。

从此，这个穷亲戚再也没有登门过。不过，他居然很快就在租界不声不响地开了一家商店，后来还开了好几家分店。冯安宝知道，吉家贵有两个拜把子的兄弟，一个叫阿古，一个叫小克，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鬼混。

审完冯安宝，侦查组连夜抓捕了吉家贵，又在第二天接着抓捕了阿古。据吉家贵和阿古交代，当年，他们三人在码头寻找下手对象，随即盯上了行色匆匆、手上提着个小箱子的梁壁纯，趁着上坡时故意放慢黄包车的速度，三人一起用江湖药麻倒梁壁纯，把他丢在附近的客栈后，带着装黄金的箱子仓惶离去。回家撬开箱子，发现竟然是黄金，就三个人分了赃，并从此断了往来。

侦查组不仅在吉家贵的店铺里搜到了当时用来装黄金的保险箱，而且在阿古的家里搜到了用当年的黄金重新加工而成的黄金首饰。在搜查已经离世的小克家里时，小克年迈的父母颤巍巍地捧出两根金条交给侦查员，说那是儿子与他们诀别时留给他们的。

至此，这桩在毛主席心头悬了近20年的离奇案件，终于在新中国侦查员锲而不舍的追查之下查明了真相。结果虽然令人有些意难平，毕竟当年因为丢失黄金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这18年后才姗姗来迟的真相，多少也算给当年因为此事受到波及的人们有了一个交代，给那些被冤枉的人们还了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