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设宴席，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

席间，周总理对董竹君说：“多年来，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身为都督夫人抛弃荣华，单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要做成功一件事就更难了。”

董竹君，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女企业家，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她13岁沦落风尘，14岁成为都督夫人，29岁离家出走，34岁离婚，在上海创办锦江饭店的前身锦江川菜馆，叱咤上海滩，解放后全捐家产，晚年却入狱五年。

她的一生，充满传奇。

一、沦落风尘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公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洋泾浜旁，父亲是一名黄包车夫，母亲是一名保姆。

董竹君从小就长得漂亮，聪明伶俐。父亲虽不识几个字，眼光却长远，他明白女孩也要读点书，以后才能嫁个好丈夫。

于是，六岁那年，父母将董竹君，送到了附近刘举人办的私塾里读书。能读书识字，才有可能看清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是董竹君人生中的第一个决定性时刻。

然而，底层人的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更何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九岁时，父亲病倒，借债医治好后，身体依旧虚弱，已不能拉车，家境日益艰难。到董竹君十二岁时，家里债台高筑，无以为继，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她幼弱的肩膀上。

万般无奈之下，父母让董竹君去学唱戏，十三岁时，父母以300大洋的价格，将董竹君押给上海五马路的一家妓院做“清倌人”，为期三年。

清倌人就是卖唱不卖身的姑娘。

董竹君在回忆中说：“我那里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

那时的上海妓院，有着严格的等级，最高等的叫“书寓”，里面的姑娘，须能琴、书、歌、曲。董竹君学了戏，进入了次一等的“长三堂子”。

董竹君一进“长三堂子”，立刻就火了起来。一般的姑娘，一天只有两三张局票（叫姑娘的请帖），董竹君第一天就有三十几张，后来增加到每天五六十张，她每天都累得要死，要到深夜才得睡觉。

风尘之中，除了寻花问柳的浪荡子，还有革命党人，他们借堂子掩护，在这里讨论时局，开会商议。董竹君喜欢观察他们，听他们谈时事，谈社会，借此增长了不少见识。

这些革命党人中，有不少喜欢董竹君的。有个姓柳的，拿着枪跑到董竹君的帐子边，说：“你嫁不嫁给我？不许跟别人相好，你不嫁给我，我就拿枪打死你。”吓得董竹君躲在桌子下不敢出来。后来在老鸨的调解下，这人才不敢再来纠缠。

董竹君最喜欢的，叫夏之时，他是蜀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在反袁、护国、护法运动中，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四川有名的进步人士。

夏之时不同别人，从不与董竹君开玩笑，而是真诚地交流。两人感情日笃，夏之时决定帮董竹君赎身。

但只有14岁的董竹君，却堪称人间清醒。

她说：“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

她不要夏之时赎她，决心自己想办法跳出火坑。

一天夜里，董竹君用计逃出“长三堂子”，急奔夏之时下榻的宾馆，两人草草成婚，双双赴日留学。

二、都督夫人

到日本之后，夏之时为董竹君聘请家庭老师，研习日本女子师范学校课业，学习数学、日文、物理、化学、地理、动植物学等学科，她的视野为之一新。

袁世凯复辟时，夏之时回国参加讨袁军，1917年，夏之时发来电报，说父亲病危，要夏之时立刻回国。

董竹君回到四川，将父母也接到了四川，家人齐聚，生活优渥，她的人生似乎美好圆满了。但是，婚姻的裂痕却渐渐显现。

此时，时局已经发生变化，四川军阀互相争夺，夏之时三次出山又被免职，他与董竹君合办锦江公学，又因没有经验而失败。

兵权被解除，加上办学失败，夏之时心灰意冷，日渐消沉，他沉迷在古董玩物和赌博之中，还染上了大烟瘾。他对董竹君和孩子以及董竹君的父母越来越冷漠，甚至有时还会大打出手。

与此相反，董竹君的眼界却越来越开阔，思想越来越进步。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进步书籍，关注着“五·四”新文化运动。1928年，她还营救过因学潮被捕的进步学生文兴哲。

在接触到新思想的过程中，董竹君意识到，妇女要独立，一定要先取得经济独立。于是，1924年，董竹君开办了一家女子织袜厂，1926年，又开办了一家黄包车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直到后来时局动乱，才关闭了这两个厂。

女人办厂，在那个时代还是难得一见的，当时的《重庆日报》《国民公报》纷纷在头版报道，盛赞董竹君，这与颓废的夏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能的人最容易愤怒，两个的婚姻裂痕越来越大。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董竹君跟夏之时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夏之时认为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不能在她们身上花太多钱。

董竹君坚决不同意，要求每个子女都要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在董竹君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后来四个女儿均留学美国，学有所成。

董竹君跟夏之时最终情感破裂。1929年，董竹君带着父母，四个女儿，离开四川高宅华府，回到上海。

这件事曾轰动一时，四川报纸上还刊登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

三、娜拉出走

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写了一部经典的戏剧，叫《玩偶之家》，讲述女主人娜拉，从婚姻中觉醒，最终离家出走的故事。

鲁迅曾作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认为，由于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很难独立在社会中生存，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堕落，要么回归。

而董竹君，一个人带着七口之家，要走出第三条路。

董竹君到上海之后，夏之时也追到了上海，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友人的调解下，两人同意分居五年。

董竹君提了两个条件：一，夏之时不要断了女儿的抚养费；二、一旦自己有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培养四个女儿到大学毕业。但后来夏之时并没有履行，还向董竹君索要女儿，她断然拒绝。

一个人拖着一家七口，生计便是一大问题，但董竹君毫不气馁，她决定举办实业。

她将自己的首饰、貂皮大衣、皮草都拿到当铺典当，得了800多元，又去找朋友投资，筹到了4000多元。

1930年春末，董竹君在上海闸北台家桥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她一个管理厂子大小事务，周转资金，开辟销路，坐着火车到处跑，甚至到菲律宾去招股。

在她的拼劲下，厂子走上了正轨，生活有了起色。

在办厂的同时，董竹君还参加进步活动，接触了不少共产党员，她曾请求加入共产党，但党认为她在党外活动更有益。

就在董竹君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起了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群益纱管厂被日本的炮火炸毁。

为了重建厂子，董竹君到厦门寻求友人帮助，在厦门，她受邀到某女子中学演讲。

演讲中，董竹君宣扬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这番演讲，让她被捕入狱，在朋友的保释下，才放出来。

由于时局动荡，原群益纱管厂的股东不愿再增资，最终不得不清算破产。

这一时期，董竹君经历了父母病逝，自己失业，债主逼债，生活跌入低谷。

而她跟夏之时分居五年的约定也到了，夏之时来到上海，他以为狼狈不堪的董竹君，一定会跟他回四川，没想到，董竹君却坚决要跟他正式离婚。

一个人的高贵，不是由钱财、境遇决定的，董竹君现在的人生境界，夏之时高攀不起。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

四、风云起伏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一位四川义士临门，名叫李嵩高，董竹君并不认识他。

李嵩高说，他在四川时，得知董竹君带着孩子离开夏家，就很钦佩她的品行，他愿意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

拿着这两千元，董竹君再次开启创业之路。由于钱不多，她决定开个小川菜馆。

她自己选址，全程把控人员招聘、店面装潢，菜色口味，店面虽小，却非常精致。

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正式开业。

由于董竹君的声望和她对餐馆的精细运营，生意异常火爆，店外马路上都挤满了顾客。

当时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南京政府官员和上海军政界要员都来这里吃饭。

小餐馆里坐无虚席，杜月笙天天来吃饭，每次都要排很久队，于是生气地说：“生意这样好，怎么不扩充？”

后来，杜月笙亲自出面，帮助扩大店面，扩大之后，改名为“锦江川菜馆”。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开了一家“锦江茶室”。

“锦江”两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贤达名流，连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都在这里吃过饮，并赞赏有加。

有了“锦江”的掩护，董竹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革命活动中。“锦江”为中共地下党人免费供餐，给他们提供秘密集会点。

1935年，流落到上海的宋时轮，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经济十分困难，董竹君便资助了他一笔款子，宋时轮等着这笔款子离开了上海，参加了游击队。

抗战前夕，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董竹君怕有人暗害他，便派从给郭沫若送餐，送了一个半月。郭沫若因此写了一首给赠给董竹君，诗云：“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正当董竹君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抗战爆发，上海很快沦陷，“锦江川菜馆”也很受日本人的欢迎，他们要求好在虹口开分店，以服务日军，董竹君愤然拒绝。

日军见董竹君不配合，便决定暗杀董竹君，幸而被董竹君识破，方才逃过一难。形势险恶，董竹君不得不离开上海，到菲律宾去避难。

在菲律宾，董竹君历经磨难，带着女儿跟随着逃难大军身躲躲藏藏。

抗战接近胜利之时，董竹君才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董竹君重振“锦江两店”，1945年前后，邓颖超多次会见董竹君，指示她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多做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

在党的指示下，董竹君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革命工作中，她租下两层楼，为革命同志的地下工作作掩护，她动用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同志。

董竹君还投资创办了永业印刷厂、协森印务局、美文印刷厂和美化纸品厂，还参与投资了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和美化服装公司。她在自己印刷厂，秘密印刷共产党的进步刊物，印刷过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作品。

董竹君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不忘初心

解放后，董竹君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51年，夏之时被定为“重大反革命分子”被枪决（1987年平反），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市委和公安局，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接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和保障外宾的安全高级食宿场所，董竹君决定将自己经营16年，价值黄金三千两的锦江两店全部捐献给国家，只留下郭沫若书赠的一幅《沁园春》和一套文房四宝。

锦江两店改名“锦江饭店”，董竹君保留董事长兼经理的身份，参与经营，工资三百单位（折合当时人民币一百六十几元）。

后来，董竹君逐渐隐退，甚至很长时间内，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都不被承认。

1965年7月，董竹君被抄家，写检讨。

1967年10月，董竹君被关进秦城狱，四个月后，转入功德林监狱，九个月后，转入“半步桥”监狱，关了四年。

1972年10月，董竹君释放出狱。她跟管理监狱的两位队长，握手告别。回忆录中，她说：“我知道她们不过是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而已！何必与之计较。”

1979年，董竹君终于获得平反。

董竹君的一生，历经艰辛，在千难万险中，她将人生过得有声有色、灿烂夺目，在人世的各式各样的目光中，她始终内心坚定，宠辱不惊。

在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1997年，董竹君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