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到来之前，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斗争，在这期间，有无数忠贞的革命眷侣和革命志士，视死如归，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党的事业。其中有一对夫妻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婚礼比较特殊，是在英勇就义的刑场上举办的。

1928年2月6日清晨，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反动派分别押上手拉车，解赴黄花岗（现名红花岗）刑场。刑场上，寒风呼啸，满天乌云，陈铁军深情地望着周文雍，高声向群众说道：“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说完，她走到周文雍身旁，挺起胸脯，两人手挽手地并肩站立。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面对与爱侣的生离死别，他们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凛然不屈，视死如归。他们朝着刽子手喝到：“开枪吧！”

反动派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周文雍、陈铁军的胸膛。突然，周文雍又顽强地挣扎着支撑起上身，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呼喊着：“同志们...革命到底...”

是了，红花岗是他们的刑场，是他们的战场，也是他们的举行庄严而高尚婚礼的礼堂。而这场婚礼，没有鲜花礼车，有的只是敌人的囚车和屠刀；没有祝贺的鞭炮礼花，有的只是反动派的狰狞和枪声......周文雍和李铁军，用自己的行动和决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生命与爱情的绝唱。

那么，周文雍和李铁军分别有何特殊身份？他们为何要在刑场上举办婚礼？

投身革命的穷小子与富家女

周文雍于1905年8月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茅岗乡宝顶村，他家虽然贫穷，但父亲是知识分子。平时周文雍就跟着父亲到私塾读书，闲暇时，他的父亲会给他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事迹，周文雍听完后内心震动，暗暗下定决心自己以后也要成为一个有骨气的人。

1922年，他考上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亲友的资助下，他离家外出求学。这个学校因为富有革命传统，所以被大家称为“红色甲工”，在这里，原本一心只想学习的周文雍在读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革命书籍后，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还被推选为市学生联合会的文书部副主任，青年团粤区执委委员。

同年秋天，因为东征军部队在石龙镇反击军阀陈炯明，青年团组织了青年慰劳队到前线去，周文雍作为青年代表也在其中。当时叛军控制了石龙附近的制高点，封锁了道路，周文雍和慰劳队到达桥头的时候，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得无法前进。于是，众人就地取材，迅速扎了十几个稻草人，并将其伪装成要往前冲的架势，瞬间迷惑了敌人。

周文雍趁机带领大家冲过铁桥，跑在最前面的他，一眼就看到一个敌军架着轻机枪对着稻草人射击，于是他快步上前，趁其不备抢夺了轻机枪。他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敬佩，从此以后，他成为了广东重要的学生领袖。

1925年，周文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东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位，经历了无数锻炼，为他后来坚定地选择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而另一位陈铁军原名其实叫陈燮君，与周文雍不同，她出生在一个归侨富商家庭，从小就吃穿不愁。但是她父母的思想被封建礼教浸透，在她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给她选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何合记盲公饼老板的孙子，这门亲事在其他人看来非常合适，两家人门当户对，没有人过问陈铁军的意愿。

后来何家以老人病重，需要办婚礼“冲喜”为由，催着两人尽快完婚。由于陈铁军年纪还小，双方商定只拜堂不同房，陈铁军不愿意就此决定自己的一生，可是父母的命令难以违抗。她的老师也劝她可以先尝试见一见对方，如果人不错，感情可以慢慢培养起来。陈铁军抱着一丝希望答应了。

在约定好的日子里，两人拜堂成亲。婚后，陈铁军主动和对方交谈，结果几句话下来她发现对方的思想非常守旧且庸俗不堪，陈铁军失望了，她立刻选择回娘家继续读书。

等到她小学毕业的时候，对方示意让她回去完成婚约，陈铁军不愿意，她的哥哥嫂嫂决定给她施加压力，断了她的学费，以为这样她就会老老实实去何家。谁知陈铁军铁了心不屈服，她当掉了自己的首饰衣物，凑钱去广州求学了。

此时的广州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很快，陈铁军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她和同学一起组织“时事研究社”，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结合时事，写下许多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她不仅思考如何救国救民，甚至还探求妇女解放之路。在此期间，她发奋学习，如愿考上了中山大学。

大学期间，她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示威，她亲眼看到了敌人为了镇压学生，甚至开枪扫射，这让她深深体会到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真正做到救国救民，妇女解放才有希望。她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此，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铁军，还劝妹妹改名为铁儿。

1926年，陈铁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之上。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派包围了中山大学。紧急关头，陈铁军为了执行组织的命令，通过爬树翻墙逃了出来，伪装之后赶到西关，通知还在医院内治病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撤退。在众人的掩护下，她成功帮助邓颖超撤离，许多年后，邓颖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时常感叹，如果不是陈铁军及时赶到，自己的后果难以设想。

陈铁军虽然完成了任务，却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多次尝试寻找组织，但是迫于敌人的搜捕，进度十分缓慢。她的哥哥在找到她后，劝她放弃革命，多考虑自己的幸福，如果可以，他会赞助她去国外留学。陈铁军断然拒绝，她说：“就是因为革命到了危急时刻，才更需要不怕危险的人。能够为了大家的幸福而献出生命，也是我的幸福！”

因革命走到一起的假夫妻

反革命政变之后，许多活动都转入地下。广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周文雍作为广东市委工委书记，着手开始建立工人秘密武装。周文雍频繁活动，组织担心其单身容易被怀疑，于是派陈铁军前去假装他的妻子，协助他的工作。

虽然两人是“假夫妻”，但陈铁军在与周文雍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的目标与理想高度一致，全身心投入革命的周文雍很快就吸引了她。

后来，周文雍在一次领导工人游行示威的时候被捕了，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组织决定立即营救他。当时周文雍的身份还没有完全暴露，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只当他是一个普通小头领，将他关押在公安局里。

组织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智取”。陈铁军凭借着“妻子”的身份，成功获得了探监的机会。在探监的时候，她把组织定下的营救方案传递给周文雍，周文雍则在监狱内带领着其他同志积极配合营救行动。

组织设法传送用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进去，周文雍持续大量进食，还不饮用茶水，长久下来身体不适，发起了高烧，状态看起来十分虚弱。周文雍看准时机，开始大声呻吟，要求去医院看病。狱中其他同志跟着起哄，一会儿说这是伤寒病，会传染，一会儿说病得这样重还不让人去看医治，没有天理，给反动派施加压力。

陈铁军在外面也没闲着，她假装成富家少奶奶去找监狱医生，给他塞了许多钱，请他证明周文雍病情严重，必须去住院。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反动派终于相信周文雍患了重病，他们还没有从他嘴里得到想要的消息，自然不会让他就此丢了性命，只好同意送他去医院就医。反动派怕周文雍逃走，还在大门口设立了警哨，派人日夜监视。

周文雍住进医院之后，组织派了一些同志假装成病人和病人家属，在周文雍附近打探消息，为营救创造有利条件。在确定好逃跑路线后，一天晚上，医院门口停了一辆小汽车，从上面下来了几个人，哨兵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附近一个假装病人的同志用枪抵住了头，喊道：“不许动！”

把哨兵解决后，那几个人立即进入医院，来到了周文雍的病房，用白布单将其裹住，背上了实现准备好的无牌照小汽车，一踩油门跑了。汽车向着沙河开去，最终停在了一户农家门口，陈铁军早已在此等候接应。

第二天，“无牌小汽车，劫走共党周文雍”的消息，就占据了各大私营报纸的头版，众人都称赞共产党英勇机智。对此，反动派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四处搜捕。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农家院内没法出门，只能安心养伤。

在一段时间的严密搜捕下，反动派一无所获，渐渐放松了警惕。许多同志建议周文雍先去香港避避风头，却被他拒绝了，用他的话说：“怕危险，还干革命吗？”

就这样，周文雍不顾身体还没有恢复，继续为广州起义做准备。

而陈铁军也继续执行着为工人赤卫队运送武器的惊险任务。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奔向海陆丰》中，有一段记录着她执行任务时的场景：“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不多会，走进一位年轻的、提着一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眼，一声不响地把菜篮子放到桌子上……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

假夫妻有了真感情

1927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举行起义，并将时间定为12月12日晚上。周文雍既是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还是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为了快速响应起义，他把全市的工人赤卫队整编为七个连队以及汽车队、破坏交通队、消息局、敢死队等。工人们还在他的指导下，利用现有条件，制作简易武器。

就在众人紧锣密鼓的准备时，敌人察觉到了异常，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戒严，同时还做好了随时镇压的准备。眼见情况变得紧急，起义总指挥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12月11日的凌晨三点半，三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昭示着广州起义的开始。三千多名早已准备好的赤卫队员随着一声令下，从各个角落迅速出击，分别扑向珠江北岸敌人的重要军事据点。剩余的赤卫队与起义士兵合作，占领了广州各个重要部门和军事据点。

随着起义的推进，起义指挥部的楼顶升起了一面绣着锤头和镰刀的大旗，周文雍把自己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挂于大门楼上，宣布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起义爆发后，陈铁军担任着周文雍的联络员，恰逢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听不懂粤语，很难跟工人们协调，于是到指挥部来要一名翻译。周文雍身边能指派的只有陈铁军，于是两人在互相道别之后分开，各自在革命需要的地方，继续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在此期间，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但是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戳破这层纸。

11日早上，在张太雷的主持下，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了政府委员16人，周文雍被选为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12日中午，西瓜园内举行了工农兵大会，到场的人有一万之多，张太雷向大家发表了演说，赢得了众人热烈的掌声。

此时的反动派早已缓过了神，纠集各方力量，开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围攻广州，而市内的反动军队也开始了反扑。下午2点工农兵大会结束后，张太雷返回指挥部，在途中被敌军袭击，不幸身亡。其他阵地也遭遇了敌军的攻击，虽然大家都奋起抵抗，但始终寡不敌众，逐渐落了下风。

13日，敌军的力量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起义军的压力越来越大，危急时刻，总指挥部下令撤出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先后撤到香港。周文雍负责联络和安置到香港的同志，虽然起义遭遇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起义失败后，广州的革命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广东省委决定派一个坚强的领导干部回到广州，把党的工作重新恢复起来，而周文雍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他曾被捕过，在反动派面前露过脸，再回去十分危险，但是为了革命利益，周文雍坚毅然下这个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伪装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重返广州，早已回到广州的陈铁军在码头接应他。这一次，他们二人依旧是假扮夫妻关系，不过这个“家”中，还有另外两个人——陈铁军的妹妹和嫂嫂，她们帮忙掩护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工作。

周文雍和陈铁军最初的任务是联络那些失散的同志们。当时敌人正在进行严密搜捕，他们一边小心躲开敌人的耳目，一边满城寻找着曾经的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恢复了一部分地下联络点。周文雍还假扮成苦力工人，找到工会骨干，准备重新组织大家继续进行斗争。

就在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有人向反动派告密，警察立即出动来“家”里抓人。陈铁军听到动静后，连忙让妹妹陈铁儿从阳台逃走，她则搬动窗台边的花盆，企图向外出未归的周文雍传递消息。结果周文雍回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信号，一跨进门就被捕了，两人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好在此时重要文件早已被他们或转移或销毁，敌人把房间犯了个底朝天，也没有获得一丝有用的信息。

刑场上的婚礼

敌人知道周文雍曾逃走过一次，这次吸取教训，不仅给他加了多重镣铐，还安排在特别监狱的单人牢房，派人日夜监视。为了获取情报，敌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亲自审讯他，面对“插指心”、“老虎凳”等酷刑，周文雍咬紧牙关不肯透露半个字，即便多次昏死过去，也坚决不屈服。

陈铁军在女监牢里的遭遇也是如此，但是她当初改名的初心并没有变，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背叛革命的事，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丈夫”周文雍。

敌人见酷刑磨不软他们的硬骨头，就改为利诱，承诺只要他们说出来，高官厚禄和自由轻而易举就能得到，但是两人依旧不为所动。

于是，反动派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笔后，将反动派的罪行一一写下，最后尤不尽兴，还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首诗恰是他面对敌人不屈不挠的真实写照。

敌人用尽办法，都没能撬开二人的嘴，便恼羞成怒，决定判处两个人死刑。周文雍为了革命长期奔走在工农之间，广州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敌人为了掩饰自己动用酷刑，给他患上了一件半旧的西装。在法庭上，周文雍面对敌人的污蔑丝毫不畏惧，甚至把法庭当做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告诉大家工农一定会得到解放，革命一定会胜利！

在宣判的时候，法官询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想起了陈铁军，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假扮“夫妻”，长久以来内心早已有所变化，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默默停在同志关系的那条线上，如今要一起上刑场了，周文雍提出要与她照一张合照。

敌人答应了他的要求，把摄影师带到监狱内拍照。在牢房的一处空地上，周文雍与陈铁军并肩而立，两人神态自若，像以往为革命奋斗的时候一样。随着一声“咔嚓”响起，他们留下了在世间唯一的一张双人合影，作为给党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后来这张合影被登在报纸上，令许多同志为之动容。

而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结婚照”。

2月6日早晨，反动派用手拉车将两人押往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两人毫不畏惧，反而高声大喊“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被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所打动。反动派害怕发生意外，在马路两边布下许多兵力，防止群众靠近。

到达红花岗后，周文雍站在一个小坟堆上继续号召大家：“同胞们！我们共产党要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要及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现在他们要杀害我们了。我们共产党是杀不尽、吓不倒的！”

敌人见状连忙把他拉下来，谁知陈铁军又快步走上去，说了一番令人难忘的话。

陈铁军看了看周文雍，说：“大家都以为我和文雍是夫妻，其实我们只是同志关系，因为革命需要，我们假扮夫妻。但是在工作上互相帮助，甚至共同经历生死，如今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我向大家宣布，我们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说完，她便走到周文雍身边，示意刽子手开枪。反动派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一个军官拿掉了陈铁军身上的木签，对她进行最后的诱降。

陈铁军啐了一口说：“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消息！”

说完，陈铁军又替周文雍整理了一下衣领，周文雍则拿出自己一直贴身珍藏的起义红领巾，将它系在陈铁军的脖子上，然后拉起她的围巾一角搭在自己的肩上。两人紧紧靠在一起，大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随着两声枪响，歌声戛然而止，两人的胸口炸开了两朵血花，纷纷倒地。周文雍趁着自己还有力气，挣扎着坐了起来，大声呼喊：“同志们，革命到底！”

红花岗过去是他们的战场，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婚礼殿堂和刑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信仰和爱情的力量。

1980年，以二人的经历所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上映，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大家也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无数怀抱坚定信念为理想和正义献身的革命者缔造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前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