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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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前段时间，冷兵器研究所更新的靖康系列文章，提到了宋朝在收复燕京时的两场战败。宋朝的问题不仅在军事上，他们在与金朝的外交过程中也满是问题。在签订“海上之盟”过程中留下的隐患，是靖康之祸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了覆灭辽朝、收回燕云十六州旧土，宋朝与女真签订了海上之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宋朝傲慢的外交态度使得女真产生抵触情绪，宋徽宗的一封御笔书函更是留下了严重的领土争议。这些外交上的事故，为宋金外交关系埋下隐患，并直接导致宋金关系恶化，最终招致靖康之祸。

错误一：延误时机

宋朝有很强的燕云情结。在宋徽宗当政以后，童贯借着西北守军数十年的经营连连得胜，于是给宋徽宗画饼，“谓北方亦可图”（《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9》）。尽管没有给出具体的谋划，但这颗种子算是在徽宗心里种下了。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派遣兵部尚书王襄带队出使高丽，试图联合高丽攻伐辽朝。政和元年至重和元年（1111—1118）期间，高丽也曾派遣五批使臣入宋。但高丽在伐辽事宜上，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这让宋徽宗与童贯等主战派颇为恼火。

政和元年（1111），童贯与郑允中受命出使辽朝。他们此行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打探辽国的情报。（《三朝北盟会编·卷1》）到了燕京以南的卢沟时，一个名为马植的人说他世代居住于燕京一带，“有灭燕之策”，要求见使者。

童贯心中正念想着要靠打辽朝继续升官发财，听到竟然有带路党献策，心想不妨见上一见。马家“世为辽国大族”，马植也被培养得颇有见地。当童贯与之交谈以后，心中啧啧称奇，便打算将马植带回朝廷面见徽宗，让他当面献上“灭燕之策”。（《宋史·赵良嗣传》）

实际上，马植所说所谈的，可能只是一些诸如“女真恨辽人切骨”，“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辽）国可图也”（《宋史·赵良嗣传》）之类，对于时势上的分析。但童贯、蔡京等主战派，所要的无非是一个说服宋徽宗以及朝臣伐辽的理由罢了，于是给马植改了个汉人名字，名曰“李良嗣”。

政和年中，女真自辽东部崛起，女真军队打得辽军节节败退。政和五年（1115）三月，李良嗣在童贯的指示下，向雄州知州和诜投了一粒蜡丸，内有书信说：“女真侵陵，官（辽）兵奔北。盗贼纷起，攻陷州县……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并表示归附宋朝之心。

这封书信到达京城，主张伐辽的童贯与蔡京向宋徽宗表示，这可是体现“国之盛德”的大事，于是宋朝决定用盛大的礼仪，将马植接入宋朝。

在童贯与蔡京的主导下，马植获得了徽宗的召见。才见面聊了两句，马植就给徽宗戴上了高帽，说：

“辽国的灭亡已经近在咫尺，愿陛下能够拯救旧土汉民于涂炭之苦中，恢复中国往昔之疆土，替天行道伐灭辽国，让大国的文治可以播撒到旧土之上。王师一出，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万一让女真抢先覆灭辽国，那么我们就必然受制于女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三朝北盟会编·卷1》。此段为译文，字体可不加斜）

宋徽宗是个好大喜功的性子，想到若是覆灭辽朝，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恢复汉家旧土，那自己的功绩岂不是可以媲美唐宗汉祖乃至于自家的老祖宗？想到这里，徽宗心中已经是乐开了花，甚至给马植赐了“赵”姓。

童贯与蔡京也各怀心思。对于童贯来说，鼓动伐辽可以获得军功。蔡京主内政，但却可以在香、茶、盐、矾等朝廷垄断的物事上做手脚借机增赋、扩权与敛财，最终朝廷所增税负“悉为官吏所有”。部分宋朝官员，对蔡、童二人“迎合附会，倡为北事”，伐辽的基本步调也就被定了下来。（《三朝北盟会编·卷1》）

按照马植（赵良嗣）的计划，是要在女真微弱时期给予帮助，扶植女真对抗辽国。雪中送炭总是好过锦上添花。然而，宋朝朝堂对于是否伐辽颇有争议，更何况在宋人的认知之中，女真只是个边陲部落，于是宋朝也就把扶植女真一事当作一个备选方案搁置起来。

直到政和七年（1117），辽军在女真的攻势下丢城弃地，宋徽宗才对女真多下了一些心思，最终以徽宗“厌岁币五十万匹两”（《三朝北盟会编·卷1》）为由，堵住反对派悠悠之口，派遣使团出使女真。

错误二：傲慢无礼

女真人生活在契丹东北，当地气候严寒、生活艰苦。但在辽朝统治女真以后，却对女真部落横征暴敛、肆意压迫，甚至将拘辱女真人戏称为“打女真”。这一切都让女真铭记于心。

辽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到松花江一带游玩，在一场宴会上要求女真各部族首领以歌舞助兴，唯有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皇帝的强权之下，却敢“端立直视，辞以不能”（《契丹国志··卷10》）。天庆三年（1113），阿骨打被推举为女真部落的联盟首领，短时间内席卷了辽朝东北一干军事重镇，建立金朝。

金收国元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1115），辽国让耶律张奴送国书予阿骨打，“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金史·太祖本纪》）。当阿骨打察觉到辽朝对其以及女真部落的不尊重时，就立即翻脸，要求辽朝给予平等的外交姿态。

此正值赵良嗣向徽宗建议与女真结盟之时。如果宋朝能够在此时给予女真册封，便是雪中送炭。然而直到女真打下了辽国数十座城池，宋朝才终于想起了这茬，派高药师带队出使金朝。政和七年（1117）八月末，这支使团从登州附近出发，沿海路北上，计划从金朝北境的海岸线登陆。

但此时，辽金之间尚处于战争时期，女真显然也不会放松海岸线的巡逻。当宋朝使团到达女真北部海岸线时，才发现女真已经在沿岸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巡逻兵。宋朝与女真终止外交百年，但这支使团竟然没有带上一位懂得女真语的翻译官！

巡逻兵哪里懂得宋朝官话，双方竟然因语言不通产生误会，大量巡兵聚拢而来，要将使团的船只拿下。这一船的人还未登陆女真土地，便“几为逻者所害”（《三朝北盟会编·卷1》），随后匆忙跑回了宋境，宋徽宗勃然大怒。这一次事件不仅说明了宋朝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傲慢。

这一番折腾之下，宋朝险些错过了与女真结盟的机会。因为就在几个月以后，阿骨打向辽朝发出和谈的谈判。如果辽金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那宋朝也就掺和不进去了。

但阿骨打的和谈条件却让辽国犯了难。其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含三点：让出辽东、长春两路；承认金朝独立，并册封阿骨打为“大圣大明”皇帝；两国以兄弟相称，辽为弟、金为兄。

辽朝当然同意和谈，但却很难放下身段，承认辽金在外交上的平等。金天辅三年（1119），辽朝派出使者出使金朝，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但这种册封乃是宗主国对于番邦、附属国的册封，摆明了是说，即便承认女真的事实独立，却不愿承认其国际地位上的独立。

女真人不傻，一看就明白了问题，说辽朝的册封文书中，“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是一种外交上的不尊重。两三年的时间里，辽人共遣使十余次，但双方各不相让，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由于两百年间，女真备受辽朝的压迫，因此金朝不仅要求与辽形成事实的平等，对于名义上的平等同样看重。双方一直未能就此达成一致。金天辅四年（1120），辽金两国和谈失败，战火再启。但宋辽两家手牵手，哥俩都栽在同一个坑。

宋政和八年、金天辅二年（1118）八月，宋朝的使团再次从登州出发。这一次使团的成员，除了之前的高药师外，还有童贯选中的马政以及“善外国语”（《三朝北盟会编·卷1》）的呼延庆。这次可算是有了翻译官，一行共计九十人，渡海使于金朝。历经磨难，终于见到了阿骨打。

但宋朝使团此行依然诚意不足，前来商议结盟事宜，但却“未有书来”，只说“特遣（马）政等军前共议”，试图说服女真“共伐大辽”（《三朝北盟会编·卷2》）。此时金国正在与辽谈判，女真对于是否真的要覆灭辽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定论。此番宋使前来，让他们心中十分纠结，在军帐中开了几天的会，最终决定先让派遣使者和马政同往宋朝探探情况。

宣和元年（1119）正月，马政与李善庆到达京师，待了两个月才准备返回。当时，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以及赵良嗣商议与女真报聘的规格，赵良嗣提出用国书，但赵有开却说，女真的酋长不过就是节度使而已，世代受到契丹封爵，他们一直仰慕大宋，只是没有归附的机会罢了，“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三朝北盟会编·卷4》）

“国书”乃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正式交流所用，而“诏书”却是宗主国向附属国下令。一字之差，差在地位上是否平等，在是否认可金国是一个独立的、非附属于宋朝的主权国家。赵有开的态度显然是后者。

这种心态并非赵有开一人独有，对于重要盟友应当用何种礼仪的讨论，至少应上报到中枢决策机构，不可能由赵有开独断决定。因此这份决议，应当是经过中枢决策机构讨论、受到宋朝最高决策机关认可的结果。

三月末，宋朝让赵有开随金使返回，但赵有开却在登州病死。当时女真在与辽朝进行初步交涉，刚刚把平等外交的那三个条件提出来，结果天祚帝却按照附属国的规格，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主”，导致女真族心怀不满。但宋朝的间谍却报告说，辽朝已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主，辽金两国都快达成和议了。

宋朝一听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就召回使团，只让通晓女真语的呼延庆带着诏书与李存善返回金朝，表达自己的不满。六月初，呼延庆到达金人军前，开口便说，“本朝知贵朝与契丹通好”，想让自己立于道德制高点去批判女真。

此处“通好”便是说恢复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又说我们的大师赵有开在路上病死，所以才让我单独前来。意思是说，朝廷只让我来并非是无礼，而是你们先与契丹讲和，无理在先。最后提了一嘴，如果你们不与契丹通好，那么朝廷就会派别的使臣前来商议。

阿骨打本就在辽国那边受了气，又被宋朝的使者给了脸色。换本网络小说，主角可能得向天喊一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然后闭关修炼、外出打怪，迟早把场子给找回来！阿骨打那时候还没这个套路，但生气依然是生气的，把呼延庆给扣了半年才放回去。

在临行以前，阿骨打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其大致意思有五点：

我金朝武力昌盛，不需与你宋朝结盟共伐大辽；

伐辽是你们非要掺和进来的；

我们允许你们掺和进来，本来只是想要跟你们结交；

但你们居然用诏书而非国书，意思是把我们当成一个附属国；

我们和大辽和谈不成，乃是因为他们不肯册我为帝，礼仪不全，又想到和你们约定了要夹攻大辽，却不想你们如此羞辱本朝！

从阿骨打的回复来看，宋朝已经失去了为女真雪中送炭的时机，但哪怕锦上添花也没有做好，反而是玩了一手“锦上添堵”。从阿骨打的性格乃至于女真的民族性格来说，这种傲慢显然已经触及了他们的底线。从外交策略上来说，宋朝又再一次犯了大错，把金朝往死里得罪。

错误三：宋徽宗会写字

都知道宋徽宗的瘦金体极为好看，但哪知道宋徽宗会写字就造就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外交事故。

宋宣和二年（1120）二月末，呼延庆回到汴梁，得知辽金两国和谈不成、金兵欲攻打辽上京以后，宋朝决定再次派出使臣，前往金朝商讨夹攻以及战后分配等事，并选了上一次力主使用“国书”礼仪的赵良嗣。但宋朝依然是带着骄傲的倔强，不写国书，“唯付以御笔”。

御笔书函与诏书、国书不同，因为非是正式文件、只算是国主的个人书信，不需要经过中书省审核、不需要经过朝堂讨论。这也意味着宋徽宗在书写这封信时，没有参谋团给他出主意，这一流程显然存在问题。

这封书信具体写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使者赵良嗣在《燕云奉使录》里却转述了一番：“大抵以燕京一带本是旧汉地，欲相约夹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带。”这乍一看没什么问题。然而自辽朝建立初期，已经“建燕山为燕京，以辖六郡，号为燕京路”（《三朝北盟会编·卷22》），因此宋徽宗御笔中的“燕京一带”，存在严重的分歧。

阿骨打是打算把这事给咬定了，于是在与赵良嗣的谈判中说：“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汉地，特许燕云与南朝。”这是要将“燕云”以及“旧汉地”的定义进一步规定为燕京路。

赵良嗣过了好久才琢磨出不对劲来，于是和阿骨打说，“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则并西京是也”，这是想打个圆场，把山后的西京大同府及所辖州县都给要回来。阿骨打说，“西京地本不要，止为去拿阿造（天祚帝）。”（《三朝北盟会编·卷4》）

赵良嗣见西京讨要了回来，便想再要平、营、滦三州之地，但此时金朝的谈判官高庆裔却说：“平滦自别是一路。”阿骨打一锤定音：“约已定，更不可改。”随即约定金军八月出发攻打西京，与宋朝夹攻辽国。（《三朝北盟会编·卷4》）

无论如何曲折，海上之盟也算最终确定了下来。但阿骨打这位开国之君与宋徽宗这位亡国之君的能力已经高下立见。

宋徽宗的御笔书信，导致这场关于燕云十六州领土分割的谈判中，宋朝属于一边倒的劣势。女真抓住了书信中“大抵以燕京一带本是旧汉地”的漏洞，将原本的燕云十六州重新划定为三个区域：西京大同府（云中）所辖州县、燕京路所辖州县以及平营滦三州。

对于此三个地区，女真有不同的态度：燕京由宋朝自己攻取；西京应在抓住天祚帝以后由金朝交割给宋朝；平州等地界则不予交割。这可与宋人目标的幽（燕）云十六州相去甚远。而西京的交割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更像是金朝画的一个大饼。

宋朝在这次谈判之中，也失去对于平州的主张权。而平州附近有一重要关隘名曰“榆关”，又名山海关。明朝末年，吴三桂就是在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平州及榆关如此重要，其后金人果然自平州入寇，宋人便曾说，“此当时议割燕云不明地里之祸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

何止如此。当朝臣还在讨论着辽朝覆灭、收复燕云以后，可以不用向辽朝缴纳岁币时，宋徽宗却在信中许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三朝北盟会编·卷4》）。即宋徽宗在未与朝臣商议、在未经谈判的情况下，擅自许诺将以前交予辽朝的50万岁币统统转交给金朝。

宋徽宗把底线交了出去，也没有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此一来，在金人的心中，宋朝就是个财大气粗的冤大头。

如果说前两次外交失误，导致金朝对宋朝的好感度一直下降，那么宋徽宗会写字这件事，则是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领土争端。宋宣和四年（1122）末，宋朝在金军在帮助下收回燕京，然而收回燕京一事却更是将宋朝推进了无底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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