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博(蔡博：蔡和森长子，4岁丧母，留学苏联十年成中国第一代冶金专家)

1991年9月18日，在北京，中国近代著名钢铁专家蔡博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蔡博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国著名钢铁专家周传典的献词上这样写到：

“献给新中国近代高炉技术的带头人和奠基人。”

一句话，概括了蔡博在钢铁行业的地位，而对于这句评价，蔡博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蔡博这位著名的钢铁专家，如果不是从事钢铁行业的人，可能都是不熟悉的。

作为中国第一代冶金专家，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的时候，蔡博为国家经济的起步，贡献了十分重要的力量。

蔡博，1924年5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提起蔡博的家世，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来头。

蔡博的父亲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年在长沙求学的时候，蔡和森同毛泽东、萧子升，并称“湘江三友”，是我党公认的理论家。而他的母亲，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创始人、著名的工运领袖——向警予。

蔡和森和向警予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主要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时人称为“向蔡同盟”。

蔡博的姑姑蔡畅，是走完长征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建国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姑父李富春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可以说，蔡博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革命之家，一门皆是英才。

蔡博的父母是中国最早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青年，当初在蔡博祖母葛健豪的带领下，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法国。

最初他们的目的是在法国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火种，但是在美丽浪漫的法兰西，蔡和森和向警予这对青年男女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并结为了夫妻。

1921年11月，蔡和森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两广省委书记。从中共“二大”起，蔡和森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主持制定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后来在香港参加海员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时，蔡和森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惨烈牺牲，时年仅36岁。

同蔡和森一同归国的向警予，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主任。

蔡博出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初期，蔡和森和向警予都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早已经许身革命，家庭自然是顾及不上的。所以，蔡博出生后不到1个月，父母就将蔡博交给了大姑妈蔡庆熙抚养，然后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

可以说从出生后，蔡博基本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在他成长过程中，也没有父母的影子。

蔡博的童年是在湖南老家度过的，在老家，祖母葛健豪带着蔡博、李特特（蔡畅女儿）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

那时候家中的顶梁柱是祖母葛健豪，葛健豪作为近代的奇女子，当年跟随儿女，以50多岁的高龄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创下了当时的记录。她以自己极富开创性的革命精神，影响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

在祖母的影响下，蔡博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树立了极其坚定的革命信念。

1927年3月上旬，刚从苏联回到广州不久的向警予，准备到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上之前，向警予先是乘船来到了长沙，她打算去看望一下葛健豪和两个孩子。

作为母亲，向警予对于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给予过太多的陪伴，从孩子出生后，向警予几乎没怎么见过孩子。

但是除了革命家的身份外，向警予毕竟也是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母性总是在鞭策她的良心，使得她对于孩子都是有很多的愧疚。

当回到湖南老家，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的时候，向警予流下了泪水，她揽着蔡博和蔡妮，久久地不愿松开。

看着逐渐长大的儿女，向警予感觉自己错过了太多宝贵的东西。在某一瞬间，她甚至想永远的在老家陪伴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想法没有在脑海中停留多久，就消散掉了，彼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她，她没有办法过多的停留。

就这样，三天之后，向警予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在蔡博的记忆里，依稀存留着3岁时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情景。那时的蔡博只记得自己看着母亲的背影不停地哭泣，但是却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概念。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蔡博小小的心灵中，都是对下一次见到母亲的期待。

但是这一次，蔡博的愿望没有实现，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此时，距离蔡博见到母亲，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于父母去世的消息，蔡博一直都不知道，家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在向警予牺牲后的十年里，蔡博一直跟着祖母和大姑妈住在湘乡县。

1938年，当时正在长沙的周恩来，为了保护烈士的后代，特意指示李克农派人把蔡博从湘乡县中学接出来。

11月4日，14岁的蔡博被接到了八路军驻湘乡的中转站，随后辗转来到了重庆，在重庆，蔡博从周恩来和邓颖超哪里得到了妈妈和爸爸先后牺牲的事情。

蔡博听到后，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只是紧紧地攥着拳头。对于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时候他尚不能完全地体会到父母离世的悲伤。

随后，蔡博被中国共产党送去了苏联。从此，蔡博开始了10年的异国生活。

当时负责送蔡博的是毛泽东的哥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库钦诺镇疗养院。毛泽民见到了正在这里疗养的蔡畅。

看到蔡畅，毛泽民连声地说：“蔡大姐，快过来看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这时，蔡畅走过来，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蔡博。

但是蔡畅一时间没有认出这是自己的侄子，看了一会儿之后，她突然兴奋地叫道：“博博，是你？！”

随即蔡畅把蔡博紧紧地搂入怀抱，吻他的双颊，姑侄俩都流下了眼泪。

随后蔡畅亲自送蔡博到莫宁诺镇的第二国际儿童院，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

除了蔡博外，还有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

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基本都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在国内同父母长期分离，然后来到异国他乡的苏联，然后到儿童院，最后考大学。

蔡博也是如此。

但是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这时候蔡博的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了，更加的懂事，也更加的成熟，对身边的人都非常的照顾。

因此，蔡博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威信很高，他也成为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也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

在苏联期间，蔡博与毛岸英同学多年。后来毛岸英转到苏联恩格斯军校学习，毕业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又进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

1943年，蔡博从苏联十年制的学校毕业，也开始面临考大学的选择。

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在众多的院校中，蔡博选择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

那时候，蔡博十分的关注国内的局势，他知道，战争早晚会结束，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而这都需要钢铁产业的支撑，所以，自己必须要要学好这个专业，日后助力祖国的建设。

进入到钢铁学院后，蔡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每天都废寝忘食的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所有的学生中，蔡博的成绩都是最优异，并且获得了斯大林奖学金。

二战结束后，儿童院的许多同学像刘允斌、赵施格、张芝明、沈林如等，都在蔡博的影响下选择了钢铁学院。

由于蔡博在苏联的成绩十分的优异，如果选择留在苏联的话，可以有很好的待遇和发展。但是此时蔡博虽然人在苏联，但是心却早已经飞回了祖国。

1945年底，从苏德战场回来后的毛岸英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他兴高采烈地把即将秘密回国的喜讯告诉了蔡博。

蔡博知道后非常的兴奋，此时他恨不得能跟毛岸英一起回到祖国，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但是由于一些原因的限制，他只能继续留在苏联。

但是，蔡博依然提笔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和今后的几乎，表达了自己想要尽快回到祖国去的想法。

毛岸英回到陕北后，把联名信交给了父亲。毛主席看信后非常高兴,并于1946年1月8日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蔡博、张芝明、刘永斌、黄平、赵小炎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毛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希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紧紧地握着你们的手！

看到毛泽东的回信后，蔡博等一众青年兴奋到了极点，领袖的肯定，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更为他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对于这些青年来说，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开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逐步扩大了与国际各界的政治联系。在这些岁月里，蔡博的姑妈蔡畅三次受党的委托，率领妇女代表团参加国际妇联的重大活动。

蔡畅几乎每次出访，都要往返经过莫斯科。蔡畅心里对于这些身在异国的青年十分的牵挂，每次都会同蔡博等中国同学见面，并向他们介绍国内斗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计划。

听着祖国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一种无形的烈火蔡博的心中燃烧，他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了解和学习国内革命斗争的空前热情。

蔡博和年龄较大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更加疯狂的学习，同时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做好了随时回到祖国的准备。

1948年6月，蔡博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了炼铁冶金工程师的学位。

这时候蔡博恨不能立刻飞回到祖国，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但是由于国内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决胜时期，蔡博暂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只能羁留在莫斯科，等待回国的召唤。

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抽出时间专门与蔡博作了一次长谈。

蔡博一见到刘少奇，就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为什么这样快就取得了胜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途如何？

听到蔡博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后，刘少奇很感兴趣，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居然一起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对于蔡博这个小伙子，刘少奇非常的欣赏，而且蔡博多次提出想要回到祖国，刘少奇十分的理解，于是决定带他一道回国。

就这样，在1949年，在阔别祖国十年之后，蔡博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当年离开时，蔡博只是个大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有为青年。

看着祖国的一草一木，蔡博留下了泪水。她看着自己手中母亲和母亲的照片，蔡博的心中，思绪万千。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姑父李富春。

李富春看着蔡博，十分的亲切，想起当年在法国同蔡和森和向警予相处的日子，李富春也留下了眼泪。

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蔡博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

李富春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将蔡博安排到了鞍钢炼铁厂工作。

在当时鞍钢是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49年我国3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仅有13座，鞍钢拥有九座。

而炼铁厂又是鞍钢的核心部门，蔡博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

虽然蔡博是烈士子女，而且又是留学归来，但是他跟别人一样，没有享受任何特权。他从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做起，后历任鞍钢技术处副处长、生产处副处长，炼铁厂副厂长、厂长等职务。为炼铁厂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鞍钢现代高炉炼铁技术的形成及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博非常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领导组织了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课题，对鞍钢炼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炼铁技术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的薄弱，没有完备的钢铁工业体系，更别提操作大高炉的经验了。

如今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工业部门都需要钢铁产业的支撑，在这个情况下，大高炉操作就是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蔡博一方面言传身教，同时亲自撰写并翻译大量技术资料和有关论文。并将相关的操作要点提取出来交给当时重工业部以活页的形式印成小册子，这是文图并茂、实用、具体的高炉操作教科书，也是当时我国唯一的讲述具体操作的专著。

自从来到炼铁厂后，蔡博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良好的工作作风与习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蔡博为人真诚，从不会藏着掖着，对待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最真实的态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会夸奖你，也会批评你。

他的批评针对性强、有的放矢，从不随便发怒，但有时也有因为自己的问题而犯错的时候，当别人对他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也总能虚心地接受，从不固执己见。

蔡博对共事的技术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在他看来，技术人员必须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做好每一个细节，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在蔡博的认真指导下，鞍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炼铁专家。

当年，蔡博主张的学术观点好多都是具有一定科学远见的。1956年，他主持了中国第一座高炉高压操作试验，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采用此项技术的国家。

蔡博对于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在他的眼中，只有工作才是自己人生的重心，他从不考虑这之外的其他东西。

所以，像阿谀奉承之类的事情，在蔡博的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时候的鞍钢是全国的模范，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考察团，甚至是国家领导人来参观视察，这些本来都应由厂长出面的机会，蔡博却从不露面，总是让副厂长周传典出面应酬。

1954年10月万隆会议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携女儿英迪拉·甘地来访，党中央十分的重视，特意交代鞍钢要隆重接待。

可是收到通知后的蔡博还是像往常那样照例交代副厂长周传典一句话：“老周，我下午有个会议，你去安排接待吧！”

在蔡博的眼中，无论是谁来，都没办法阻拦他每天的工作安排。

蔡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敢于讲真话，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提的，他敢提。

50年代初，我国钢铁行业刚刚起步，那时候的炼铁原料普遍质量不高，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在生产商，很多时候都片面追求高冶炼强度，高炉普遍结硫，而高炉一旦结硫，很多时候就导致几天都不能生产。

这时候蔡博提出要放弃主球高冶炼强度，而选择中等冶炼强度，从而保证连续的生产。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无疑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问题，却几乎无人敢提。但是蔡博，却始终坚持这一看法。

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而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潮也越来越严重，由于蔡博的苏联背景，他在炼铁厂推行的一些方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一年后，随着运动的扩大，蔡博被停职反省。

1959年5月，蔡博被调离鞍钢，到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炼铁室从事研究工作。

虽然被调离了一线的工作岗位蔡博很不甘心，但是只要能够继续工作，继续为祖国做贡献，对蔡博来说，就足够了。

在北京的时候，蔡博主持了数项重大科研项目，他和同事们一起，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精心研究包头、攀枝花两大复合铁矿的冶炼工艺，将冶炼水平提升了一大块。

1962年，蔡博更是率先向冶金工业部提出了高炉喷煤试验的建议，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想法，但是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蔡博受到了冲击，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一直到1979年，蔡博才领导建成了高炉喷煤冷态试验装置，并进一步研制成高炉喷煤浓相输送技术及其装置。

1982年，重新开始工作的蔡博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炉强化技术走过的历程，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科研三十年》一文。

这篇文章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聂帅当时是是国家科委主任，他看了蔡博的文章后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道：

“你对三十年来的炼铁科研总结很重要，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工业部门系统的科研工作总结，希望铅印出来发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蔡博以他一贯的务实精神直言不讳，坦率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际上普遍推行了一条以高炉容积小型化为总前提，放弃焦比，以追求冶炼强度的方针，即所谓“精料、大风、高温”的方针。这条方针风靡全国，实际上阻碍了全国重点企业大中型高炉的前进。”

在文中蔡博沉痛地说：

“追溯这一时期的科研总结工作，我们不能不指出它们所染有的时代通病：经济建设上的左倾路线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这篇论文体现了蔡博的务实性格，使他能全面地观察、认识问题，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正因如此，在十年的风暴中，蔡博的处境才会十分的困难。

到了晚年，蔡博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战略，并最先提出“大船大港大厂”三位一体的建设原则，发表于1991年全国炼铁年会文集中，这是他最后的一篇论文。

此外，蔡博在晚年的时候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

这期间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

1991年9月，蔡博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

返京后，蔡博因多年的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享年67岁。

蔡博一生历经坎坷，自幼没有随祖母生活，父母又早早地离世，在战乱年代，他在异国他乡，度过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

而这段经历，也使得蔡博在那场风暴中是在劫难逃，在整个钢铁研究院里他是首先受冲击的，又是最后一批解放的。

种种误会前后竞延续了十年之久。

但是蔡博和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就此放弃任何希望，反而将这段遭遇视作一堂党史课，在这一段时间里，蔡博精读了马列著作的原文版，通过这种方式，排解着自己内心的波动。

虽然蔡博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回首蔡博的一生，对于国家、对于民族，他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面对人生的困境，他也用自己的信念，坚定的走了过来，他成长于战乱的年代，虽然没有走上战场，但是却用自己的力量，为新中国的钢铁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可以说，蔡博的名字同他的祖辈和父辈相比，不会有任何的逊色。在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历史上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也将会永远铭记他的贡献，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