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作文-「真实故事」我的男友是渣男？未婚先孕，我成了家暴受害者

​家暴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因此难以被揭发。受害者郭晴在网络上发帖控诉自己的前男友：家暴三次、藏匿孩子。采访者找到她，提出帮助，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19年8月，南京午夜。37岁的郭晴再次来到这片小区，驻足在18号楼下，抬头望向光亮处。那是她和前男友郑明曾经共同生活的地方。

郭晴跑上楼敲门，急促、沉闷的响声充斥着整条走廊。门开了，一只手架住郭晴的肩膀，用力推出，她直接摔倒在地上。一米八几的郑明，只穿着内裤，踩着拖鞋，在郭晴身上又踹又踢。重击像雨点落在郭晴身上，地上的郭晴只剩下喊救命的力气。

郑明一把抽出郭晴口袋里的手机，抛到楼下，叫她快滚。郭晴喘不过气，站不起来，男人抓住郭晴的身子，往电梯口拽。

身体一阵剧痛，郭晴半拖半爬着进了电梯。她看到郑明跑向对面的电梯，急匆匆下楼。后来她推测，郑明要下去抢手机，里面有打人的录音和视频。

郭晴顾不上手机，忍着痛逃向小区大门。担心再撞见郑明，她绕了条远路。总算见到保安，她大喊，“我被打了，手机被摔了，赶快报警！”好心的保安用电动车载她去最近的一家派出所，随后工作人员把郑明带了回来。

手机到了警察手里，屏幕碎得不成样子，机壳裂成两半，甚至看得见里面的芯片。摔手机抵赖不掉，郑明却否认出手打人。郭晴和他吵了起来，喊警察把郑明抓起来，“赶快追究他的责任”。

警察把两人分开，带进一间审讯室。等到天亮，郭晴疼痛难忍，要求验伤，但她只有胳膊破了皮，连流血都没有。郭晴想回家，只好听从建议，和郑明签了调解书，后者赔偿五千块，包含医药费和手机维修费。

从派出所回来，郭晴在家睡了一天，第二天疼得无法下床，走路也需要人搀扶。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断了几根肋骨，她两眼一黑，哭了。

三个月后，重庆宇芽家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我在微博看到郭晴的发帖，她控诉郑明三次家暴，藏匿他们的孩子。她现在没有工作，只想找到一年未见的孩子。最后她写道，“法制社会不能再纵容这样的人渣！！！”

我尝试与她见面，很快便取得同意。隔天下午她会去派出所，问我是否可以陪她过去。第二天，我在派出所大厅等了约半小时，郭晴刚和工作人员聊完，朝我走来。她戴着一顶针织帽，干燥的长发披在肩上。略显宽大的羊毛外套严实地包裹着她。

我没见过有谁能有那么阴沉的表情，好像整个世界的负担都在她的身上。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双唇鲜有血色，双手紧捂保温杯，看样子身体还没缓过来。

郭晴带我去了一家饭馆，讲述上面被殴打的经过。她轻声细语，讲几分钟就缓一会。饭馆的暖气很足，郭晴说被打后，身子还在恢复期，挨不了冻。

被打之后，郭晴带着医院的检查报告去派出所讨说法，未果。她认为派出所在“和稀泥”，于是不断投诉，每天坚持打投诉电话，直到有个副所长主动联系到她，表示会依法处理。新的工作人员为她做了伤情鉴定，轻伤一级。郭晴要求他们拘留郑明，也照做了。但我来之前郑明交了笔钱取保候审。

“渣男追究我上他家写大字报的事。”郭晴说。我们认识以来，她只用“渣男”称呼郑明。“不过派出所说，只是口头警告，”她有些得意地补充，“最严重就是罚款。”

大字报？我有些疑惑。

2018年冬天，郭晴见不到孩子，她坚信是郑明将孩子藏了起来。有天深夜，像电影中追债的那样，她带着毛笔和墨水在郑家的阳台写字——郑明抛妻弃子，灭绝人性。她还追到郑明公司的写字楼做同样的事。有次写到一半，保安发现了，便将大门关上，随后报警。

郭晴没有慌乱，因为“写得比较文明”，内容是一个打印店老板教的，他给别人做过一百多条维权横幅，知道什么样的内容不会被处理，还能博得同情。果然，她没有被过多追究。她的语气轻松得像在聊熟人的八卦，等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家暴，立刻又多了几分怨恨。

郭晴是盐城人，2001年来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这儿，找了份和专业勉强对口的工作，没几年就辞职回到老家。后来她弟弟在南京扎稳脚跟，又把一家人接过去。但她和弟弟的关系不好，父母重男轻女，一种寄人篱下的别扭感时常萦绕于心。

郑明出现得恰到好处。当时她在湖边跑步时撞见他，一天又一天。他是个高挑、瘦削的男人，也是盐城人，比她小五岁，在南京一家国企上班，有着不错的经济能力。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差，得知郭晴和家人住在一块不舒服，便让郭晴搬到他家住，反正自己的房子也空着。她同意了。

两人坠入爱河，每天有无数的话要聊。她从小到大都得不到父母的重视，感觉对方也是如此。对方有一个很强势的母亲，她的妈妈也是。有哥们形容对方是“妈宝男”，传到她耳边，“就当笑话一听”。

她收到对方无微不至的关爱，出去约会，会为怕冷的她准备好帽子手套围巾；下车时，会过来帮她打开车门；不管在哪都喊她老婆，虽然他们没有结婚。有天她意外怀上孩子，不知该怎么办。

她在郑明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既然上天送给你们一个小天使，为什么要打掉他？”旁边的实习医生插了一句，有些人打掉一次后，再来医院便是因为不孕不育。她更犹豫了。

郑明去北京出差，带她上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也劝她生下来。“打个胎怎么那么难啊，”她动摇了，索性就生下来。那是2018年初，在她的孕期里，郑明的表现无从指摘，她想不出哪里能找得到更好的男友。

“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我问道。

“春节过后，”郭晴说，“过年他自己回老家了，回来之后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她坚称郑明就是那次回家“被他爸妈洗脑”。因为年龄差距，他们的爱情一直受到郑明父母的反对。

那个强势的母亲看起来就尖酸刻薄，郭晴揣测，一定说了不少她的坏话，一定撺掇儿子说女人不听话就要打，以至于在坐月子的最后一天，郑明第一次动手打了她。她只是对郑明晚回家发了点牢骚，没想到竟吃到几下重拳。

具体怎么打也忘了，反正最后衣服都撕破了。她不得不求饶。当晚还惊动了郑明的父母，二老从盐城赶过来，到场却开始数落她。家里闹哄哄，二老要赶她走。本来商量好要去领取结婚证，自然黄了。

那时郭晴对家暴没有任何应对经验，她和自己的爸妈说，爸妈将信将疑；找郑明的哥们，哥们也不相信。多好的人啊，他们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动手。当我提及南京的家暴庇护所，她还是第一次听说，眼神茫然，继而是好奇。

我告诉她，那是一家挂靠在南京市救助站的机构，成立于2009年，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生活及法律援助。庇护所只占一层楼，有三间房共六张床位，另外配有健身房、阅览室、宣泄室、心理咨询室、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公共澡堂。

整层楼空荡荡得有些阴森，一位科长领着我在那儿参观。健身房的器械单一，锈迹斑斑。阅览室的杂志封面都褪色了，居然是2005年出版的。我们没法进到宣泄室，仅仅是因为门锁坏了，科长半天打不开，稍微有些尴尬。

科长坦承，十年间只有两个人来寻求庇护。刚成立那年，妇联送来一个受害者，在庇护所住了两天就回家。去年四月份，才接待了第二个人，当时天黑后自己开车过来，说是被爱人打得受不了，“躲一下”，清晨五点钟又悄悄离开。可能怕被人看见吧，科长说，庇护所没法解决家暴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

郭晴对庇护所表示不屑，“躲着有什么用？”

她不愿回到父母家，也不想投靠亲朋好友，两条路均是“自取其辱”。除了酒店，她没有地方可去。孩子还在哺乳期，她每天都用母乳喂养，男孩似乎生来力气就大，经常咬得乳头又痒又疼。

她请求自己的妈妈过来照顾，没想到妈妈开口就谈报酬，她能有多少钱，妈妈没待几天便找个借口打道回府。孩子的作息不定，她没睡过一天好觉。吃饭全靠外卖，她感觉身子一点点垮下去。“我当时还在百度查过，”郭晴突然话锋一转，“渣男的行为这叫遗弃。”

孩子一天天长大，会开口喊妈妈了，会站起来走几步路了，多可爱啊，她想联系郑明，无论怎样，得让孩子看看爸爸。可挨到国庆节，她发现自己打不通郑明的电话。

忽如其来的，她的心凶猛地撞击胸膛：我太累了，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带孩子？

国庆假期的尾声，她把孩子带到郑明的公司，对那边的人说，你们帮我看一会，我去吃点东西。她转身便走，“走着走着突然想逃，越走越快。”

有天我陪郭晴上法院执行局找一位姓肖的法官。那个国庆后，孩子据说住在郑家，没让她再见过。渣男给藏起来了，她反复对我说。去年她上法院申请探视权，十月份法院判决下来，准许她每周探望一次，周六上午9点从郑明处接走孩子，周日下午6点送回。

她没见到孩子，十一月底又申请了强制执行，那天郑明也在执行局，当着肖法官的面，两人协定每周在盐城的一家酒店接孩子。这次郭晴来找肖法官，是因为她笃定孩子不会在盐城。

“你按时去盐城了吗？”肖法官厉声质问。

“孩子根本不在那。”郭晴说。

“你去了吗？我要看你去过的证据。”

“我觉得孩子还在南京。”郭晴接着说。前一周她似乎去了盐城，给我发信息说郑明拉黑她的电话，拜托我联系他。我给郑明打电话，发短信，没有回音。一旁的我提醒她，给法官看下当天的车票。她转头说，那天是蹭朋友的车去盐城。

郭晴请求法官惩罚郑明，但法官表示要先看到她按时出现在盐城酒店的证据，才能追究郑明的责任。她强调孩子不在盐城，自己再跑去盐城就“像个傻逼”。法官坚持要她过去。

她突然指责法官欺负妇女，法官怒了，狠狠地拍了下桌子。两人争吵不休。从程序上我能理解法官的说辞，当我试图缓和现场浓烈的火药味时，她胡乱骂了几句，便冲了出去。

肖法官看向我——她脑筋有点偏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点点头，刚要替她说点好话，隔壁桌的一位法官加入到我们的对话，“上次她和那男的过来，她一口一个他妈的。”素质很低，那位法官做出总结。

求助法院前，郭晴找过南京市各级妇联，但妇联的机制通常是将案子一层一层往下分配，直到当事人所在的街道妇联，最后建议她走法律途径。不欢而散。她指责妇联也在“和稀泥”。

我探访过南京的一家妇联，分管家暴调解的科长向我介绍她的工作，如何与公检法各部门联动，如何开展各种反家暴的宣传教育活动。妇联经常接到妇女被家暴的案子，有个被丈夫殴打三十多年的妇女，浑身是伤，家人找到妇联，科长直接建议离婚。

“如果是未婚先孕被家暴的呢？”我想起郭晴，忍不住发问。

“我们不调解，我们教育，”科长语气变得严肃，“小姑娘要自重自爱，你都不自重自爱，这结果得自己负。什么叫做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你同居两年十年国家都不承认（是婚姻），我们只是基于同情接待你。”

离开执行局后，郭晴临时起意，叫了辆车去郑明居住的小区。她带我走了一遍那晚被打后逃生的路线，来到18号楼旁的草地。她仍然戴着针织帽，上身换了一件羽绒服，眼睛直盯着那栋楼。

突然我听到她叫了一声，你看他家窗外晾着的衣服。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几件白色婴儿衣挂在那儿。

孩子肯定还在这儿，她嘀咕着。可她不敢上楼敲门，“被打怕了”，刚进电梯就开始紧张，最后跑走了。分别之前，我劝她周六再去一趟盐城，并转告肖法官的话，“即便你是想搞他，也得要有理有据。”

郭晴决定周六早上去见孩子，但不是去盐城，而是郑明家。我在前一天夜里收到消息，虽然困惑，但一大早便赶过去。雨天的早晨四下无人，我在小区门口等她。九点整，她没有出现，一小时过去，未见人影。

我始终联系不上她，一想到自己冒雨通勤十多公里却被人爽约，有点来气。于是我打算找郑明谈谈。那时我只看过他一张模糊的照片，在郭晴的描述中，他是个凶险、蛮狠、不讲道理，又逃避责任的男人。

从18号楼里闪出一道黑影，有个孩子突然冲出来，差点和我迎面撞上。紧跟其后的是一位身着黑色大衣的男人，他轻轻揪住孩子的外衣，将其拉到身边。最后是一位老太，看样子有五六十岁，等她撑开伞，男人抱起孩子，一块步入雨中。我愣住，鬼使神差般追了上去。他们不见了，我跑过一个拐角，发现男人在朝我招手。

“你跟着我们干嘛！”男人质问。当我讲出郭晴这个名字，便清楚眼前的男人就是我要找的人。这时躲在角落的老太和孩子缓缓走出来。老太是郑明的母亲，孩子则是郭晴一直在找的儿子。

男人说郭晴将孩子遗弃在他公司门口，当天他还在太原出差，只能拜托父母去接孩子。后来他们上法院争夺抚养权，郭晴连开庭都没去，声称不要抚养权。法院判女方每月支付1200元抚养费，郭晴不服上诉，原因是1200元太多了，她只肯付600元。

法院维持原判。此后她以看孩子的名义纠缠他和他的家人。男人向我出示了几份法院判决书——他似乎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在微信里，轻易就找到了——确实如此。

他不介意聊他和郭晴的恩怨纠葛，故事开始于网络聊天，我有些吃惊，看来所谓湖边跑步是郭晴对我的说辞。网恋几个月后，他开始和郭晴同居。他比郭晴小十岁，我打断，不是五岁吗？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1992年生人，确实小十岁。“她怎么连这个都骗你？”他苦笑。

郭晴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性情暴烈，他说，“只要不顺她的心意就开始动手打砸”，有次他出差回来迟了，居然把家里的床揭了。怀孕之后更是“有恃无恐”，家里的电视砸了三四台，手机摔了五六部，至于瓶瓶罐罐就数不清了。郭晴生气时还拿刀发泄，将木质地板凿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刀痕。

父母第一次见郭晴，就看到儿子的公寓被砸得一片狼藉，换谁受得了？郭晴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全靠他养着，曾经想要开烘焙店，资金靠他贷款，场地靠他找，店面设计还是靠他，最后依然没开成，因为郭晴想要他辞掉工作去打理店面。父母劝他及时止损，但这个小孩让情况变复杂了。

“她说八月份被你打了。”我很僵硬地打断郑明，想听他如何解释。

他承认了。“我想让她赶紧走，她不肯走，我们两个发生推搡。”但他质疑郭晴的伤情鉴定，说自己当时“赤手空拳”，而且并非真的想打她，还说那晚到派出所，郭晴跟他吵架，“中气十足”“活蹦乱跳”。我继续询问另外几次家暴，他断然否认。

“她就是想要钱。”他继续说。起初他和郭晴协商抚养费，后者要他一次性付清小孩18年的抚养费，开口30万，又提到50万，最后要100万。两人谈崩了。

这期间他仍然给郭晴和孩子住酒店的费用买单，直到国庆假期最后一晚，孩子被丢在公司门口，惊动了同事，也招来了警察，他下决心要养孩子。我实在无法将上述事情和郭晴联系在一块，郑明宽慰我，那些律师和警察一开始也难以置信。

那晚郭晴离开孩子，扭头去附近的商场逛街。她接到警察的电话，叫她回去把小孩带走，她拒绝了。警察联系了她的弟媳，弟媳赶过去，刚好撞上郑明的父母，便把小孩交给两位老人。

后来她一直责怪弟媳，对我说，“（弟媳）如果坚持，渣男是不能把孩子带走”。当她得知孩子去郑家了，迫不及待要见郑明，当天就坐飞机去太原。

她在太原留了二十天，郑明避而不见。她找当地的妇联，“还不如南京呢”，找电视台的调解节目，人家说小孩在南京，我们没办法。无功而返。

她跑去郑明的单位写大字报，让他丢了三份工作。她经常在深夜叫外卖送到郑家，不知情的外卖员就过去哐哐哐敲门。她知道郑明的支付宝和邮箱密码，一手掌握他的购物和出行记录。

“他每逢节日就去太原”，郭晴说，随后发现他在那边找了新欢，是个大学生。她开了微博小号，把那女孩的个人信息都发出去，发泄式辱骂。

女孩去郑明朋友的公司实习，她便去向学校老师举报，说女孩的实习证明涉嫌造假。之后她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我和郑明已经分手了。”

她继续盯着郑明。有次邮件显示郑明在酒店开房，“一间圆床房”，她打电话给前台核实，看到郑明了吗？前台说，看到他们一起出来的。她又查到酒店楼上有按摩中心，就跑到派出所报警，称有人在那边卖淫嫖娼。她说，“我就是想让他不好过。”

她还找共享单车的客服确定郑明的行踪，具体是谎称把东西落在单车上，然后报郑明的手机号，“你帮我查一下行程”，客服照做。

客服帮她找到郑明在南京的新住址。她在那块小区转悠，去找门口的租房中介打听，中介说有这个人，前些天带着个孩子刚搬进去。她又给小区的保安塞两百块钱，“让人家帮我留意一下”，为此保安给过她两个门牌号，都不是，保安承诺会继续打听。

过了一段时间，她总算锁定了门牌号。她在网上买了些婴儿用品送过去，请求送货的师傅进屋后帮她找孩子。师傅告诉她，孩子在沙发上。走之前，师傅偷拍了门口的婴儿车，她发现和自己孩子的车一模一样。“现在社会找个人并不难，”最后她用自嘲的口吻结束了这段话，“感觉自己像个变态的侦探似的。”

对于家人，郭晴没什么想说的。她和自己的家人处得很不愉快，否则不会搬到郑明那儿。她妈妈没有文化，脾气也差，只爱打麻将，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有次妈妈跑到南京找她要钱，当时她刚毕业不久，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全身上下就六千块钱。她没法拒绝，如果不给钱，“（妈妈）会骂你没出息，把你说得一钱不值”。她爸爸性格懦弱，没什么生活自理能力，凡事都靠她妈妈照顾。她有个姐姐，大概对这个家心灰意冷吧，很早就出嫁了，多年不再往来，从不过问家事。

至于她弟弟，从小被父母百般宠爱，过年杀只鸡，好东西都留给弟弟，她只能啃鸡脖子。后来她弟弟到南京发展，工作拼命，几年后开了家专做宠物用品的小公司，买上房子和车子。

她觉得自己很孤独，爸妈从来不会主动去关心她。至今郭晴还记得，她带妈妈去农行取钱，然后将五千块钱交到妈妈手中。妈妈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她居然有种以前从未出现的被需要的感觉。

八月份被打成轻伤后，她家人也没什么态度，她弟弟两个月后才听说此事。我没能有机会见到她弟弟，郑明告诉我，她弟弟曾说，“你们最好把她抓进去，我们也省心。”我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有天夜里我们从郑明家的小区出来，顺路走到她弟弟的公司，在路上她滔滔不绝，“我们一个妈生的，我像捡来的。”“我弟比渣男胖，要打架绝对打得过，换做别人就替姐姐出头了。”

那是栋新建不久的写字楼，公司在四楼，她不肯上去，执意要在楼下等我。我们都没想到会撞见她的弟媳。她和弟媳对视几秒，后者什么话也不说，扭头便走。我看到她明显变得慌张了，声音都在颤抖。

完了，她自顾自念叨着，我弟媳妇肯定要和我爸说我又带人来公司闹事了，完了。话音刚落，她接到她爸爸的电话，电话里头勒令她别闹事，立即离开。

自从那个周六被爽约之后，我再没能见到郭晴。她在微信上消失数日，有天下午突然给我发消息，“我的事情不用你参与了。”随后又消失了。

我找到她的一个朋友，准确来说是网友，湖北的一位妈妈，也是家暴受害者。朋友告诉我，郭晴被打后，曾经去找过她弟弟，但没能见到。朋友试着劝说她弟弟去见一面，对方回复道：

“首先我跟我姐的沟通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每次我都直奔主题，但是她从来不听，其次，如果从三方角度，我觉得真心要帮她，真的需要去切实地多帮她，而不是去帮她找其他人。感谢您。”

我又问了些郭晴的近况，发现他们最近也断了联络。朋友先前三次借钱给郭晴，她到现在也没还，听说有人借给郭晴两千块，也没了。

“只是觉得这姑娘可怜，家人都不爱，我虽然遭遇不好，但我家人全力帮我，”朋友继续说，“你没有借钱给她吧？”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郭晴和这些事情。我给身边的人讲述这个故事，他们听完叹息一声：一地鸡毛。

当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时，出乎意料，郑明主动约我见面。

一个周末，我们在他公司附近的咖啡馆见面，他像复读机似的把那些恩怨又过了一遍，这次他希望我帮忙与郭晴沟通，把殴打的事和解了，甚至他愿意变更抚养权，把孩子给郭晴。他不想因打人坐牢，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重重的顾虑和恐惧。

*本文由林炜鑫、张洁、周震洋共同跟访，郭晴、郑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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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炜鑫

编辑 | 李一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