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生命线》：住房、教育、贫穷和暴力，都是公共卫生问题

北京日报 | 作者 温麟衍

我选择急救医学，是为了能够给每个人治病，无论是害怕被驱逐出境的移民，还是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穷人，都不会被拒之门外。但在急诊室工作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医疗服务的局限性。我可以抢救一位因枪伤而奄奄一息的年轻人，但对于街头的暴力，我又能做些什么？街头暴力如此严重，以至于小学取消了户外休息。我可以缝合一个孩子的伤口，但我能为她肚子的疼痛做些什么？她上一次吃饭还是两天前在学校吃的午餐。我可以开出治疗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药物，但我如何能说服病人健康饮食？病人赖以生存的街角商店并不出售水果或蔬菜。

病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疗服务，病人的健康也需要公共卫生的保障。公共卫生意味着住房、食物、清洁的空气、教育，也意味着改善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还意味着提供社会支持，让每个人获得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机会。对许多人来说——事实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公共卫生是我们的生命线。

有句话说，今天是公共卫生拯救了你的生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公共卫生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它阻止了一些危险事件的发生。它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很少受到关注。政治家们不会把公共卫生作为竞选纲领。预算没有把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即使在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中，公共卫生也如同被遗忘的继子，美国的医疗保健总支出中，只有不到3%用于公共卫生事业。

国会议员伊莱贾·卡明斯在世时常说：“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免于付出。”忽视公共卫生的代价是人们的生计和生命。当下，我们前所未有地经历着这一忽视造成的悲惨后果。美国和全世界都遭遇了我们有生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已经造成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公共卫生投资的长期缺乏以及科学否认主义，正在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我的生活经历是一场奉献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旅程。我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故事，旨在彰显这项关键但往往被忽视的工作。2014年起，我被任命为巴尔的摩市的卫生部门负责人，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近四年，每天都能看到公共卫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既来自这一事业本身的收益，也来自忽视这一事业所酿成的后果。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巴尔的摩也面临着经济不平等的挑战，这直接反映了糟糕的卫生条件以及巨大的健康状况差异。某个社区出生的孩子平均预期寿命为65岁，而在几英里外出生的孩子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高达20年的差距。平均预期寿命较低的社区往往还伴随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更多的药物过量致死案例、较高的凶杀率、较低的教育水平以及更明显的集中贫困，这并非巧合。

如果说寿命长短的差异反映出社会的不平等，那么贫富的差距则预示着卫生条件的不一致。

公共卫生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跨越了科学、宣传、医学和政治的世界。通过这一工作，我了解到如何通过改善卫生政策促进公平的目标，以及如何将这些政策转化为对基层的直接服务。公共卫生与社会各方面都息息相关，社会各阶层需要共同努力，增进健康。

公共卫生是促进健康、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有力工具。住房、教育、贫困和暴力，这些都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正如我们在新冠流行中看到的那样，人口普查、投票，甚至邮政体系，都与公共卫生问题密不可分。

不要只停留在问题上，关键是要有所作为。公共卫生问题非常复杂，实现公众福祉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赖于其他方面。认清问题所在是必要的，但还不够，需要快速转向行动，当前“差不多”的办法也胜过那些纸上谈兵、在真实情境中永远不会实现的解决方案。

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有机会将不确定性和焦虑转化为争取公平和健康的持续动力。我们如何确保同胞不再被剥夺几十年的生命？如何确保儿童能否生存下来不再取决于他们的居住地？我们怎样才能给后代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各项健康事业都成为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权，没有人因为贫困或他人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剥夺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我们如何才能使宇宙的弧线向正义弯曲，使人们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健康？

（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客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