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文化(刘兴全：天府文化从定型走向鼎盛的历史脉络)

“交子的诞生有何意义？天府文化的‘乐观包容’体现哪些方面……” 7月21日，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兴全教授在成都博物馆，进行了一场关于“天府文化：从定型走向鼎盛”的讲座，揭示了天府文化在唐宋时期由定型走向鼎盛的历程。

此次讲座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是天府文化传承发展系列讲座的第二讲。6月17日，第一讲“天府文化从孕育到定型”已成功举行。该活动旨在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推动天府文化的传播交流，以文化人、以德润城，促进实践养成，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彰显城市文化魅力。

唐宋时期 “扬一益二”蜚声华夏

“在宋朝时，四川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就正式确定了。”据刘兴全介绍，宋朝在今四川、重庆地区的统治，经历了由一路之设到分为四路的过程。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平蜀，共得46州府，遂置西川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宋朝将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此即所谓的“川峡四路”，简称“四川”。从此，“四川”其名就见于记载。

同时，成都长期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唐宋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繁荣，为其文化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成都的文学、佛教文化、蜀戏、音乐歌舞、儒学、绘画艺术等均有长足发展。经济文化繁荣，让“扬一益二”蜚声华夏。

以文学为例，杜甫、陆游、苏东坡、黄庭坚等文坛巨匠，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文，极大地丰富了成都地区的诗文数量和题材。南宋后期出现的《成都文类》成为成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总集。他们不仅开创了蜀中文学的新风气，输入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许多珍贵的书籍和名画也随之流入成都。经济方面，成都商税收入可观，茶马、丝织品贸易发达，还是全国军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公元1077），成都征收商税十七万一千余贯，较杭州所收商税额少二千贯，居全国第二位，约占当时全国商税总额的百分之二。

多面成都 孕育天府文化丰富内涵

“北宋时期，在当时的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结合史料，在刘兴全的讲述中，“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内涵逐渐清晰。

据刘兴全介绍，在“创新创造”方面，以丝织业、造纸术为代表的手工业，以其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和产品引领时代，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更是在世界金融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创新创造”的出现，显示了成都人发现新兴技术价值的敏锐眼光和非凡的产业整合能力，对社会需求的把握程度和紧跟时代的创新精神。

“乐观包容”中的“乐观”主要体现在巴蜀人民在农耕文化中所产生的知足常乐，面临灾难动荡能坦然处之。而包容则是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和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容纳。“杜甫、岑参、高适、李商隐等都曾到过成都，并留下了许多描写蜀中风物的诗篇。”

谈到“优雅时尚”的具体表现：追寻文化传承，悠游于名人古迹，赏心悦目于繁花美景之间，包括听经礼佛、游寺观画、买物看戏、观灯赏月、聚会宴饮、登楼高望等，刘兴全认为，这既是隋唐时期的成都风气，也是当时士人入蜀流连的重要原因，“这些游乐绝不只是简单的消闲，更是社会环境稳定、太平盛世的体现”。

而“友善公益”则从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间所创作的《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等诗歌中可以找到痕迹。在刘兴全看来，杜甫来到成都之后，在友人的帮助和关照下，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也让他进入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

刘兴全认为，当时成都之所以能够孕育并发扬天府文化，主要取决于三个原因，其关键是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人口的交流交往融合则促成了天府文化融合，成都人民的智慧是天府文化养成的重要助推力。

据红星新闻记者了解，该系列讲座一共将举行三场，分别于今年的6、7、8月在成都博物馆进行，主办方将邀请天府文化知名专家，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带领大家深入了解天府文化的发展、传承及其深厚底蕴。同时，为了满足市民的观看、收听需求，此次讲座的音视频还将上传至腾讯、爱奇艺、喜马拉雅等多个平台，市民在家即可收听收看此次讲座。

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摄影报道 编辑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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