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食无肉(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但又创造了东坡肉，这不矛盾吗？)

苏东坡喜欢竹子，说没有竹子就让人粗俗不堪，而要是没有肉，顶多让人瘦下来，相比瘦，俗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追求雅致的生活，才是苏东坡的选择，这既是苏东坡的选择，也是包括苏东坡在内的有宋一代文人的普遍追求。比如，苏东坡的弟子兼兄弟黄庭坚就是一个追求雅的人，他的态度甚至比苏东坡更为激进，他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把俗看成是无药可救的疾病！——宋代是把一切都雅化的时代。

一个社会的审美态度，与时代有关。宋朝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文人立国的政策，一大批士大夫走上了国家政治的前台，深刻影响着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更加影响着全社会的审美态度。

如果我们将唐朝社会的审美观念与宋朝做一个对比的话，唐朝人豪放大气，像一个横刀跃马的大将军，而宋朝则要婉约的多，宋朝人崇尚婉约雅致，崇尚一种波澜不兴的文雅的生活。所以，宋朝的形象更像是一个白衣秀士，或者说一个眼波妩媚轻柔的女子。这一点，我们从宋词逐渐雅化的过程，就能看得很清楚。

词在隋唐时代就已经发端，到西蜀的时候，词主要是描写歌儿舞女的生活，非常红粉非常暧昧，但到了南唐时候，尤其是在李煜手里，词逐渐变成文人士大夫抒写性情的工具，进入宋朝之后，在欧阳修、晏殊等人的努力下，词进一步高雅起来。与词的雅化过程一样，整个宋朝社会的生活方式，都在向着雅化审美发展。

这一点，在宋朝的园林、书画和文人的生活方式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宋朝是除了东晋之外，最崇山雅致的精神生活的时代，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在社会人文艺术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普遍追求雅致隐逸的生活。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点出了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四事”或“四艺”。此四艺者，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

所以，追求雅致的生活，是苏东坡与有宋一代文人的心灵选择。

而竹子，在中国文化中，就是雅的象征。因为竹子是直的，代表着纯粹的直爽的心灵，竹子有节，代表着文人的气节，竹子中间是虚的，代表着文人的虚怀若谷，这几点特征，决定了竹子普遍为文人所喜爱。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看，苏东坡这首诗。苏东坡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一个僧人朋友的，称赞他的高风亮节和雅致的情趣。

《於潜僧绿筠轩》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意思是：宁可没有肉吃，也不能让居处没有竹子。没有肉吃不过人会瘦掉，但没有竹子就会让人变庸俗。原因是人瘦还可变肥，人俗就难以医治了。旁人如果对此不解，笑问此言：“似高还似痴？” 那么请问，如果面对此竹，仍然大嚼，既要想得清高之名，又要想获甘味之乐，世上又哪来“扬州鹤”这等鱼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呢？

苏东坡这首充满幽默和哲理的诗，其实说的是我们如何处理好身心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处理好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问题。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人的出生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人的身体永远无法摆脱物质的束缚，身体是永远无法实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的境界。人必须依靠物质而活着，但是人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不能为物质所异化，唯有精神可以达到逍遥。苏东坡所说的肉和竹子，其实就是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

苏东坡认为，在自由高雅的精神面前，人的物质欲望只能排在第二位。而在现实面前，填饱肚子也是生存的需要，所以苏东坡一方面是个饕餮客，他不仅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鱼，还有种类各异的好酒，但另一方面，苏东坡在生活中，饮茶拼酒红袖添香，他给自己的茅草屋取名叫雪堂，他半夜睡不着觉跑到承天寺和朋友看月光，他在江边想象自己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的生活，这就是精神上的自由，精神上的逍遥，虽然他的现实生活中离不开肉！

一面是开心的生活，另一面是在高雅的精神世界诗意地栖居，这就是苏东坡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