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锐(坐牢像住宾馆、7次违规减刑，黑老大背后有多“黑”？)

央视新闻

央视新闻7月5日消息，黑恶不扫，社会难稳，黑恶不除，民心难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这两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办理了一批重大涉黑涉恶大案要案，不少为害一方的涉黑涉恶团伙和“保护伞”被绳之以法。2019年底，山西对一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进行了宣判。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黑恶势力是如何一步步做大的。

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任爱军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任爱军绰号小四毛，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太原乃至山西有名的黑恶势力。

任爱军曾两次入狱：1994年，因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2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因为减刑，任爱军提前出狱。出狱后，任爱军深知打打杀杀已经行不通，他选择了更隐蔽的方式，开起了公司。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杨峰说：“公司没有实际的经营，在公司的员工基本上都是他的狱友或者两劳释放人员，他以公司做外壳来纠集处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任爱军出狱后3个月，太原普国汽配城和珍锦隆石材城两家单位因为20亩地的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其中一方找到了任爱军，想借他的势力解决纠纷。

在任爱军手下的威胁下，石材城负责人被迫同意调解。借着这个事件，任爱军重振恶名，一些商人主动找上门讨好，想利用任爱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其间，一名商人曾给任爱军介绍投资一个矿产项目，结果投资失败，任爱军觉得自己被对方骗了。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秦岗说：“任爱军有一个司机。任爱军就说，‘那你敢不敢把他的腿打断？’当天晚上回到公司以后，他的司机就找了一个借口，拿上来一个汽车的修理工具，朝这个被害人腿上连击数下，导致被害人骨折。”

2015年，任爱军占用晋祠机动车清洗中心院内的一幢别墅，其间欠缴电费10多万，清洗中心的负责人王某多次向任爱军催要后给别墅断了电。像王某这样敢公然对抗的不多见，在楼道里对王某进行撕扯后，张某等人又把王某拖拽到办公室进行了殴打，即便如此，任爱军依然不罢手，又叫手下围堵王某。

几年间，任爱军多次指使手下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同时也给当地百姓造成极大的恐慌。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太原警方将任爱军及其团伙列为重点侦破对象。出狱后的任爱军干起坏事来更加隐蔽，尽量不给警方留下把柄，这给办案增加了难度。

由于此案性质恶劣，由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经各方调查取证，警方最终坐实任爱军组织领导黑社会的证据。2018年2月，警方对任爱军等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为防止该黑社会组织死灰复燃，专案组这次对其进行了打财断血。任爱军曾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被判刑，其中200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任爱军却能在仅服刑10年2个月后出狱继续作恶。他为什么会如此神通广大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坊间针对他提前出狱的一些议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山西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发现，任爱军背后的关系网十分复杂，涉及到公检法、监狱部门的多名公职人员，人数之多出乎意料。而有些黑恶势力之所以越打越黑、长时间存在是因为他们有着很深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为了把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这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打黑的同时对其背后的“保护伞”也一同打击。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很多证据已经损毁缺失，加上侦查对象很强的反侦察能力，专案组决定以任爱军在狱中的历次立功和减刑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任爱军服刑期间，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2002年入狱到2013年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个重大立功的记录，已经把减刑用到极致。

任爱军当年虽然入狱，但他在狱外的势力并没有停止活动，在狱外为他拼命奔走的，主要是他的律师郝某和前妻张某。

经多方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的积分多到用不完，但他在监狱里的表现却十分恶劣。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充当牢头狱霸，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全身烧伤90%。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最终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也被任爱军作为减刑的节点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

山西省纪委监委“5·17”专案组成员张建文说：“这个命案在2004年、2007年，同监狱的犯人早就检举过这个事情，到了小四毛举报的时候，就把这个材料转给公安去了。”

别人已经举报过的事又成了任爱军重大立功减刑的理由，由此监狱报请为他减刑2年6个月，任爱军却并不满意。

当时的临汾中院审监庭副庭长邢锐，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他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任爱军交30万财产刑罚金，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打的招呼越来越多，为任爱军服务的公职人员圈子也越来越大，有些领导甚至到监狱里探望任爱军。任爱军到了曲沃监狱时，他在牢内的状况让专案组成员感到惊讶。

山西省纪委监委“5·17”专案组成员薛建业说：“他在监狱里开单间、设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他的人随时来看他，并且还专门有储存东西的仓库。他去了那儿相当于住宾馆，别人都是他的服务员。”

当时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军亮，为任爱军创造了特殊的监狱环境，在任爱军出狱后，裴军亮还多次上门探望。

按理说，减刑的程序复杂，涉及到的部门从监狱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哪一个环节查到问题都不可能减刑成功。然而在运作的过程中，任爱军的势力渗透到了各个环节，最终促成7次违法违规减刑的发生。

破网打伞，对涉黑涉恶案件一律深挖腐败问题，一查到底，是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的原则。

2019年，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了一大批像任爱军案这样的涉黑涉恶重大案件。对一些重大案件，全国扫黑办组建了重大案件督办组特派督导，督办了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四大家族案等重大案件。

2019年，全国扫黑除恶保持着强大声势，全年共打掉涉黑组织1686个，同比增长3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4618个，涉恶犯罪团伙13757个，缴获枪支1683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786亿余元，同比增长394%。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37855件，同比增长172%，处理4757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2354人，移送司法机关4938人。

中央政法委综治督导局一级巡视员李延华说：“全国扫黑办开通了12337举报平台，让老百姓通过手机，就可以把身边涉黑涉恶的腐败案件直接向全国扫黑办进行举报。全国扫黑办还制定出台了8项法律政策文件，指导各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案件办理过程中，给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在司法量刑上面达到一个统一的效果。在2020年我们要紧盯法律案件把它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2019年，全国刑事立案下降4.1%，八类严重暴力案件下降10.3%，涉枪案件下降34.6%……这样的一些数据，印证着扫黑除恶的阶段性成果，表明着社会治安环境的明显改善，更见证着平安中国的坚实步伐。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3年为期目标的决胜之年，盯住重点行业和领域，清除存量，遏制增量，坚持“打伞”“破网”“断血”齐头并进，打建并举，扫黑除恶才能不断向纵深推进，才能除恶务尽。

本期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