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有感)

说起来，在我毕业的南通大学，社会管理专业与我所读的行政管理专业同属于管理学院。然而，虽然是同一学院，除了一些公共课以外，我对社会管理究竟是怎样一个专业并没有清晰的认知，甚至一度以为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社工。但这并不妨碍阅读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抛开理论视角，单从作者对八九十年代，浙江村人在北京的生产、生活的叙述，所勾勒出的一幅在异乡打拼的全景式画卷，依然值得一读。更难能可贵的是，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份“沉浸式” 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作者摒弃了以“局外人”的身份，摒弃了一种“哲人王”的置身事外的优越感，（王小波在《理想国与哲人王》中，以侩子手为比喻，形象的说明了“被人打量着”的厌恶。）既有大量生产生活细节的描述，也有从中抽象出的理论探析；这种事实与理论的“距离感”的把握是极为重要的。显然，他对读者是友好的，是诚恳而负责任的。无论你是否有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都不会觉得本书晦涩艰深。

作者鲜明的提出“述说者应该是被述说者与阅听人之间的媒介，述说者发现事实的过程和他所发现的事实过程同样重要。在理论的述说中，他也应该显示自己如何从各个具体的事实中得到启发。其用意在于增加研究报告的可讨论性和可检验性。”因此，当作者从某一事实中推导出某理论判断时，读者有条件不赞同此种推论。感谢作者没有预设理论，并以此理论视角来重塑事实。

作者对浙江村“大院”的描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大院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它和后来的房地产投资是两码事。”可以说，大院是浙江村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物理空间上的一种直观体现。有了大人物，才有了大院；而大院的出现，反过来又强化了大人物们的影响力，甚至能否盖得成大院，成为衡量某人是否是大人物的一个标准。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围绕大院的拆除清理，浙江村里的大人物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关系”来与政府“博弈”。既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与智慧（主动向政府提方案，提出拆一批、缓一批、保一批，同时加强大院内部管理，主动拆掉最碍眼的那部分），也有向外寻求支持的手段与能量（发动新闻媒介的力量、联合市场老板、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了解最新动态等）

面对大清理，浙江村人的声音有：

1. 如果说是国家要用地，把它拆了，我没话说，但也要有个时间。盖楼搞工程总是要有个时间的。但你拆了要没用，就把地放在那里，我就跟你拼！你拆了我还要盖！

2. 你们要查我们的证件，那为什么又不给我们续办暂住证和办理就业证？

3. 现在是生产季度，为什么非在这个时间叫我们离开？

大清理结束后，在被拆的大院上，部分北京当地居民对作者说：你给反映反映啊。要么赶快把这儿划成市区，我们上班去；要么你还得让浙江人住回来，你说这地空着干嘛使？我们上哪吃饭去啊······

大清理结束3个月后，大院“卷土重来”，和过去的大院相比，新一轮的“大院制”来自温州人和本地村、乡干部更紧密的合作。

现在是2022年，马上就2023年了，当我们拉长时间，用当前的眼光看那个历史时空下发生的事件的发展走向，是感到陌生还是熟悉呢？作者于2017年作的序2中写道：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在“治理体系”当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如果说“浙江村”曾经拥有过一定“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那我们是否可以从它是如何拥有又如何丧失的过程中，找到生成机制，找到作用路径，找到出路？

以上仅是我阅读本书的一个感触，我用了两个星期读完，大概500多页。对理论部分不求甚解，对浙江村人生产、生活的细节描述印象深刻。一群背井离乡的人在外打拼，生活的种种不易并未击垮他们，他们坚忍、勤劳、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发家致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时过境迁，当年的浙江村现在应该已经变成了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但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时代，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下次去北京，想去大红门、洋桥看看，也逛逛京温市场（不懂现在是否还叫这个名字）。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书中的事物，会是别样的感觉，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缺一不可。说起来，读书还是很有用的，直观地讲，它可以明显降低玩游戏的负罪感。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