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甘霖(“智”强不息，当好科技决策思想库)

把握好世界科技的发展大势，研判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敏锐抓住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和新生长点……随着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需要这样能够深谋远虑、鉴往知来的瞭望者，以及科技决策的思想库。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明确提出“四个率先”的目标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再次强调，要强化两院的国家高端智库职能，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积极开展咨询评议，服务国家决策。

作为科技国家队，打造高水平科技智库、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一直被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重要使命所在。

过去10年来，中国科学院逐渐形成了以学部为主导、以战略咨询院为综合集成平台、以院内外研究支撑单元及院属机构为重要支撑力量的智库架构，敏锐把握国家需求，持续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创新思想和前瞻性建议，更好地为国家建设、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独特的智慧。

院士“智囊团”把脉发展大势

什么是高水平科技智库理应承担的国家使命？那就是聚焦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相关的重大科技问题，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从科学技术影响和作用的角度研究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了突出位置，努力书写着一份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作出实现“双碳”目标的中国承诺。

然而，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如何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真正向低碳社会转型，不仅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也是摆在科技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考验。针对未来需求，需要系统性的科学规划和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储备。

202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围绕我国“双碳”目标，部署启动了“碳中和”重大咨询项目，百余位院士专家从排放、固碳、政策3方面分9个专题开展了咨询研究，从技术和产业层面对我国如何实现“碳中和”作了系统研究，描绘出我国“碳中和”框架路线，明确了技术需求清单，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建议。

该项目形成的1个咨询报告和10个专题研究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后，引起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30多个部委及地方省市的高度关注，并与科技界、产业界开展交流互动，在决策层和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

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重要职能。而充分发挥院士作用，则是履行这项职能的根本保障。10年来，中国科学院学部持续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有创新思想和科学前瞻性的建设性意见，产出了大量智库成果，其中形成院士咨询报告、建议310余份。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2020年，中国科学院部署“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方略的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提出“一改二稳三强化”的研究方略。成果为国家编制国重重组方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制定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提供了支撑。

在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方面，2022年，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开展我国科学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围绕科学教育有关基本问题、国际比较、体系设计、基本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形成了1份咨询报告、1份研究报告和5个专题报告，直接支撑了教育部等18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在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方面，2022年，中国科学院围绕中央关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求，组织专家从初级产品战略需求的安全保供、大规模进口产品的稳定保供、极端情况下的替代保供等角度，重点选取甘蔗、天然橡胶和大豆3个农产品开展咨询研究，完成的阶段性成果已获得中央及农业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自“四个率先”提出以来，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咨询建制化步伐不断加快，设立了若干个学部专业研究支撑中心，开展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推进学部咨询丛书制度化等。2019 年，为了强化咨询工作的顶层设计，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科技智库建设的领导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智库理事会。

2021年，正是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智库理事会的部署下，“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大咨询项目跨学科、跨领域组织 150 余位院士专家深入研究，并形成了《关于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的若干建议》咨询报告，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夯实基础、增添动力。

这些凝聚着院士专家智慧和心血的咨询报告与建议，与国家科技规划、科学政策、科技决策的诉求紧密呼应，在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摸清资源环境“家底”，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

2023年6月20日，合肥市方面专程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地湖所）。他们此行是被一份报告——《中国湖泊生态环境研究报告》吸引而来，并带着巢湖综合治理难题前来求助。

近年来，巢湖富营养化程度明显减轻，重污染河流水质得到改善，可是关于湖泊的分区分类保护、生态修复、可持续治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从长远来看依旧困扰着管理部门。而一直将湖泊治理作为“主责主业”的南京地湖所，在服务湖泊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保障湖泊与流域水安全方面，给合肥调研团队吃了一颗“定心丸”。

2022年3月以来，中国科学院组织南京地湖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院属单位，编制形成了《中国湖泊生态环境研究报告》《中国湿地研究报告》《中国山地研究与山区发展报告》《中国西北干旱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报告》《中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研究报告》等5个资源环境领域系列研究报告，为资源与生态环境相关决策和管理部门提供了科技支撑。

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改变。作为最高咨询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究竟能提供哪些支撑？

“一方面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了解资源与环境全局现状，另一方面要预先把握动态变化趋势，驱动具有储备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最终要为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科技支撑。”南京地湖所所长张甘霖表示，这也是作为智库成果的资源系列研究报告的核心目标所在。

智库是服务决策的，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包含了诸多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横跨多个学科和领域。这就需要智库把重大战略决策分解为不同领域的问题，在充分掌握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予以有效地综合集成和归纳，最后上升为对战略咨询问题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项使命任务，首先是因为各个研究所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做了大量长期性、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而这些具有专业性和科学引领性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证据性提供了源泉和支撑。”张甘霖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一系列研究报告是对系统性的凝练与总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还强调，相关研究拥有较为完备的全国性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和数据中心，而长期持续的相关数据积累是生态环境现状统计和趋势预测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科学院独一无二的优势所在。

“此外，体系化、建制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区别于其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张甘霖坦言，每一份研究报告都是由牵头研究所联合院内多支研究队伍，经过多轮次研讨，集体撰写完成。“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某个学科或单个研究所就能解决的,需要打破学科与学科、所与所之间的界限,形成跨领域解决方案。”

“我们不仅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股力量，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的一股力量。”张甘霖表示，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家队”“国家人”将持续担当作为，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保驾护航”

9月1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这部国内全新的法律将正式实施。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保护地位特殊，立法意义重大。这部法律从提出、起草到颁布仅用时两年多，其中由中国科学院专家团队起草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建议稿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重点问题研究报告》，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关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积累长达几十年，《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是这些长期系统性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转化。”起草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说。

青藏高原问题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关乎经济社会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2017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式启动。除了摸清变化规律、评估与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第二次青藏科考还有一项重要目标就是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三“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的负责人，欧阳志云清楚地知道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面临的诸多挑战。

由于青藏高原生态脆弱、长期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质量低、生态功能退化、草地沙化、水土流失问题仍然严峻，冰川退缩、冻土消融、地质灾害等生态风险正在加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巩固和提升生态保护工作成果的任务还很艰巨。

在欧阳志云看来，智库的功能不是凭空假设问题，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作出预判，提前研究，厚积才能薄发。对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而言，让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有法可依，用严密的法制促进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长久以来研究的问题。

2021年底，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接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托函，便迅速组织相关专家团队，分析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及其近40年的变化趋势，提出了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格局总体架构。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青藏高原主要生态问题，评估了生态保护措施与政策的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确立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思路，并针对青藏高原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提出保护修复的法律要求与规定，以及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的防治对策与措施。

时间紧、任务重。在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的统筹协调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植物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纷纷贡献了在森林、土壤、湿地、草地、荒漠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科研力量和研究成果。

“特别痛快、特别配合，不求回报。”欧阳志云坦言，没有兄弟单位的学术支持，就不会有《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建议稿的顺利完成，“这充分发挥了中国科学院多学科长期积累以及建制化的优势”。

就欧阳志云个人而言，参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起草，为国家生态保护重大规划与科技规划贡献力量是一种常态。

过去20多年，他主持编制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全国生态系统及其2000年以来的变化评估、国家公园建设空间布局方案、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并率先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战略部署提供了科技支撑。

“什么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的理解是，不仅要解决科学技术难题，更要为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解决思路和方案。”欧阳志云告诉《中国科学报》，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领域，找到保护什么、保护哪里、如何保护的答案，并落实到国家政策中，是作为“国家队”成员应尽的责任。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3-08-11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