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这个上海富家少爷，全世界都欠他一个人情)

如今几乎人人离不开网络，大部分家庭都是“光纤入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传说中的“光纤之父”，竟然是一位华人。

所谓的“光纤上网”，即通过一条叫“光纤”的线来传输数据，“光纤”里走的信号是“光”，杨振宁说过，长久以来，西方科学家一直解决不了传输过程中光源由强变弱的问题，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传送距离只能是1到2米。

今天我们使用的光纤，是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它依据的理论，正是1966年时一位叫高锟的华人科学家提出的观点：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代替电线。

此理论一出，旋即被大部分人斥为“痴人说梦”。

为了寻找一根“没有杂质的玻璃”，他费尽了周折。后来，有家美国公司通过参考其论文，成功研发出了“光纤”，他的理论、他的“痴人说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因为其卓有成效的工作，耶鲁大学校长赞誉高锟：“完全改变了世界”。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说：“世界欠你一个极大的人情”。

高锟出身于江南望族，如其曾祖母之言：“我平生喜闻三声，谓婴儿啼声、机杼声、书声是也。”他们的大家族里，总是充盈着传统书香门第应有的气息。

高氏家族称得上显赫，但那是他的祖辈一代代奋斗而来的。

高氏家族最早由山东迁移至江苏金山（现在的上海市金山区）。他们家的第一代，“一无所有，有的只有勇气”，经过四代人辛苦经营，高家“薄有几亩田地”，才开始慢慢进入小康之境。

清朝末年，江南多战乱，军队数度横行江南，五代人的艰辛，转眼之间灰飞烟灭，一夜回到解放前。

高氏一族以“木、火、土、金、水”五字排辈，到了第七代时，出了一位“勇略文才兼备”的子孙，名叫高桂（即高锟的曾祖父）。从此人开始，家族的事业得以重振。

高桂肯用功读书，并且，为了给四邻争是非，不惜去衙门打官司，他因此获得乡民乡邻的拥戴。

对于平时的吃饭穿衣，他能省则省，据后人回忆，高桂的妻子何夫人“纺织之业，祁寒暑雨，晨夕不休”，“凡所用巾箱器物犹嫁时所用也，礼服犹嫁时所服也。”

但对于文化事业，高桂却不惜倾囊而出。

高桂曾花重金出资请书社刻辑书籍，晚年又建“藏真楼”用于收藏丛书。对一个农民来说，此行为堪称“疯狂”。

他的两个儿子高煌（字望之）及高燮（字吹万）都极有出息。

高煌是高家史上第一位举人，因为他的中举，乡里人评论说：“高家总算把牛尾巴拔掉了”，意即他们家不再是农民了。

高燮虽然没有考取功名，某种意义上，却比他哥更厉害。他开创了文学团体“南社”，而当年的民国社会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

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使得他们家族的财富急剧增加。高桂在世时，家里只有几十亩土地；到了高煌、高燮一代，这个数字飙升至一万五千余亩。

但高家并没有为富不仁，恰恰相反，还斥重资修桥补路、建设学堂。高氏的义举感动了村民，有当地老乡甚至说：“每年清明祭祖，我都在祭台上放两个牌位，供两份祭品，一个是自己祖宗的牌位，一个是他们高家祖宗的牌位。”

从晚清至今，高家人才辈出，文学家、革命家、天文学家、科学家、建筑师……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

高燮的第三子名高筠，人称“高家七君子”之一的他，便是高锟的父亲。

高筠曾经远赴美国研读法律，两年之后取得法理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即受到上海市长的亲自接待。彼时，高筠还不到三十岁。

当年上海市遍地洋人，为方便审理与外国人相关的诉讼，上海市专门设立特别法院。法院的主审官为外籍人士，毫无执法经验的高筠则被任命为华人法官。

对于父亲的任命，高锟当初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父亲的职位，装饰性的成分居多。

高筠后来审理过一宗案件，被害者是一位社会名流，父亲的名字也因此常常见诸报端，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因为好奇，高锟常常向父亲打听案件的细节，父亲却总是讳莫如深——即便是数十年之后。

高筠常常告诉家人，作为一个律师，案件的细节必须要保密，除了他和当事人，永远不能向别人透露。

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法官，由于同时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和西方的“放任式”教育，对孩子能够做到切实的感同身受，因此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儿子高锟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高锟幼时在自己的家里上学，由一位老先生教古文、一位菲律宾人教英语，他接受的是最传统的私塾教育。

八岁那年，家里的佣人兼三轮车司机将高锟送进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特殊小学——上海世界学校，由于高锟国学底子好，加之年龄偏大，一入学就上三年级。

六年级时，他们开始进行化学实验。高锟长久以来在私塾里被压抑的童心和创造性，在此时也被完全地释放出来。

他做了很多有趣搞怪的实验，以及，因为手边的化学药品大多数易燃易爆，高锟捅了不少娄子，万幸没有造成大的灾难，晚年的他还在心有余悸：“当时我们手上的氰化物，足以毒害全城的人。”

父母因此禁止儿子做任何实验，好在，高锟很快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渐渐迷上了无线电。这个小小的爱好在他心底埋下种子，日后，高锟竟以电机工程作为事业。

由于战乱的缘故，高家举家搬迁至香港。高锟入学香港，中学毕业时，又以全香港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当年香港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

作为尖子生，高锟可选择的专业很多，他最终决定追随幼时的兴趣，主修电机工程专业。但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大学还不具备教授电机工程的条件，高锟一拍脑门，启程前往英国深造。

经过四年的苦读，1957年时，24岁的他正式从大学毕业。大学甫一毕业，高锟被著名的电信公司录取，成为人人羡慕的“金领”。

高锟的人生，就是富家少爷的“奋斗故事”。

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励志性”可言？如此好的资源与条件摆在那里，想不上进都难。

但一个人必须万般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高锟“毫不费力”的人生，是他一步步奋斗出来的。他的学习之路是如此，科研之路亦是如此。

早在1959年时，激光就被发明了出来。1964年，高锟因此提出一个想法：让光代替电流，成为传输信息的新的载体。

光作为信号的“搬运工”，有着无数的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实在太过羸弱、太经不起折腾，往往传输不了一两米，就彻底歇菜了。

为给光“保驾护航”，高锟进行了无数次实验，经过两年多矢志不移地潜心研究，他发现一个现象：纯净的玻璃有可能满足光线衰减率最少的需求。

1966年7月，高锟首先提出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只要解决掉玻璃的纯净度问题，就能实现传输光信号。”他把这一观点写进了论文，发表在相关期刊上。

后来，这个日期被视作是光纤通讯诞生的日子。但在想当年，高锟等来的却是无尽的嘲讽，因为，“完美的玻璃”并不存在。

高锟不得不亲自参与最纯粹玻璃的制作，他本人也从一个科学家硬生生变成了玻璃工艺的专家。

那是一段殚精竭虑，却注定充满了坎坷的时光。很多大企业对他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因为与制作瓶瓶罐罐相比，研发“没有杂质的玻璃”，费钱费力不说，还看不到前景。

“改变世界”的口号谁都会喊，但当要投入真金白银时，谁又都不愿意做了。

高锟从没有想过放弃。他选择忠于科学，为了科学而坚守信念、矢志不移。

后来，他接触到了康宁公司（就是如今为手机厂商生产“大猩猩玻璃”的那家公司），后者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在高锟的启发下，康宁成功研发出了“光纤”。

光纤的发明，无疑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功名成就之后的高锟，却选择走上了他的祖先走过的老路：积极投身于教育。

从1987年开始，高锟开始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之职。十年校长任期内，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譬如，率先在香港引入相对灵活的“学分制”。

然而，有些学生并不买他的账。1996年，高锟即将离任之时，有同学在校报发表署名文章，大意是：“高锟任职十年，是中文大学最无能的校长。”

鉴于高锟在科研方面的工作，香港回归前夕，有关方面聘请他为港事顾问。高锟的这一任命，再次引发部分同学的不满，有好事者在学校高举“高锟无耻”的横幅，借以表达对校长的憎恨与不满。

高锟并没有怀恨在心，反而，大度而幽默地向别人赞美学生：“你看我的这些学生厉害吧，他们连校长也敢批，也敢砸，这才叫大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智商超群又善良的科学家、教育家，在人生的暮年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当瑞典王室想把沉甸甸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他时，因为患病的缘故，高锟已经无法上台领奖。

主办方为他作了特别的安排：免除上台领奖、鞠躬三次的传统领奖礼仪，由瑞典国王破例走下奖台，把奖牌亲自送到高锟的手里。

高锟很喜欢一句诗歌：“我的忠诚就是我的盔甲。”

他一生忠于科学、忠于学生、忠于自我，他也值得世人的尊重。文/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