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在哪(石小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南阳”到底是哪里？)

2021 年 12 月 26 日（周日）09:00，第三届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旨在助推中日两国间三国（魏蜀吴）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宣传推介三国文化特色旅游资源，在海外讲好三国故事，丰富中日两国间民间交流。本次论坛主题是“诸葛亮、曹操研究及其遗址遗迹”，中日三国文化、旅游专家学者200余人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参加论坛。摘取论坛中一篇代表性发言文章，与爱好三国文化的网友分享。

第三届中日三国文化与旅游发展国际论坛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中“南阳”的解读

石小生

石小生，1953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原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资料室副主任、《中州今古》杂志社长兼主编。现任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河南名胜古迹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大辞典》（常务执行主编，新华出版社），《闲话诸葛躬耕地》（中州古籍出版社）等专著。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一个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见仁见智的悬案。应当承认，因时代所局限，《三国志》对此问题的记载过于简略，加上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闻见异辞，各生彼此”（裴松之语）的歧异史料在所难免，故在诸葛亮躬耕地的解读中出现有争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都是正常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谁也不能否定，那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这段话是诸葛亮唯一一次回顾自己前半生的深切感悟。

诸葛亮自幼从琅琊阳都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躬耕南阳”，辗转数郡，但他只提及了南阳这一个地名，可见“南阳”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之重。所以研究诸葛亮，正确解读“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南阳”这个地名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仅从地名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南阳”，不涉及其他史实。

第一，“南阳”当时是郡名，即南阳郡，秦设36郡之一，郡治是宛县，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市区。《史记·货殖列传》有：“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三国志》也有“南阳户口数百万”的记载。很明显，这两个南阳就是指的是南阳全郡而不是南阳郡内的任何一个具体地点。但诸葛亮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不可能是南阳全郡，而只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自战国末期以降，用南阳、南阳城、南阳郡代指郡治宛县的记载很多。例如，《史记》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西汉另两个富豪是巴寡妇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汉郡名，孔氏却以郡治“宛”替代郡名南阳，同句中又有“迁孔氏南阳”之语，所以，这个“宛孔氏”的“宛”和“迁孔氏南阳”的“南阳”实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

此正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所言：“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之名。二十五年置南阳郡，治宛。”《史记》还有“南阳西通武关”的记载，而《汉书》在引用同一句话时，直接将“南阳西通武关”改成“宛西通武关”，可见，这个“西通武关”的“南阳”也只能是郡治宛而不可能是其所辖的叶、方城，或者新野、邓县。

另外，《后汉书》有“（汉军）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的“南阳”毫无疑问指的也是宛城，因为这个时候王莽已经将宛县改名“南阳县”了。《水经注》（淯水）记载“又南径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代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虽然东汉又将南阳县恢复为宛县，但把宛县称为“南阳”已经成为当时的习惯。《后汉书·天文志》就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帝“幸南阳，又幸章陵”。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这里边“从南阳还”和“自宛还”毫无疑问是同一个地方。同时，这两段记载还把“南阳”与南阳郡所属的叶、章陵等县名并列，进一步说明这个“南阳”指的就是郡治宛而不是南阳郡。其后晋《南雍州记》记载有“南阳县西七里，有梅溪”。晋代没有“南阳县”只有“宛县”，但《南雍州记》依然用“南阳县”指代宛县，可见当时把宛县称为“南阳”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习俗了，另外，《三国志》记载有孙坚“比至南阳”；甘宁“因居南阳”；诸葛亮《后出师表》记载曹操“困于南阳”；东晋郭仲产《襄阳记》记载“南阳城南九十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宅”等等都证明在汉晋时期，把南阳郡治宛县称为“南阳”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和常态。

尤其是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收录的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及曹操“困于南阳”这个记载，“困于南阳”就是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

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前后仅隔一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所指都是南阳郡治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退一步讲，即便“南阳”指的是南阳郡，但在很多史书记载中其所指依然是郡治宛县，例如《后汉书·地理志》有“南阳郡，秦置。洛阳城南七百里”；《元和郡县志》“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晋代郭仲产《荆州记》，博望故城“在郡东北一百二十里，汉武帝置”。这些南阳郡的记载和其他南阳、南阳城、南阳县的记载毫无疑问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一样，都是指的南阳郡郡治宛县。这种用郡名、州名、府名、县名来代指郡治、州治、府治、县治的习俗不仅当时存在，还一直延续到后世。

例如，同在汉晋时期，太原可以代指晋阳，长沙可以代指湘县，汉中可以代指南郑，淮阳可以代指陈县，南郡可以代指江陵（后荆州州治迁移的江陵以后，即以荆州代指江陵）。和南阳一样，这些郡名在长期代指郡治后都逐步取代郡治原有的县名而成为这些城市的正式名称。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是习惯用“南阳”代指市区的宛城区、卧龙区，用襄阳代指市区的襄城区、樊城区，用巴彦淖尔代指临河，用红河州代指个旧吗？

第二，根据当时南阳郡与南郡的管辖范围来看，诸葛亮所言的“躬耕于南阳”只能在今天的南阳市范围之内。东汉末年南阳郡、南郡的分界问题，也是历史学者争辩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一个焦点。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域多以地形为要，《易经》说：“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史学家郑樵也认为：“地理之要在于封圻（音齐，边界），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史书中涉及以汉水为界的最早记载见于《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这清楚地表明，从上古以来，汉水就是豫州和荆州的传统南北分界线。

至秦，《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张衡《南都赋》表述南阳的地理位置云：“陪京之南，在汉之阳。”《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都再一次明确了这种观点。

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所以，众多史书记载的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南北为界已经把“躬耕于南阳”的范围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了，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地方只能在汉水北岸的南阳郡而不可能在汉水南岸的南郡。

第三，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指的现在的襄阳隆中。不过，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和陈寿都没有提及襄阳或者隆中一个字，而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的主要依据是东晋襄阳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个说法除了习凿齿，到目前还没有见到其他史书有可以印证的相关记载，是一个“孤证”。

不仅如此，此说还与其他史书的记载尤其是习凿齿自己的记载自相矛盾，故此“孤证”是不成立的。

南阳郡邓县的前身是春秋时期的邓国，其南界是位于汉水北岸的“鄾”，《左传·桓公九年》有“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的记载。这个鄾为邓之附庸，《史记》曰“邓之南鄙小国”。其故地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襄阳市东北一带。盛弘之《荆州记》：“樊城西北，有鄾城”。《通典》载：“临汉有鄾城，在今襄阳县东北十二里，盖邓之南鄙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也记载“浊水东流注入淯水（今唐白河）又南径邓塞东，又径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

既然习凿齿与众多史书记载“鄾”是“邓之南鄙”，那位于汉水南岸的隆中怎么可能越过汉水北岸这个“邓之南鄙”的“鄾”而属于南阳郡邓县呢？关于隆中是否属于南阳郡邓县的问题，除了习凿齿《襄阳记》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明确将汉水南岸之地排除在南阳郡之外，《襄阳记》还有“襄阳有孔明故宅”，“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及“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衞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

如果我们把习凿齿的这些记载进行综合审查，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是不能成为“隆中属南阳郡邓县”这个“孤证”的佐证的。就证据的证明要求来说，要求达到不容有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襄阳有孔明故宅”和“亮家于南阳邓县”的记载显然是矛盾的，庞德公说的“此间”是哪里？是南阳郡邓县，还是南漳县水镜庄或者庞统居住的鱼梁洲？这个“此间”与邓县、南漳、襄阳三县矛盾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必须首先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中排除虚假、错误的证据，余下的那个证据才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

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习凿齿不是当事人，晚于诸葛亮躬耕南阳170余年，故习凿齿的证词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习凿齿说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他证据如《荆州记》等均来源于习说，故应合并于此证据之中），孤证不能定案，不具备间接证据的充分性和完整性。事实上，习凿齿在诸葛亮故宅的问题上，其意识倾向性的确十分严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所言：《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盖凿齿时晋以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习凿齿推崇诸葛亮和为家乡争名人原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条件应是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不能为了争名人而捏造事实。

事实上，从习凿齿开始，也从来没有人去直接怀疑和排除“躬耕南阳”的真实性。包括习凿齿、盛弘之等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直接把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解读成隆中，没有人把小山村“隆中”称为过南阳，只说过隆中是“亮家”“寓居”“游学”之地。别说不属于南阳郡的隆中了，就是汉水北岸当时属于南阳郡的樊城，哪部史书说过樊城是南阳了？刘备驻屯南阳郡新野县，有谁说过刘备“驻屯南阳”？“火烧博望”是“火烧南阳”吗？所以，如果我们硬要将“躬耕南阳”意指隆中，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东晋以后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阳西的这块地方称为隆中的时候，满世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非要将那个地方称为“南阳”。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人是错误的，要么是诸葛亮，要么是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要么是持这种观点的专家。

依我之见，诸葛亮不会有错，“南阳”就是南阳，无论怎么理解，“南阳”也不可能“意指”隆中；习凿齿等人也不会有错，“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阳城西，无论属不属于南阳郡它都叫“隆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个“隆中”称为“南阳”。而最有可能出错的可能就是非要把“南阳意指隆中”观点的当代学者。如果我们不尊重历史，非要将堂堂的南阳郡“位于襄樊一带”，非要将“南阳”注释成隆中，那一定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第四，从襄阳郡、义阳郡的设立以及南阳郡管辖范围逐步缩小的变化来看，诸葛亮上《出师表》时隆中根本不可能属于南阳郡，诸葛亮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把不属于南阳郡的隆中说成是“南阳”。诸葛亮《出师表》里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下三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天下大势已经与二十年前的东汉末年完全不同了。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必定是“天下三分”时的“南阳”。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也就是刘备三顾茅庐后的第二年，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挥师南下，《晋书·地理志》记载：“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此次行政区划变动，除原南郡编县以北的5县划归襄阳郡外，原属南阳郡的山都、邓城、鄾县也划归了襄阳郡。山都为两汉旧县，而邓城和鄾县两汉史书无载，是新置的县，其地望就是和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北岸两汉邓县旧地。自此之后，汉水北岸的邓城、鄾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市汉水以北直至豫、鄂省界的地方划归了襄阳（郡、州、府）管辖，再也没有归属过南阳（郡、邓州、府）管辖。

这一点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有明确记载：正始二年春（241）“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很清楚，在三国魏的时候，樊城已是“襄阳之樊城”，而不是南阳之樊城了。随后，三国魏文帝（220-226在位）年间又析南阳郡东南部置义阳郡，最初治所在安昌(今湖北枣阳东南)，不久后废。西晋时期复置义阳国，治所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南)，其后屡有迁移，后再移治复阳（今河南桐柏县），这个“义阳郡”的辖县里有邓县和穰县。可以看出，在襄阳郡下辖邓城、鄾县的同时，新设的义阳郡仍然有一个“邓县”。可见，在三国及西晋时期，也就是诸葛亮上《出师表》以及陈寿著《三国志》的时候，邓县不是邓城，由北向南的宛襄大道上原春秋邓国地依次有穰县、邓县、邓城县、鄾县4个县，很明显，这4个县是不能混淆的。此时的襄阳郡邓城、鄾县就是割两汉邓县南境新设的县，位于原春秋邓国的“南鄙”，不是原春秋邓国的中心区域。而义阳郡邓县则是两汉邓县的中心区域，其地望在邓城县、穰县之间，邓城和鄾县占据了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北岸的境域，所以，西晋时期的邓县辖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过地望非常清楚的襄阳郡邓城县和鄾县去管辖汉水南岸的隆中的，除非隆中是邓县的一块“飞地”。况且，此时的邓县属于义阳郡，根本不属于南阳郡。

所以，在诸葛亮上《出师表》以及陈寿著《三国志》的同时，用“南阳之邓县隆中”去解释“躬耕于南阳”，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此，有学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在襄阳郡、义阳郡存在的前提下把“襄阳隆中”说成是“南阳”是说的“政治话”，“《出师表》带有非常强烈的反对曹魏的政治色彩。三国时魏人的一般著作，对于蜀、吴等‘敌国所改之制’的地名，均不予承认，更何况诸葛亮了。”这种推测在《三国志》中没有任何记载可以佐证。不知道这些学者认为诸葛亮不承认曹操设立的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的依据何在？就《三国志》本身来看，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存在。

首先，诸葛亮在《出师表》篇首就言“今天下三分”就是承认曹魏和东吴是与蜀汉并列的三大势力，建安二十六年，诸葛亮劝刘备即帝位就云：“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既然当时已经是“天下无主”，连刘备都已经即帝位了，又承认了“三分天下”的曹魏、东吴存在，诸葛亮还能迂腐固执地守着东汉的行政区划吗？这在军事政治上有什么意义？

何况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设襄阳郡的时候并没有“曹魏”的概念，当时仍然是汉天子的天下，设襄阳郡的诏令仍然是汉天子的诏令，曹操仅仅是策划者和执行者而已。

另外，《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糜）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又，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析汉中郡置上庸郡，同年秋七月，“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三国志·刘封传》即记载：“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将军，迁松为副军将军。”这里边的刘备、诸葛亮任命的“襄阳太守”“南郡太守”“上庸太守”“西城将军”不是曹操设立的行政区划难道是刘备设立的行政区划？难道这是不承认曹魏的行政区划？

还有，蜀汉官员中籍贯襄阳、义阳、南乡诸郡的人员不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称籍贯都是用的曹魏设立的这些行政区划，例如，《诸葛亮传》有“义阳樊建代焉”和“时又有义阳傅肜”的记载。而蜀汉官员以这些曹操新设郡为籍贯的更是普遍现象。例如：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也。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等等。这些记载表明，用曹操建安年间设立的襄阳、义阳诸郡为自己的籍贯在蜀汉官员中已经是一种常态，否则《三国志》就不会这么记载。

第五，可以类比的是，《三国志》以及《魏略》有“（诸葛亮）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和“亮在荆州”之语。对这个“荆州”，许多学者毫无例外的都解读成刘表时期的荆州州治襄阳。我不否认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曾经在襄阳隆中一带随诸葛玄游学寓居过，但如果把“荆州”解读成荆州州治襄阳而不是“荆州管辖的一个地方（宛县）”，那“南阳”也一定是指郡治宛县而不是其所谓“管辖的一个地方（隆中）”。如果“亮在荆州”是指襄阳隆中，而“躬耕南阳”也是指襄阳隆中，一个小山村又叫“荆州”又叫“南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怎么解读刘表时期的“荆州”就应该用同样的思路解读同一时期诸葛亮躬耕的“南阳”。不能一讲“荆州”就是诸葛亮在襄阳隆中，一讲“南阳”还是在襄阳隆中。

由上可见，在汉晋史书中，“南阳”这个地名一指不涉及辖境内任何一个人具体地名的南阳郡，一指郡治宛县；当时南阳郡的南境在汉水北岸，汉水南岸的隆中不属于南阳郡；包括习凿齿在内，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把襄阳隆中称为过“南阳”；另外，习凿齿的“号曰隆中”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孤证，作为证据是不成立的；而诸葛亮在上《出师表》时，已经设立了襄阳郡、义阳郡，与原来的南阳郡、南郡辖境非常清晰，这个时候诸葛亮把“南阳”号曰到汉水南岸的“隆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诸葛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南阳、襄阳都生活过，“避难荆州”与“躬耕南阳”肯定是诸葛亮不同时期的两个阶段，两个地点。解读“南阳”并不是要否定襄阳，南阳卧龙岗与襄阳古隆中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大家向往的地方，既要认可“避难荆州”，又要认可“躬耕南阳”。

当然，我们也真有可能理不清这个“躬耕于南阳”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权威的解读中，例如教科书，不对“躬耕于南阳”作注而只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不行吗？只说诸葛亮的原话总不会有错。《三国志》使用的地名多如牛毛，洛阳、长安、许昌、颍川哪个作注了？所以，有时候回避矛盾也是解决矛盾的一个途径。

（202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