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诗豪 编辑/漆菲

五颜六色的帐篷，随处可见的声援巴勒斯坦的标语和旗帜，形式多样的抗议活动，成为近半个月来出现在美国校园的常见场景。

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下称“哥大”）新闻学院的杨子锐在两位教授的护送下进入几乎被封锁的校园。听说持续两周的抗议有可能再次以警察干预而告终，杨子锐决定加入已在校内驻守数日的学生记者们，报道整个抗议过程。

当日凌晨，持续近两周的声援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在学生与学校协商无果后达到一个高潮，数十名抗议者进入并占领了学校行政楼汉密尔顿大楼（Hamilton Hall）。学校周围区域道路被封锁，警察局的押送车停在路边，此时的校园内部已是山雨欲来。

4月30日凌晨，抗议者在占领哥大行政楼汉密尔顿大楼后，将其改名为“Hind's Hall”，以纪念一位在加沙战争中罹难的女孩。

杨子锐拿着相机来到汉密尔顿大楼前进行拍摄。此刻，十几名抗议者组成一道人墙。一些人的嗓子已经沙哑，但仍以歌声继续抗议。“他们唱完歌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包括在场的记者都在抹眼泪。谁都没有说话，但大家知道，这场运动的悲剧结尾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杨子锐说。

随后，纽约市警察局（NYPD）再次进入哥大校园，据称有上百人被捕。为了确保校园安全，哥大校长沙菲克（Minouche Shafik）要求纽约警方继续驻守到5月17日，也就是哥大毕业典礼结束之后。而在5月6日，哥大取消了原定于15日举行的全校毕业典礼，转而举办规模较小的校内活动。

哥大的抗议活动受到全球关注，也引发美国数十所大学学生效仿。自4月17日纽约警察首次进入哥大校园逮捕和平抗议者以来，其他高校陆续发生类似事件。5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活动时，再度重申“美国任何一所校园里都容不下反犹太主义”，并强调美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

进入5月，随着各大高校陆续进入毕业季，这股“挺巴”抗议浪潮开始趋缓，多所大学已经召开了毕业典礼。尚未举办毕业典礼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向亲巴勒斯坦示威学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离开抗议营地，否则将面临停学或开除学籍等惩罚。一场高校示威运动，正在美国各界的纷争声中以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入尾声。

事态如何步步升级?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由于发生在加沙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高校时有声援巴勒斯坦或声援以色列的游行发生。为此，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三所大学校长去年12月出席了国会关于抗议中是否存在反犹主义言行的听证会。因没能针对“在抗议中使用种族屠杀言论是否违反校规”等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前两位大学的校长相继辞职。

然而，美国高校对于巴以冲突的争论没有就此停止。2024年春季学期以来，高校内部关于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转折点发生在4月17日——上轮校园抗议中没有发生过激烈舆论震荡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了美国高校“挺巴反以”抗议的中心。

根据哥大校报《哥伦比亚观察者》报道，校长沙菲克当天出席国会听证会几小时前，数百名哥大学生在位于纽约上城区的校园内搭起帐篷，称校方如果不从以色列撤资，他们将一直“占领”草坪。

4月18日，沙菲克授权纽约警察进入校园并驱散抗议人群，警方随即逮捕超过百名学生。虽然大多数学生当天被释放，但警察进校干预和平示威的情况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和声讨。纽约和其他州的学生纷纷开始组织相似的示威以声援哥大学生，多地警方出动“清场”，局势开始变得紧张。

4月18日，纽约警方首次进入哥大校园逮捕抗议学生。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4月底，全美的学生和教职工抗议中发生了超过2000起逮捕事件。哥大的事件发生后，其他高校的大规模逮捕一般发生在“扎营”示威活动开始后不久。警方以非法入侵等罪名警告示威者后，拒不离开者或将被捕。

虽然逮捕不意味着抗议者就会受到相关指控，但学生和警方的冲突在一些地区演变得较为恶劣。比如，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片段和多家媒体报道，在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警察使用橡胶子弹驱赶抗议者，并对其中一名倒地被绑的示威者使用了电击枪。而在5月2日，警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清场抗议营地时，曾使用闪光弹等防暴设备与抗议者对峙，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5月2日，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方与挺巴学生发生冲突。

在抗议的语境下，执法者在保护公民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即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同时也需要维护公共安全，而这二者间的界限如果把握不善，往往会引发争议。

当沙菲克授权纽约警察驱散并逮捕抗议学生之后，全美舆论哗然。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哥大分会和巴纳德学院（哥大本科学院之一）分会联合谴责了沙菲克的做法，称其有违学校的“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原则，并要求其立即抹除对抗议学生的停课处罚或其他指控。

4月22日，超过两百位哥大教授在校内游行，抗议针对学生的停课处分和逮捕。

非盈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前主席、律师和社会活动家纳丁·斯特罗森（Nadine Strossen）向《凤凰周刊》表示，针对警察是否应当干预抗议的问题，最终要回归到抗议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警方完全有权逮捕以执行法律。” 纳丁说。

纳丁指出，警察前后两次进入哥大校园的正当性是有所不同的。在4月30日警方“清场”之前，一些抗议者通过砸窗等方式进入行政楼并将自己锁在楼内，“类似闯入建筑物、设置路障、阻止其他工作人员进入建筑物并对其进行破坏等行为，肯定违反了大学的校规乃至法律”。

但在纳丁看来，更关键的在于，学校是否应当率先召集警察来驱散一场总体和平的示威活动。“据我所知，当前的争论点在于，（召集警察）应是在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终极手段。外界最大批评不在于学校是否有权利召集警察，而是在策略选择或是审慎考虑中，这并非正确的做法。”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和平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但执法者可以基于紧迫的公共安全原因针对公民特定言行实行“时间、地点以及行为限制（time, place, and manner restrictions ）”。这条原则也在近日的公共舆论中被多方提及。

4月29日谈判无果后，哥大校长沙菲克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学生遵守学校制度。图源:instagram@Columbia

纳丁强调说，是否需要限制言论和行为的根本在于“内容中立”原则，即无论抗议者传递的信息立场如何，如果造成对人和财产的实质性伤害，其言行就应当被限制。

“关于‘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重要一点是，每一项限制措施的执行不能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受到惩罚。即人们不能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受到惩罚，也不能因为对中东事件的观点而受到惩罚，而是基于他们的行为方式（而受罚）。”纳丁说。

当警方清场哥大的校园抗议之后，亲巴勒斯坦的美国倡议组织“巴勒斯坦法务”（Palestine Legal）提交了一项投诉，指控哥大在处理加沙相关抗议时存在“极端的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惧症”，旨在质疑学校对挺巴抗议的回应中存在偏见与歧视。目前，教育部已依据该诉讼对哥大展开一项联邦调查。

“扎营”的和平抗议者

抗议帐篷被取消前，哥大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百川多次参与和观察了营地的活动。他描述说，此前的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Camp）像是一个流动性的场所，在不同时间节点呈现出不同氛围和形状，但“总体是比较和平的”。

在抗议学生看来，学校第一次授权警察进入校园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据百川描述，即便校方通过多种方式警告学生停止抗议，但大部分人没有预见到警方会直接进入校园进行大规模逮捕，“不过，逮捕过程总体比较平和，抗议者几乎没有抵抗”。

最早搭起帐篷的南草坪被警方清空后，许多抗议者坚定地选择将示威活动进行下去。“西草坪最开始没有人去，可到了周四（4月18日）晚已经站满了人。大家虽然感到愤怒，但同时也会感到害怕和恐惧。”百川说。

在学校禁止搭建帐篷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干脆躺在了草坪上。“睡草坪可没那么容易，有些人熬到一两点钟就离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待到后半夜。”

到了“扎营”示威的第一个周末，抗议者们已经将营地组织得井井有条。除了每天组织很多和加沙战争相关的活动，比如邀请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来演讲、放映纪录片外，学生们也会在这里继续学业。

“在我看来，学生们的状态是不打算通过短期集会来达到诉求，而是通过居住在此作为一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抵抗形式。”百川说。

与此同时，抗议营地的学生组织者也与校方展开协商。学生们的诉求是要求校方从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公司撤资，然而持续数日的谈判并无进展，学校方面几次下了“通牒”，称如果谈判无果就会清除营地。

面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大规模逮捕，营地内部的学生自发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一位哥大学生告诉《凤凰周刊》，抗议者内部会提前商量是否有同学自愿被捕。即将毕业的学生或者身份问题较为复杂的国际生会被拒绝成为“志愿者”——因为抗议学生内部希望能降低风险，同时多保护一些学生。

营地中还会就一些重要问题举行集会，通过投票决定一些事务。在百川观察到的一场集会中，学生们统一讨论了如何处理来访媒体的问题，最终决定除了校内的学生记者之外，其他媒体需要获得一个通行证才能进入营地，但营地的入口允许所有学生自由通行。“整个营地没有任何强制措施，大家会用一种比较软的方式去控制整个生态。”百川说。

位于哥大西草坪（West Lawn）的加沙团结营地。

抗议诉求有先例可循

“扎营”示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高校的反战浪潮。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占领”校园以表达反对越南战争的诉求，示威最终被警方暴力驱逐，超过700名抗议者被捕。

从这一次的学生抗议中可以见到很多当时校园运动的影子。学生们拉起写有“解放区”标语的条幅，在营地中心举办关于巴以冲突的讲学（teach-in），各界关心巴以局势的人士会出现在集会现场发表演讲。

哥大这次的“扎营”抗议活动显示出一些与1968年反战示威运动相似的元素。

除了号召学校呼吁以色列尽快在加沙停火以外，另一个处于学生运动核心的诉求是大学从以色列撤资。

作为社会运动中一项常见的政治策略，撤资号召通常由抗议者向各类机构施压，使其通过卖出持股、停止合作等方式来切断与被认为有不道德行为的组织或国家间的联系。针对呼吁以色列停止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尊重巴难民回归权的BDS（“抵制、撤资、制裁”的首字母缩写）运动诞生于2005年，是此类活动的一个代表。

本轮学生运动中，不同高校对于撤资的诉求有所不同。哥大抗议者要求学校从所有“在以色列对加沙战争中获益”的公司撤资，既包括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也包括广义上与以色列有密切经济或技术联系的谷歌、微软和Airbnb等互联网企业。其他一些大学将呼吁撤资的范围限定在和战争直接相关的武器制造商。比如，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份联合请愿表中，被列入撤资名单的公司包括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波音、以尔比特系统公司等。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跨学科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苏珊·莫里森 （Suzanne Morrison）常年研究中东政治与活动主义。她认为，抗议学生对撤资的呼吁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在经济影响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呼吁撤资来提高公众对战争的关注，以及让相关机构和公司更多地暴露于公众的检验之下。

“他们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在更广泛的政治意义上被各自大学的管理层听到。因此，（抗议学生）感到领导层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切不作回应。世界各地的领导层和政府，特别是美国，没有听取年轻人对于停战的呼吁。”苏珊向《凤凰周刊》解释说。

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到哥大发表讲话并批评学生的抗议活动，引发校内抗议者的不满。

在资本流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想要精确地从某一部门或国家撤资有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但苏珊认为，学校并非完全不能回应学生有关撤资的诉求。

“（撤资）确实困难，因为大学拥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所以解开这些关系相当困难，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妥协结果），所以学生们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这一点。”苏珊说。

1985年，哥大在学生抗议后从一众在南非运作的公司撤资，以表达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抵抗。2017年，哥大承诺退出热煤产业，并在2020年年初宣布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不投资政策。

本轮校园内部的撤资运动承接着一些历史线索。“学生之所以呼吁撤资，是因为撤资是一件具有历史语境的事情，且（抗议者们）在校园内部有呼吁撤资的组织架构可以借鉴。”苏珊解释道。

苏珊表示，大学撤资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开始调查并进行研究的过程。“这确实需要政治意愿，（学校）不仅要与提出这类关切的人进行接触，还需要与董事会等对大学的财务实力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进行磋商。”苏珊说。

随着抗议持续，个别大学针对撤资号召做出了具体行动。位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州立大学4月28日表示，学校将暂停接收波音公司的捐赠。据波音公司的一份官方文件，以色列空军从1948年开始使用波音B-17战斗机，以色列国防军目前使用了9项波音公司产品。通过采购，该公司为以色列经济贡献了35亿美元的利润。波特兰州立大学校长表示，校方将举行论坛来探讨如何进一步处理抗议者的诉求，并通过“公民对话”和“开放调查”来做出下一步行动。

与此同时，布朗大学的学生抗议者于4月底和校方达成一项协议，学校将就从与以色列军事行动相关的公司撤资一事进行讨论和表决。作为交换条件，布朗大学的学生抗议者们结束了“扎营”运动。西北大学达成的协议中允许学生抗议活动延续至6月1日，但会禁止大部分的抗议帐篷，学校同时承诺将与董事会的投资委员会接触，并在秋季学期重新建立投资责任咨询委员会。

然而，类似协议没能在抗议最先升级的哥大达成。4月29日，沙菲克发布一则公开声明称，虽然与学生代表进行了一些建设性磋商，校方依然不会撤资。紧随谈判之后的，就是当晚抗议者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举动。

4月25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名巡警在埃默里大学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拘捕一名抗议者。

“一个时代结束了”

校长的公开声明发布之后，哥大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警察会很快再次进入校园，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次日凌晨，学校将校园各个大门封锁，不准许非居住在校内宿舍的同学进校。学校内部的很多教学楼和图书馆也在当天关闭。

据多名同学回忆，位于普利策楼的哥大新闻学院是运行到最后的教学楼。由于学校此前已经限制外部媒体进入校园采访，哥大校内的学生记者和部分新闻系教授成为清场前除了抗议者之外还驻守在校内的群体。“就算学生们刷不开卡，大家也会采用留下一个人的方式，保证大家至少可以进入新闻学院。”杨子锐说。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在学校待命的学生记者们突然奔走相告，警方要进场了。杨子锐和其他人奔向校园面对114街的校门，此时，戴着头盔、穿着制服的警察已经进入校园。“当我们冲过去，警察大喊着立定，然后跟学生们有大概一分钟的（僵持）。”杨子锐说。

警方开始行动后，开始将媒体所在的人群向后推，最终将其控制在离汉密尔顿大楼较远的校园主道和宿舍楼附近，导致大部分媒体没能近距离报道逮捕行动。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为此发布了一则声明，针对在各地抗议中出现阻挠或干扰媒体报道的情况，该组织呼吁高校和执法机关须保护记者自由报道抗议行动的权利。

随后，杨子锐听到汉密尔顿大楼的门口传来一声巨响，“警察通过拆掉抗议者在门口拦着的铁栅栏的方式，强行进入。”他回忆说，“网上流传的图是警察架了一个梯子从二楼的窗户进去的，但因为角度问题我无法证实，只听到他们从北边的入口进入（大楼）”。

4月30日晚，纽约警方进入哥大汉密尔顿大楼二层，此前抗议者占领了这一建筑。

杨子锐说，校内抗议者被捕的时候总体比较和平，“除了有人在被带出来的时候大喊几句口号，剩下没有太过激的事情。”根据4月30日的政府通报，纽约警方当天在哥大逮捕了112人。

律师纳丁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逮捕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超必要武力是另一个争议点。“警察可使用合理的武力来实施逮捕，它要求符合一种相称性原则（proportionality）。”纳丁解释说，在逮捕中如果不可避免使用到武力，应注意将武力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4月30日的清场中，据《哥伦比亚观察者》报道，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扔下台阶，并用路障击打校外抗议者。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组织（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亦发布声明称，“至少有一名学生因纽约警方的伤害而住院。”

“任何有证据能证明的此类行为都应受到调查，以评估实际使用武力到什么程度，以及使用武力的原因是否符合相称性原则。”纳丁补充道，“我认为规则是清晰的，也是常识性的，但在特定情况下应用肯定会非常困难。”

校园之外，席卷多地高校的抗议活动也招致了白宫和其他政界人士的批评。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批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反犹太主义言论”。他在电视节目上表示，“大学校长需要控制局势，允许言论自由，并抵制反犹太主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公开发言中批评“挺巴”抗议对犹太裔学生有恐吓作用，称美国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是受到反犹主义的驱使。

内塔尼亚胡最近在公开发言中称，美国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是受到反犹主义的驱使。

但他的言论受到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反驳。桑德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他承认“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存在并且正在增长”，但抗议者要求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行动负责并不是反犹太主义，并称“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内塔尼亚胡在加沙的战争机器感到厌恶”，且不希望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援助。

杨子锐提到，校园在整个抗议中成为一个中心，实际上也吸引到很多校外人群聚集在学校周边抗议，其激烈程度很多时候反而超越了校内集会。“我和其他同学们觉得，在目前可见的报道中，不管是大媒体还是小媒体，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或多或少对整个运动有一个误解。可能因为校园对于媒体有限制，又或者是记者们很赶时间，很容易把校内校外的抗议混为一谈。”

随着不同高校或通过与抗议者达成协议，或通过警察清理抗议现场，这场演变为全美范围内的运动似乎正走向尾声。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的苏珊表示，历史上美国的校园运动会在暑假期间减弱乃至逐渐平息，但“这取决于巴以冲突的发展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参与情况。”

加之今年适逢美国大选，巴以问题在其中的影响尚难预测。苏珊说，由于没能严肃回应年轻群体对战争的关切，校园示威在后期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已让民主党感到意外。

“许多美国年轻人不一定是单一议题的支持者，他们会更多进行交叉分析，将世界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因此，校园对于警方的使用，或者说受到质疑的这种使用，尤其引起了年轻人的关注，因为这与其他重要的美国政治议题相关。”苏珊说。

5月1日凌晨两点，伴随校园门禁再次被打开，杨子锐走出教学楼，学校里已经见不到抗议的痕迹，帐篷和标语在清场中被撤走及销毁。他和一群同学站着，没有人说话。后来，有一个人突然说了一句，“The end of an era.（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同学说，“是啊，不敢相信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