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乔冠华穿了一身熨烫得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装。

他在出门前还特意打理了自己的头发，把发型梳得很整齐。

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乔冠华很满意，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迈着稳健的步伐，朝联合国会议室走过去。

乔冠华郑重其事地坐在写有“China”标识的席位。

此刻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对准了他的身影，中国代表团成为会场上的焦点。

联合国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向国际舞台，以联合国为依托，在国际社会上担负起大国的责任。

乔冠华落座之后，一位外国记者询问道：“此刻得知这个消息，您是什么心情？”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大笑回应。

这个瞬间被一旁的记者朋友用相机捕捉住，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展现大国形象的经典标志。

乔冠华的形象定格在此处，轻松自如的模样尽显其意气风流的文采，他的外交成就是靠数十年如一日地学习和实践累积的。

毛主席曾经看到乔冠华的文章，称赞这个撰稿人：“一篇文章能抵得上两个坦克师的战斗力哩！”

少时勤学，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1913年，乔冠华出生在江苏盐城东乔庄。

记者问起他出生时候的细节时，乔冠华的家人回答道：“那是一个春天，地里的油菜花都开了，到处是金黄的一片。”

江苏地区被上游的淮河滋润，河沟纵横密布，水系众多。

青砖白瓦的小阁楼临水而建，到处是一派鸟语花香的气息。

乔冠华幼时住在老屋上，院子里是绿茵成碧的花草，进入他曾经住着的小屋子。

可以看到房间里是一张床和一个小木桌，两件陈设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位置。

木桌上还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供乔冠华读书使用。

乔冠华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当地的私塾先生用四书五经给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他小时候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的旧模式。

等到他上了中学之后，才逐渐被送去公立学校。

在那里他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

年轻的乔冠华身体力行地参与了许多进步运动，他在闹学潮活动中被学校给盯住了。

学校老师多次拘留和劝说都不管用，无奈之下学校决定把他开除。

乔冠华的父亲就托人让他到南京中南学校去读书。

中南学校在当时是一个知名度很高，教学质量很好。

乔冠华到了南京中南中学，决定向校方申请跳级学习。

校方没有一下子拒绝他的请求，他们说如果他能通过学历水平的测试就让他跳级读书。

乔冠华不负所望顺利通过了学校出的测试题，校领导很是欣慰，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塑造的好苗子。

乔冠华在那里读了半年的书，就以优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录取，证实了校长的猜想。

乔冠华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新思想，他自己主动查找资料，几番对比研读之后，确定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自己一生的追求。

上了大学之后，乔冠华依旧不忘记自己对于西方哲学理论的兴趣。

他大二的时候转到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发誓要和钱钟书一起把清华大学的藏书都看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身体力行地完成自己的志向。

乔冠华不止读完了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对于书上的内容还颇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为了避免译本传到中国会有些讹误，乔冠华自学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外国语言阅读原著，想要原汁原味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传说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带着自己的笔记本来到了操场。

同学们总是看到乔冠华一手正拿着纸条抄单词，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好像在背诵着什么，有时还能看到他在跑步。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读了许多关于黑格尔的著作，认为这些哲学思想非常有价值。

他的朋友季羡林说，乔冠华对于黑格尔的哲学很痴迷，谈起自己偶像的样子很神气。

他就这样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走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神采奕奕地走向自己理想的未来。

乔冠华把清华大学的藏书大体看了一个遍，那些图书并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他决定继续追求自己的哲学理想，打算出国去学习。

他首先选择的目标是日本，乔冠华的学习成绩优秀，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资助，为他解决了高额的学费问题。

1933年，乔冠华在日本继续学习他所热爱的哲学专业，别人觉得哲学课抽象难懂，学出来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功用。

身处异国他乡的乔冠华了解到国内被日本人侵略的情况，秘密地参加了当地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宣传工作。

日本警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发现其中的端倪，将乔冠华关押到看守所里，并搜查了他当时住的地方。

日本人查了半天，实在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证据，乔冠华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礼拜就被无罪释放。

在看守所期间，一位日本警察随人搜查过乔冠华的家里，他悄悄对他说：“我很佩服你，乔君！”

原来是他看到乔冠华家里的藏书很多，但是每一件东西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日本警察通过他家里的陈设，被他严谨高雅的气质所折服，他认为乔君是很有教养的值得尊敬的人。

乔冠华在日本参与抗日运动，他在身边团结起越来越多的力量，这种行为逐渐演变得激烈起来。

日本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不容许乔冠华组织参与爱国力量，不久之后，他们把他驱逐出日本国的境内。

1935年，乔冠华前往德国留学期间，中国境内的战争形式越来越紧张，他学习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关怀国家大事上。

他利用课外时间钻研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理论，他和朋友们查阅了相关的书籍，经常就国内外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国内的困境。

1936年，国内的形式发展得不容乐观，乔冠华认为“纸上谈兵”终究是没有什么大作用。

他担心祖国和人民的安危，一心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去，主动投身于国内救亡图存的战斗之中。

乔冠华辗转回到了祖国时，正巧学校的博士论文进入答辩阶段。

他顾不了那么多，在国外读再多的书比不上切实为祖国做点贡献，就没有及时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的毕业证书。

投身革命，毛主席亲口称赞

乔冠华辗转多地，通过各种渠道终于在1938年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他被邀请到香港担任《时事晚报》的主笔，乔冠华就用“乔木”为笔名，写出文章就用这个笔名发表出来。

每写完一篇就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华侨报纸发布，他每天就针对社会发展的时事情况，发表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

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幻莫测，各地的势力风起云涌，整个国家的局势很不明朗。

乔冠华撰写社会评论时不可避免要谈到很多国际问题，“乔木”的社会评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们都认为“乔木”文采斐然，用犀利的文笔赢得了一部分忠实的粉丝。

当时的文化人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抗日思想，社会上各方政治力量十分混杂。

有些民众对于国民党明面上抗日、暗地里反共的政策认识不清，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乔木”就对这些混沌不明的社会现象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为看报纸的读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工作期间，乔冠华干脆就住在了报社里，报社的工作室安排在香港闹市的一间狭小的楼房里，那里的环境不是很好。

夏天很热，闷热的房间仿佛蒸笼一样，乔冠华时常不顾一切抓紧时间伏案写作，汗珠就顺着脸淌下来，他也不管不顾，随手擦掉便继续投入写作。

工作地点临近街道，窗外的嘈杂的声响传到阁楼中，让人难以入眠。

乔冠华只在白天的时候勉强睡上几个小时，等到下午和晚上就搜集资料投入工作之中，一直到很晚才能进入睡眠。

在朋友冯亦代的眼中，乔冠华是一个只要工作不要命的人，他常为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章而废寝忘食。

一集中精力做事情就顾不上睡觉，也不会好好吃饭，他担心再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撑不住。

冯亦代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好友为了工作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他几次邀请乔冠华到自己的家里居住，有保姆能照顾他的起居。

耐不住冯亦代热情的要求，乔冠华最终才同意这个提议。

但是到了朋友家里，乔冠华也没有改掉坏毛病。

家里的保姆跟冯亦代告状说，乔冠华就像是一个“酒仙儿”，到了饭点儿就一个劲地喝酒，有时候还会一边拿来报纸看，就是不会好好吃饭。

把打好的饭送到面前他也不会吃，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一不留神，乔冠华就随手就把饭放到一边，马不停蹄地看报纸去了。

冯亦代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很着急地劝他说：“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然就失去了革命的本钱。”

乔冠华道：“现在国内国外的形式这么紧张，我要写出好的文章，就必须得广泛地收集材料，可是每天给我的时间并不多，这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误。”

1939年，乔冠华向共产党办事处提出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毛主席早就对他的文章表示赞赏。

他曾经向身边的人说：“你们读过一个叫乔木的人写的文章吗？他是香港的报社编辑，我看那一篇文章气势上就等于两个师的战斗力。”

党中央的其他人一致认为乔冠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党要发展壮大，必须要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

外交人才，联合国会议上“一笑成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环境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当时我国外交部由周总理担任部长，在他的亲自指挥之下，任命乔冠华为外交部的重要组成人员。

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管控，新中国要恢复在国际社会上的独立和主权。

1950年10月，乔国华作为中国代表，多次参与了与日内瓦会议的正常外交工作，负责起草和领导撰写各类重要的外交文件。

1964年8月，乔冠华曾经代替毛主席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回复一封信件，毛主席点名要他来写这封信件，并且做出指示要用亲切的口吻写这封信。

乔冠华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在四五天之内就完成了初稿。

毛主席看了乔冠华撰写的文章非常满意，当即批示立即使用，打印出来之后当天下午就签字发送了过去。

新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决议通过，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

记者拍下“乔的笑”记录下历史性的时刻，联合国宣布了这项决议之后，乔冠华冷静地走上了演讲台。

他用流利的英语叙述了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指出“两个中国”是美国人的策略。

随后他用清晰的逻辑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宣布我们国家致力于维护各国和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集结各方面的力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和谐发展。

乔冠华泰然自若地演讲发言，代表了新中国的自信昂扬的外交形象。

乔冠华的女儿乔松回忆起自己父亲外交成就时说：“父亲从联合国回到家之后，最常提起的不是自己在会场上的表现。”

乔松补充道：“父亲回来之后特意到马克思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他是一个学者型的革命家，一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也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曾经绚烂的生命转眼来到了萧条的时刻，出生在春天的乔冠华迎来了人生的迟暮之冬。

他的身体已经不是不好，大部分时间都会静养，常躺在摇椅上休息，或是在客厅里抱着一本书读。

乔冠华向来以温润如玉的学者形象示人，谁知他心中曾经激荡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且终身都在不懈为祖国独立奋斗。

一代学士的高风亮节就体现在他那张闻名世界的照片中，“乔的笑”，笑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笑出了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我当代青年人，也该主动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