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是我国的开国元勋。

这个为党为人民付出一生的领袖，家庭情况自然是引人好奇，那么小平同志家的家风又是怎样的？五个子女的命运又是如何？

不爱写信的邓公

小平同志一生鲜少对家人写信，就连最普通的向家人叙说今日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小平同志都不写，所以夫人卓琳总是说他都不爱写信。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爱写信的父亲，却将自己一生中所有的书信都写给了自己的儿女。

给家人写信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

那是邓公写出的一封不算严格意义的家书。

而回看小平同志与卓琳的相遇，也是一封信都没写过。

卓琳原名叫做蒲琼英，1916年在云南出生。

其父亲蒲在延是民族品牌“宣威火腿”的创始人，并且曾经跟孙中山参与北伐并且被民国政府授予少将的军衔。

蒲琼英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在家中自然是备受宠爱，优越的家庭环境自然是令其自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

1936年蒲琼英凭借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由此还开创了云南女学生考上北大的历史。

本以为自己以后会在物理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的蒲琼英，随后毅然决然选择了投身革命。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北平开始沦陷，不愿意屈服，不愿做亡国奴的蒲琼英便去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甚至为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卓琳。

并且是陕北公学学生的身份，从陕北工学毕业之后的卓琳被分配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也正是在保安处工作的日子里，卓琳与小平同志两人相识了。

可以说，邓公对卓琳一见钟情。

卓琳朝气蓬勃，性格热情活泼，谈吐得体，举止很是大方，邓公对其很是喜欢。便主动上前去与卓琳交谈。

两人相识之后，邓公便时不时地去找卓琳，而卓琳也是偶尔会去找邓公与其交谈，两人你来我往之间，便更加熟悉了。

一开始的邓公却很是害羞，不敢向卓琳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便托卓琳身边的女同志帮其向卓琳表达自己的心意。

但是一开始，卓琳拒绝了。

人家都是通过书信表达心意，但邓公却是直接将自己的言语告诉女同志帮其“捎”过去。

但卓琳拒绝邓公的原因并非是如此，而是卓琳认为工农干部不懂浪漫文化，所以和他们讲不到一起去。

但邓公可不放弃，两度托人说媒，希望将自己的心意告知给卓琳，但都被卓琳拒绝回来。

轻言放弃如何是邓公的性格，而在此期间邓公一封在卓琳看来应该有的“表达浪漫心意”的书信都没有。

两次都说媒失败，邓公决定自己亲自去找卓琳，邓公开始从自己之前的经历开始讲起，比如怎么到法国后来又去到了苏联，之后又是如何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参加革命。

邓公的娓娓道来打破 了卓琳认为工农干部不懂文化的刻板印象，对于邓公的经历以及讲述，卓琳觉得其很是有魅力和魄力，最后也便同意了与邓公结婚。

后来回忆起这段曲折的恋爱，卓琳也是打趣地讲着；“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时候我也二十三岁，也是适婚的年纪，我说算了吧，就凑合着过吧。”

后来，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专门为邓公和卓琳两人举办了婚礼。

婚后的两人也很是幸福，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活动做贡献。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前线战事接连不断，两人婚后的第四天便开始匆忙去到太行山抗日前线。

到了前线后，卓琳便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班长，而邓公便在129师部，两人见面的次数很少，只有在总部开会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

卓琳便让邓公给其写信，邓公便问写些什么，卓琳便告诉他让其将每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写你的生活。

邓公还专门戏谑地回答道：“行，等之后我叫秘书给我弄一个，然后我每个月给你发一份。”

听完于此的卓琳也是有些不忍发笑。

虽然没能得到家书，但卓琳却渐渐明白邓公的心，为人民奋斗为党奋斗的心。

从大行山到大别山，从大西南到中央，每次邓公去到一个新地方，卓琳便带着孩子去到邓公的地方，因此两人之间对于家书也不必成为必选项。

邓公的女儿邓榕也曾经表示自己从小到大没见过父亲写信，也从没见过其因为家事写信。

1976年6月，邓公向卓琳写了一张字条，也便成了一张不算严格意义的“家书”。

彼时，邓公因为别撤销党内的职务，便与卓琳一起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一间老宅子里单独居住，但两人的生活并未过多久，卓琳便因为眼病复发去往医院治疗。

后来邓公希望自己能和卓琳一起居住，便向上级一一请求得到批准，于是，邓公便专门向卓琳送去了一张字条，内容便是很开心批准自己在原处和孩子们居住的意愿。

然而实际上邓公的书信都写给了自己的孩子。

为子女操碎了心

邓公与卓琳两人一共育有五个孩子。

其中大女儿邓林便是在卓琳跟随邓公去到前线期间生下的，但因为彼时战事紧张，加上部队转移，卓琳将邓林生下不到七天的时间，便将其托付给了延安的一家百姓代为抚养。

1944年的，邓朴方出生，1945年邓楠出生。

也是这个时候，卓琳回到延安将长女邓林接回家。

1948年，战争局势进入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攻的阶段，因为局势的动荡，故而卓琳与其他家属被安排在一个教堂内，领着孩子的卓琳便在此暂时安顿下来。

带孩子便成了卓琳的主要工作。

在卓琳的努力下，还专门为烈士遗孤以及干部子女开设学校，而卓琳便在其中担任校长。

1952年，邓公一家从大西南去到北京，为了帮助邓公，卓琳专门向中央请示回到邓公身边，并且继续担任邓公的秘书。

卓琳的工作也很是繁琐，不仅要照顾几个大孩子，还要照顾两岁的邓榕。

工作的繁琐加上生活的繁琐令两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但卓琳不怨，只是按照自己的流程按部就班的生活。

并且不管是丈夫邓公亦或是子女，卓琳都照顾得井井有条。

卓琳知晓邓公最爱喝龙井茶，便每月除去家庭支出之外单独为邓公留上购买龙井茶的钱。

到了六十年代，彼时国内陷入了困难时期，不管是油亦或者是肉都很会稀缺，即使是身为党内领导也自是不例外。

但邓公均是命卓琳将这些与亲戚一同分享。

即使卓琳希望给日理万机的邓公开小灶，邓公也是不愿意。

1969年10月，邓公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在这个特殊时期，卓琳依旧毫不犹豫地选择陪在邓公身边。

邓公的孩子也是散落在各地，也便成了邓公一块心病。

思念儿女的邓公便一次次地向汪东兴写信，信里很少有对自己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安排要求，而是希望允许孩子回家探亲。

也是这一年，邓公知道了自己孩子邓朴方伤残的情况，因遭人迫害，邓朴方落下了终身残疾。

邓朴方的情况便是邓公最担心的。

为了及时给孩子进行治疗，邓公专门向中央写信，后来得到中央的批准及时对邓朴方进行治疗。

1970年2月9日，再次向汪东兴写信，希望能够帮忙让自己的孩子分配到靠近自己的位置一些。

邓公在1970年9月13日继续向汪东兴写信，表示儿子邓朴方在治疗方面已经有了进步，并表示希望多照顾一些，或者送到自己身边进行照顾。

随着邓朴方的到来，邓公便担起了照顾邓朴方的照顾工作，每天为邓朴方翻身，彼时虽然邓公步入年迈，但依旧保有力气。

因为担心长期卧床会长褥疮，夫妇两人每隔两小时便会为其擦身，偶尔是卓琳端水，偶尔是邓公端水。

邓公一家在江西的生活很是艰苦，但至少过得安稳，卓琳与邓公两人也有在认真生活。

1972年邓公的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飞飞被安排进入大学学习，这令邓公和卓琳很是开心。

1976年，在这个特殊时期，邓公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这也成了邓公与卓琳分开的契机。

卓琳因为眼病的关系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这是二人唯一分开的一次，彼时的邓公便写信给汪东兴，希望自己能够见到子女，并且和家人团聚。

毛主席看到后，随即便批准了邓公的请求，允许其回到家中。

1977年，邓公恢复其职位，并在此后的二十年领导中国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邓公的孩子们也是开始在自己的领域上大放异彩。

大女儿邓林因为对美术感兴趣，便积极旁听中央美术学院的课程，后来还分配到了中国画院工作。

邓朴方的病症也是好转许多，并且在这样的契机下，邓朴方决定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做些贡献。

在邓公的支持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

邓楠将自己所有的重心放在为中国科技谋发展的路上。

邓榕与邓公的感情最是深切，经常随邓公出访国外，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回国后便一直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奋斗。

晚年的邓公生活在一个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大家庭当中，他最是喜欢与孩子在一起，邓公还曾幽默地讲道：“以后若是有评奖的话，我希望我能够获得世界上最好爷爷的奖项。”

1993年1月3日，邓公看着自己的孙儿为其口述了一封信：“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剩下的便看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多学些本事为祖国作贡献。”

1997年2月19日，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一生鲜少写书信的邓公，将其所有的书信都写给了孩子，其中有对孩子的思念与关心，同时也有对孩子未来的期盼。

向邓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