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及新时代价值)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改革实践40年的巨大成功，验证了中国改革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实践，要求改革理论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因而总结40年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运用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4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决定的周期性出台。从党的每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间隔来看，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并因此引发了先后四次改革浪潮和相应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分析中共中央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就会发现，每个决定发布间隔的时间分别为9年、10年、10年，呈现出改革深化每9-10年一次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或称为中国改革周期。

第二，改革周期促成经济增长周期。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性波动：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的谷底上升到1984年的峰值再回到1990年的谷底；第二个周期是从1990年的谷底上升到1992年的峰值再回到1999年的谷底；第三个周期是1999年的谷底上升到2007年的顶峰，然后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经济的持续调整和下行。分析三个经济增长周期经历的时间发现，每个周期大约都是9-10年，符合经济周期的一般变动规律。[1]如果把9-10年的改革周期与9-1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对比会发现，我国的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存在高度耦合关系。这体现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一次次的改革深化，就不会有40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三，经济增长周期孕育改革周期。从中共中央每一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节点来看，每一轮改革的启动基本都是发生在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如1981年经济增长从1978年的11.7%降到了5.2%的低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肯定了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村改革全面启动，1983年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就出台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向城市推广，形成全国性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当改革启动时，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1984年达到了15.2%的本周期高点。经过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新体制的红利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跌入1990年3.8%的谷底。面对经济发展的困难，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酝酿形成了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年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了14.2%的本周期高点。同样经过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周期规律的叠加影响下行至1999年7.6%的本周期谷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2001年我国加入WTO，开启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征程，催生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形成新一轮的发展周期，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2年经济增长率出现破8，2013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可见，改革都是被倒逼出来的。

第四，改革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二者互为因果。从改革的目的来看，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2]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2017)。因此，改革必须置于发展的框架中，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经济增长跌入低谷时，改革就开始酝酿形成，并启动一轮改革浪潮；而每一轮改革的启动都会带来5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但当改革不能有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进入调整期，从而孕育新一轮的改革。

二、我国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的理论解释

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是变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而改革属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范畴，这就意味着改革并不是随意的、任意的主观行动，而必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规律的客观运动。也就是说，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变化规律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运动规律，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当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关系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生产力则成为最活跃的因素。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生产关系则具有阶段的稳定性。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直遵循着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向前演进。就社会经济制度而言，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革命。就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而言，虽然其基本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具体的生产关系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阶段性的变革，大致可以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三种不同的周期性变化。就长周期而言，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变革。就中周期而言，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关系将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两个不同阶段的变革。就短周期而言，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现为经济体制机制的阶段性变化。

依据以上生产关系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我们就可以对40年来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做出如下两点结论。

第一，改革40年来，我国改革经历了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中周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实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三个短周期分别为1984-1993年的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时期、1993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2003年以参与经济全球化为新特征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改革出现中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在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虽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没有变，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由此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显然，以往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理念、经济体系和发展动能都将不适应、不支撑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按照新时代的新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新经济体系、新增长动能的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强国目标。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3]由此可见，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变时，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就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体制机制。这是改革随着发展阶段转化而变化的一般运动规律。

我国改革出现三个短周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只有“摸着石头”在不断试错中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才能形成科学的改革理论。这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变化特征。例如，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就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创新，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直至上升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对改革认识的阶段性，决定了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进而决定了改革的周期性变化。二是改革目标的阶段性，相应改革的政策措施也就具有了阶段性，这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解放和促进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即当改革启动时，新的经济体制迅速解放生产力，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当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出来后，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受到改革不到位的制约，从而经济增长放缓，又呼唤新一轮的改革，形成生产力波动发展决定的改革周期性变化。

第二，不论改革的变化呈现为中周期还是短周期，改革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各因素中，人是最活跃、起能动作用的因素，因而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改革既然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么就会带来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受益者就会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推进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持续深化改革，动力强劲，主要是因为不仅找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使我们在“不断试错”中找到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向，而且还正确地解决了“谁”来“摸石头”的关键问题，这首先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汇聚成强大的改革动力。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源头就是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的自觉改革行动，这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一个标志。所以，毛泽东同志（1991）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4]

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还必须与党的正确领导相统一，才能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例如，小岗村村民的自发改革，只有在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认为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及1983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情况下，才以燎原之势在全国掀起农村改革大潮。对此，毛泽东同志（1999）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邓小平同志（1994）明确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所以，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5]

三、我国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的新时代价值

改革的周期性规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所在，突出表现在：

第一，经济面临下行调整期，恰是深化改革最佳窗口期。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好改的和容易改的基本都改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另一方面这一轮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还要将经济体制改革置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等整体系统改革中加以推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协同、协调，从而产生整体效应，因而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越来越高。二是改革与经济转型叠加，形成体制和经济的“双转型”，这就要求一方面改革不能沿着原来促进高速增长的发展思想和框架向前推进，而是要遵循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框架设计有助于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这就使改革不再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而是要创新性地全面改革，构建新体系新机制；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要为体制转型创造必要的空间和条件，比如经济转型形成的新经济体系和新增长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就可以强有力地推进改革的深化，但目前新增长动力不足却形成了对改革深化的制约。三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多发易发，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开端的美国对我国发展的遏制，以及出现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势头等，都使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依据现阶段发展、稳定的具体要求安排相应的改革，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从而对改革的优先次序作出科学的安排；另一方面要依据现阶段发展、稳定的具体承受能力安排相应的改革，既不能不顾承受能力盲目加快改革，也不能惧怕困难使改革裹足不前，从而对改革的力度大小作出科学选择。

纵观中国40年的改革史，每一次改革的启动都是发生在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挑战之后。今天中国经济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跨过去，中国就将成为现代化国家；跨不过去，中国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据世界银行统计，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的2008年，世界上共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13个经济体都是区域和人口小国，并大都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和保护。由此可想，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何等的艰难？但是，历史和经验反复证明，面临的困难越大，挑战越大，改革就越容易达成共识，改革的大潮就将汹涌而来。这是因为，改革是各种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就会使有的人在改革中受益，有的人的利益则可能受损，因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推进改革，都主动参与改革。可是，当我国经济运行达到不改革就无法发展，不发展就会使各种矛盾凸显甚至激化的时候，改革就容易在各个群体间达成共识，就容易深化改革，并取得巨大的改革红利。

第二，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新周期。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并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2016年平均增速达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快速增长，2012-2016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同期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就业持续稳定增长，2013-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但是，经济运行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加快改革。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最主要原因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动能逐渐失速，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处在快速成长期，据国家发改委的测算，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拉动GDP增长仅有约1.4个百分点，如果完成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2015年翻番的发展目标，我国就可以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轨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二是到2020年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必须加快改革。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现在到2020年仅剩下2年多一点，时间紧、任务重，改革必须只争朝夕、时不我待。三是推进经济转型必须加快改革。经济转型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加快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形成经济转型的强大内生驱动，经济转型才能最终取得成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广东团讨论时所说的：“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6]

第三，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改革周期性变化。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人民的改革主体地位。一是改革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马克思恩格斯（2012）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来看，改革要做到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下，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既可以用手投票，也可以用脚投票。当广大人民群众对某项改革举措支持和欢迎时，就会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改革的奋斗者、推动者和拥护者，例如我国在深化改革中要求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得到了广大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积极响应，增强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相反就可能成为旁观者，甚至抱怨者。二是改革要时刻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动力源必须是内生的，这样才能源源不断、长久不衰。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讲，这个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人民群众对利益的关心和追求。因此，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改革成为人民群众自身的事业、自觉的行动。三是改革的成果必须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会如邓小平同志（1993）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凡是收入差距过大的经济体，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既然改革是为了人民，要依靠人民和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那就决定了，一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主体是人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7]二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是人民是否满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升综合国力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和更可持续，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8]

今天我们断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40年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17年的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7年的13400多元；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7年3046万人，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2017年达到了 366262亿元，基本与美国持平。也正因为此，改革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经济参与，成为推进改革周期性变化的强大动力。

第四，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推动改革全面深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从而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改革的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这就需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来看，加强党的领导，一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的改革开放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理论，创新性的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就在于：既发挥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优势，又发挥了公有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既是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二是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实现强国目标，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不仅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同时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式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设计、统筹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实施“放管服”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配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要全面清理政府审批事项、积极构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形成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在国家正确领导下通过自觉革命有效推进，这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

加强党的领导之所以能够与人民的改革主体地位有机统一，主要因为：一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决定了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1991）所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从而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二是由党的决策机制决定的。由于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1991）。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这一群众路线提高到，“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9]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在制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时，广泛倾听人民的呼声，以人民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切身利益为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落实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时，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成改革的共识，从而把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