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贡(唐代土贡制度,农副手工金属制品应有尽有，彰显唐朝繁华景象)

唐代是我国古代古代发展的顶峰之一，河东地区作为帝国板块之一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唐高祖李渊于晋阳举义旗，一鼓作气而下长安，立李唐不世帝业，故河东道乃是唐王朝龙兴之地。

唐时河东道辖下常保持二府十九州，与太行山东部河北道的邪、洛、磁诸州以及黄河南岸的河南道陕州之间或有连接省废。而由雁北、晋中、晋南和晋东南上党地区组成河东道的主体架构，则保证了河东道行政区划的大体稳定，这又得益于“晋地”得天独厚的“山川形便”。河东道中北部属于半农半牧区，在唐朝历史上长期是防备北方游牧势力的战略要地。

河东道内部山地夹峙间的汾河平原、晋中谷地地肥水美，物产丰饶，是家给人足的富足区域，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平顺稳健；南部河中府、绛、晋、虢、泽、猫等州（分别为今天的蒲州、新绛、临汾、河南灵宝、晋城、长治是唐两京所倚重的最后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

这些地方长期发挥着山东糟粮的中转站职能以及连结河北防备河朔三镇的战略职能，可见河东道在唐朝有着独特的经济、军事地位。故而探讨整个河东道的经济发展对反映唐王朝的兴对涨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贡是中古社会“家天下”国家理念之下的特色制度，地方诸侯、州县将富有地区特色的农工业产品作为贡物进献给天子、皇室，以供应其日常用度乃至挥霍享乐。土贡制度自来有之，源始于夏，历周、秦、汉、晋、南北朝而不辍，至唐臻于完备。传世古籍对唐代土贡制度的记载详于玄宗在位时期，本文即从唐代前中期的土贡制度框架入手梳理唐代河东道的土贡。

唐代土贡（亦称每年常贡，按上引《通典》史料首句云“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故而土贡亦称每年常贡）征收的全国各州府的常贡物产应当具备量“至薄”和物“易贡”两大特性，贡品是官府通过收购取得的，额外需求则需折算以免贡户租赋。同时划定了每年常贡的范围，“异物滋味，口马鹰犬”一类珍异赏玩之物，并不在每年常贡之列，若有取用之需，则须诏敕访求。

而从贡品种类来看，珍滋异味、金银宝器、竹材木料、续罗绸缎、药石补品、猛禽瑞兽、齿革香料等等诸般物事无不毕集。从贡品用途来看，则涵盖了皇室日常的衣食住行乃至郊祀赏赉等方面。土贡是唐前期皇室消费的来源，是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一部分，因之常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

唐中央ZF对土贡的法令规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无法依靠之前的财政体系筹集足够的财、物资源以平定叛乱。在国家财政政策上不得不打破维持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旧有形态，转而变更财政制度。

加之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各道多置节帅，藩镇林立的局面导致中央威权零落。藩镇和贪官污吏从中截取中饱，土贡从制度到实物都发生了前后相异的变化。唐中期以后，王朝下行的并发症导致制度法令的停滞和败坏。

管理者之家取之于民的方式逐渐不成体统，土贡淫灭，转化为散发着巧取豪夺意味的宣索与进奉。唐代官员大规模的进献风气始自玄宗开元时期。唐中后期面对藩镇割据对国家王命抗拒处于唐有效控制之下的河东道继续沿袭甚或配合中央的成规或者变革。。

土贡详细介绍

一、农副采集品

农本社会的口味贡不同于其他贡品，人工干预的能力有限，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地形、气温、降水都是影响某地口味贡的关键因素。比起天宝物华的淮南、江南、山南、剑南、岭南等道，偏居高原山地中的河东道在口味贡中确实显得单一、粗放，河东道口味贡仅合于以上全国性口味贡分类中的四类，可谓“贡中羞淫”。河东道有潞、代、腸、慈、石、風六州贡蜜，占河东十九州近三分之一。

蜂蜜来源不外两种：一种是人工养殖，另一种是野外采集。《唐六典》载猫州贡花蜜，在《新唐书》的记载中璐州则改贡石蜜，織州的开元贡蜂蜜和长庆贡蜂蜜恰巧分属两种蜂蜜种类。《本草纲目》对蜂蜜的记载是：“（时珍曰）石蜜生诸山石中，色白如膏者良。则是蜜取山石者为胜矣。…

（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小酸，食之心烦。（颂曰）食蜜亦有两种，一在山林木上做房，一在人家做窠栏收养之，蜜皆浓厚味美。”依陶弘景所言，猫、嵐二州之石蜜与代州之崖蜜乃同是野外釆集的野蜂蜜。“石蜜……色白如膏者良”，良蜜色白而曰白蜜，则说明慈州所贡之白蜜也当是石蜜，因进贡之物必然选优取精。猫州所贡花蜜，陽、石二州所贡之蜜则是人工养殖的蜜蜂所酿。

军仲勉先生曾考证过石蜜一物，因“《太平御览》言交趾甘柘大者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故推断“石蜜即冰糖”。《唐会要》记载的史料可与此互证，谓：“西蕃胡国出石蜜，我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伦国取其法，令扬州煎鹿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总结雁北五州的土贡，可以发现这几个州的贡物存在高度重合，那就是集中于动物皮毛产品之类的衍生品。如雕翔、豹尾、熊皮（熊鞟）、磨香这几类贡品，几乎州州皆出。麝香是唐时的名贵香药，河东道从北到南（雁北之歲、忻、代州，晋中之隰、石州，晋南之虢州，共州）均贡有此物。

二、手工制品

唐代在货币流通领域通贯整朝采用钱帛兼行制，钱帛之间主次地位消长有常。除去铜钱再发行铸造方面改弦更张和民间不法私铸造成的不便和混乱之外，绢帛本身的特点使得它自身具备了大规模流通的“通货”职能。

我国古代蚕桑养殖与绳帛纺织在气候适宜的地区是家家户户的副业，唐时每年都可以完成巨大的生产量，随处可见可得。例如侍宠误国，竭天下以自肥的外戚杨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钢馈福凑，积縑至三千万匹”。曾经被玄宗誉为“天下之富”的王元宝，曾对玄宗自夸豪富：“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

娼帛本身即具有使用价值，可穿着，可装饰，满足日用之余，还可用作交换。因此锡帛的货币作用被广泛认可之后，它在脱离农村的城镇商业市场中，也能发挥等价物的作用。玄宗开元九年（的一道制书云：“绫罗锡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三、生活日用品

日常生活用品是展示特定时代百姓生活面貌的窗口。土贡之物作为皇室消费的材料来源，在手工艺品方面必然具备优、精、巧、新的特点，因此这些进献的日常生活用品尤其能够体现出生产地的手工业生产水平。

唐代河东道进贡的生活日用品大概可以归为几类：床榻铺用龙须席、杂用之物马鞍漆匣、灯烛之物錯烛和蜜蜡、扇子有扇、竹扇、麦、莲扇、绫绢、扇、香扇、文具有墨、瓦、现。

四、冶金制品

从《通典》中可以收集到唐代各道州进贡的金属制品：金银器（绵）银器（宣桂）、铜器（扬越润宣桂）、青铜镜（并扬桂）、铁镜（并）、铁器（舒）、文铁刀（齡忠涪）、刀（伊邢）、剪刀（邵）、铅器（贵）钢铁（利）、金箱。

河东道进贡的钢镜、钢铁、铁器和铜镜依赖于本地发达的金属冶炼和加工工艺，而这一产业的发展壮大则依托于丰富的铁矿蕴藏。唐代河东道冶铁之县可谓星罗棋布，遍地幵花。与铁相类，河东道的铜冶同样发达。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载：“天下炉九十九：锋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桃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河东绛、蔚二州钱炉四十座，即占去全国总炉数的四成。只是铸钱国事，官办经营，不载于贡赋而已。

唐时河东道的金属冶炼业发达程度逊色于淮南、山南和江南道，却优于关内、岭南、河南、河北和剑南诸道，在全国居于中上水平。事实上，史籍中大量的非常贡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唐时河东道金属冶炼业高度发达的水平。

详检《新唐书》卷三九《地理三》中对河东道的记载，就会发现唐时河东道岳阳、翼城、昌宁、温泉、孟、交城、绵上、玄池、秀荣、五台、阳城等县均有铁冶，产铁区域横亘太行、吕梁及五台山区。《唐六典》记载的太原府贡物中包括钢铁，可见时人已经能够将硬脆的生铁改铸为相对柔初的钢材（即龄、忠、涪等州所进文铁刀之原材料—文铁）。

诗圣杜甫就曾将“并州快剪刀”入诗，其诗《戏题画山水图歌》中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取吴松半江水—句。于年发掘出的唐河中府蒲州建造的黄河浮桥更是一项宏大的铁铸工程，史载：

“河中府河东郡，赤，本蒲州河西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幵元十二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铁牛体重经实测，每只重达—吨。能够铸造如此巨大的铁牛，可以肯定河东地区的钢铁冶炼铸造工艺必定相当发达。

唐代河东道土贡物产的深入分析，折射出了当时当地人文、自然层面诸多剪影，也能够部分呈现河东道的治理军事地位。对纺织品的分析说明了河东道手工纺织业的独特之处。对口味贡的分析阐释了河东道偏居高原内陆，果品土产受到的先天性限制。

对药石矿物的分析揭示了当朝管理者和社会上层隐秘的信仰消费。对手工制品龙须席、漆匣的分析则证明了唐代前中期的我国处于气候上的温暖期。对太原府（并州）钢、铁制品的分析再现了河东道规模庞大水平先进的金属冶炼制造行业。

对泽、潞上党松墨的研究以及对雁北野生动物贡品的综合分析导出了河东道自然环境的再认识。由蜜、蜡二贡品展开的对制蜡、酿蜜行业的考据，证明了人工养蜂在唐代河东道的普及程度。

以土贡进献物产看，晋中太原府的铁、铜冶富有特色，发展水平高；河中蒲、绛等。地有制扇、漆匣等小规模手工业；泽潞上党几乎唯墨与党参；

在丝帛为国之大用的唐代，木道以麻为原料的赀布纺织业脱离主流融通领域，财利微薄；遍布本道南北的药石矿物开采和野物猎捕又非生产水平的体现。

可以说，土贡所见之河东道，境内四大区域各具特色，相互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河东道主要的手工行业集中在晋中太原府和晋南蒲、绛二州，晋东南上党地区稍次，雁北则农牧交错，手工业乏善可陈，此即谓唐代河东道经济发展的特点。